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服装：“新工艺”排放更“毒”废水

　　“纺织业每年产生近25亿吨废水和其他污染物，不管是从化学需氧量还是从氨氮等主要污染物来看，纺