叙利亚需要的是自救
- 来源:小康
- 关键字:叙利亚
- 发布时间:2012-03-15 15:44
随着局势的持续动荡，叙利亚已逐渐成为阿拉伯巨变的暴风眼，而人们对叙利亚局势的关注和分析也从最开始的经济困局和党派之争逐渐转移至各个大国在叙利亚棋局中的博弈。然而，当人们不厌其烦地分析叙利亚危机背后的大国角力，如火如荼地预测叙利亚政局的前景时，有多少人想过在这个可预见的前景之后叙利亚又将何去何从。无论叙利亚乱局最后是以“利比亚模式”还是“也门模式”或是最有可能的“阿富汗化”所告终，叙利亚真的就能恢复平静吗？内战和国际上的干预又能带给叙利亚什么？埃及政党更迭后的混乱会不会在叙利亚重新上演？
当叙利亚的形势随着各方势力的介入而跌宕起伏时，我仍然认为经济因素是引起这次叙利亚危机最初的导火索，并且将会成为叙利亚危机过后阻碍其和平稳定发展的最大障碍。
自1986的经济危机以来，叙利亚开始了至今已长达26年的经济转型。虽然经济自由化随着转型的深入在叙利亚经济的各个部门得到了推广，但是26年间的两轮经济改革无一具有战略性的改革方针和长远规划，叙利亚的根本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在转型期间也从未得到深层次的革新。
从1958年至今的短短54年中，叙利亚经济经历了从市场经济到计划经济再回到市场经济的转换。这样的经济转型之路并不是执政者在深思熟虑后所做的战略性设计，经济调控的手段也不具有一贯性和连续性。事实上，相比于说叙利亚的经济转型是出于国家根本经济需求的考虑，经济危机的威胁和国内压力的驱使可能是叙利亚仓促转型更为直接的推动因素。这使得叙利亚经济转型的进程经常因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和外部租金的涌入而受到忽略甚至停滞，而只有当国家经济遇到严重危机和严重的经济财政问题暴露后才重新被进一步推进。
痛失戈兰高地，与以色列的长期对抗，以及始终处于全球化边缘的地位，使叙利亚成为了一个没有安全感而极度需要意识形态和中央集权来支撑其政权合法性的国家。而人口数量与权利的倒挂又使得阿拉维派在执政中小心地平衡着国内的各种力量和各方利益，谨慎地经营着自己的政权。这一切都让叙利亚的国家利益变得复杂，并大大削减了其进行经济改革的决心及改革措施执行的力度和效率。
自从叙利亚经济转型以来，私有化一直在经济改革的日程上，但却始终没有被赋予实际的行动，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经济角度考虑，从公有部门收的税款可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巴沙尔政府上台后，试图通过制定法律来扩大税收及合理税收减免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然而由于监管机制的欠缺以及新法案的执行力度无法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仍然极大地依赖公有部门缴纳的税款，这就极大程度地阻碍了私有化的进程。
其次，保留公有部门也是为了保护一些党内高官和官僚的既得利益。由于私有化不可避免地会把国家的一部分资源从军队和机关转移到私有部门，政府官僚通常把私有化和私人投资视为对自己利益的威胁。
再次，宗派之争不可忽略。在叙利亚，阿拉维派虽掌控着国家的政治大权，但逊尼派在经济上的参与度却高于阿拉维派，并且对私有部门有很大的控制权。因此，为了满足两边的利益，执政者只能采取谨慎的经济自由化措施，减弱改革的力度，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叙利亚进行有效的经济转型。
除了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的问题外，国内的腐败也是叙利亚经济发展的另一大障碍。叙利亚高官、商人之间的贿赂、腐败、寻租现象遍布各种经济活动和所有重要行业的商业行为中。一些人可能会疑惑为什么哈菲兹·阿萨德明知道经济的发展亟须健康的商业环境，却仍然容忍这些腐败和滥用职权的行为。其实稍作观察就会发现，彻底清理这些寄生在政权内的行为事实上意味着挑战自己政权的核心。因此，对贪污腐败行为的宽容成了换得官员忠诚，保证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的条件。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巴沙尔在上台第一年时说他将与国内的腐败现象作坚决斗争，但仍无果而终的原因。
再说对外政策。老阿萨德自70年代上台后便从未真正关心过叙利亚的经济发展。相反，在他看来叙利亚的当务之急永远是外交。而对于叙利亚，在所有外交关系中最重要的显然是与其长期对抗的以色列和以色列的西方同盟。
在苏联解体之后，虽然叙利亚国内无论是执政者还是对经济改革并不感冒的政府官僚都清楚地意识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更大地融入到国际贸易中，然而老阿萨德因为与以色列长期纠结于和平进程，始终对叙利亚的经济发展抱以有限的兴趣。在他看来，寻求基于归还戈兰高地的公正的和平显然比经济发展更为重要。
如果我们站在叙利亚的角度，把国内经济改革和与以色列的斗争分别放在天平的两边，老阿萨德的这种政策优先性选择就变得不言自明了。天平一边的国内经济改革所面临的压力相对非常小，改革的必要只有当石油价格下跌和海外资金流入锐减时才凸显出来。而在天平的另一端，叙利亚所面临的以色列的威胁是致命的。因为戈兰高地所拥有的水资源及其作为叙利亚天然屏障的地理位置，叙利亚无论是出于安全考虑还是象征意义的考虑都不会将其拱手让给以色列。当这样一个有着强大军事力量并有着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霸权作为后盾的敌人矗立在叙利亚边境时，阿萨德无需任何其他理由来确定自己国家的首要任务。因此，即使叙以间这种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微妙关系使得叙利亚逐渐被世界孤立，并因而无法为叙利亚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叙利亚政府仍然愿意为可能实现的全面和平而承担一切经济损失。
在巴沙尔·阿萨德即位后，叙利亚与以色列的关系并没有改进，而是更加恶化了。在拉宾遇刺后，叙利亚与以色列实现全面和平的前景变得尤为黯淡。而另一方面，巴沙尔即位后叙利亚与美国的关系也变得越发紧张。这一部分是由于叙利亚没有成功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定，另一方面也由于叙利亚与伊拉克的频繁交往。尤其是9·11事件后，美国甚至把叙利亚列上了“邪恶轴心国”名单。
叙利亚与以色列和美国关系的恶化对叙利亚经济的打击是极其严重的。没有中东和西方的政治经济支持，有时甚至受到严厉的制裁，使得叙利亚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过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机会，也从没有真正参与过全球化而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叙利亚危机的起因是经济困局、强人政治下的民意失衡，以及被这两者激发的阿拉维派和逊尼派之间的隔阂的加深。而如果26年的经济转型仍然无法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叙利亚的经济实力；受过良好西方教育，有强烈意愿和责任感进行社会改良的小阿萨德仍然被视为暴君；什叶派、逊尼派的教派冲突，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和土库曼人的民族矛盾在叙利亚至今仍然无法调和，那么在叙利亚社会中一定埋藏着更深层次的矛盾。这便是叙利亚发展落后，经济转型失败背后错综复杂的因素。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牵涉到国内和国际环境的方方面面，远不是一届新政府的诞生、一个新法令的出台就可以催生的。当反对派号召内战的狂热退去，当国际社会令人眼花缭乱的博弈手段淡出人们的视线，叙利亚国内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宗教问题必将重新暴露出来，甚至当仅有的经济成果也被动乱摧残殆尽时，这些问题会变得更加尖锐。到那时，谁还会在乎叙利亚，谁又能拯救叙利亚？
（作者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言文学系中东问题研究者）
文|官逸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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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叙利亚的形势随着各方势力的介入而跌宕起伏时，我仍然认为经济因素是引起这次叙利亚危机最初的导火索，并且将会成为叙利亚危机过后阻碍其和平稳定发展的最大障碍。
自1986的经济危机以来，叙利亚开始了至今已长达26年的经济转型。虽然经济自由化随着转型的深入在叙利亚经济的各个部门得到了推广，但是26年间的两轮经济改革无一具有战略性的改革方针和长远规划，叙利亚的根本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在转型期间也从未得到深层次的革新。
从1958年至今的短短54年中，叙利亚经济经历了从市场经济到计划经济再回到市场经济的转换。这样的经济转型之路并不是执政者在深思熟虑后所做的战略性设计，经济调控的手段也不具有一贯性和连续性。事实上，相比于说叙利亚的经济转型是出于国家根本经济需求的考虑，经济危机的威胁和国内压力的驱使可能是叙利亚仓促转型更为直接的推动因素。这使得叙利亚经济转型的进程经常因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和外部租金的涌入而受到忽略甚至停滞，而只有当国家经济遇到严重危机和严重的经济财政问题暴露后才重新被进一步推进。
痛失戈兰高地，与以色列的长期对抗，以及始终处于全球化边缘的地位，使叙利亚成为了一个没有安全感而极度需要意识形态和中央集权来支撑其政权合法性的国家。而人口数量与权利的倒挂又使得阿拉维派在执政中小心地平衡着国内的各种力量和各方利益，谨慎地经营着自己的政权。这一切都让叙利亚的国家利益变得复杂，并大大削减了其进行经济改革的决心及改革措施执行的力度和效率。
自从叙利亚经济转型以来，私有化一直在经济改革的日程上，但却始终没有被赋予实际的行动，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经济角度考虑，从公有部门收的税款可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巴沙尔政府上台后，试图通过制定法律来扩大税收及合理税收减免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然而由于监管机制的欠缺以及新法案的执行力度无法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仍然极大地依赖公有部门缴纳的税款，这就极大程度地阻碍了私有化的进程。
其次，保留公有部门也是为了保护一些党内高官和官僚的既得利益。由于私有化不可避免地会把国家的一部分资源从军队和机关转移到私有部门，政府官僚通常把私有化和私人投资视为对自己利益的威胁。
再次，宗派之争不可忽略。在叙利亚，阿拉维派虽掌控着国家的政治大权，但逊尼派在经济上的参与度却高于阿拉维派，并且对私有部门有很大的控制权。因此，为了满足两边的利益，执政者只能采取谨慎的经济自由化措施，减弱改革的力度，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叙利亚进行有效的经济转型。
除了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的问题外，国内的腐败也是叙利亚经济发展的另一大障碍。叙利亚高官、商人之间的贿赂、腐败、寻租现象遍布各种经济活动和所有重要行业的商业行为中。一些人可能会疑惑为什么哈菲兹·阿萨德明知道经济的发展亟须健康的商业环境，却仍然容忍这些腐败和滥用职权的行为。其实稍作观察就会发现，彻底清理这些寄生在政权内的行为事实上意味着挑战自己政权的核心。因此，对贪污腐败行为的宽容成了换得官员忠诚，保证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的条件。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巴沙尔在上台第一年时说他将与国内的腐败现象作坚决斗争，但仍无果而终的原因。
再说对外政策。老阿萨德自70年代上台后便从未真正关心过叙利亚的经济发展。相反，在他看来叙利亚的当务之急永远是外交。而对于叙利亚，在所有外交关系中最重要的显然是与其长期对抗的以色列和以色列的西方同盟。
在苏联解体之后，虽然叙利亚国内无论是执政者还是对经济改革并不感冒的政府官僚都清楚地意识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更大地融入到国际贸易中，然而老阿萨德因为与以色列长期纠结于和平进程，始终对叙利亚的经济发展抱以有限的兴趣。在他看来，寻求基于归还戈兰高地的公正的和平显然比经济发展更为重要。
如果我们站在叙利亚的角度，把国内经济改革和与以色列的斗争分别放在天平的两边，老阿萨德的这种政策优先性选择就变得不言自明了。天平一边的国内经济改革所面临的压力相对非常小，改革的必要只有当石油价格下跌和海外资金流入锐减时才凸显出来。而在天平的另一端，叙利亚所面临的以色列的威胁是致命的。因为戈兰高地所拥有的水资源及其作为叙利亚天然屏障的地理位置，叙利亚无论是出于安全考虑还是象征意义的考虑都不会将其拱手让给以色列。当这样一个有着强大军事力量并有着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霸权作为后盾的敌人矗立在叙利亚边境时，阿萨德无需任何其他理由来确定自己国家的首要任务。因此，即使叙以间这种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微妙关系使得叙利亚逐渐被世界孤立，并因而无法为叙利亚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叙利亚政府仍然愿意为可能实现的全面和平而承担一切经济损失。
在巴沙尔·阿萨德即位后，叙利亚与以色列的关系并没有改进，而是更加恶化了。在拉宾遇刺后，叙利亚与以色列实现全面和平的前景变得尤为黯淡。而另一方面，巴沙尔即位后叙利亚与美国的关系也变得越发紧张。这一部分是由于叙利亚没有成功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定，另一方面也由于叙利亚与伊拉克的频繁交往。尤其是9·11事件后，美国甚至把叙利亚列上了“邪恶轴心国”名单。
叙利亚与以色列和美国关系的恶化对叙利亚经济的打击是极其严重的。没有中东和西方的政治经济支持，有时甚至受到严厉的制裁，使得叙利亚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过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机会，也从没有真正参与过全球化而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叙利亚危机的起因是经济困局、强人政治下的民意失衡，以及被这两者激发的阿拉维派和逊尼派之间的隔阂的加深。而如果26年的经济转型仍然无法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叙利亚的经济实力；受过良好西方教育，有强烈意愿和责任感进行社会改良的小阿萨德仍然被视为暴君；什叶派、逊尼派的教派冲突，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和土库曼人的民族矛盾在叙利亚至今仍然无法调和，那么在叙利亚社会中一定埋藏着更深层次的矛盾。这便是叙利亚发展落后，经济转型失败背后错综复杂的因素。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牵涉到国内和国际环境的方方面面，远不是一届新政府的诞生、一个新法令的出台就可以催生的。当反对派号召内战的狂热退去，当国际社会令人眼花缭乱的博弈手段淡出人们的视线，叙利亚国内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宗教问题必将重新暴露出来，甚至当仅有的经济成果也被动乱摧残殆尽时，这些问题会变得更加尖锐。到那时，谁还会在乎叙利亚，谁又能拯救叙利亚？
（作者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言文学系中东问题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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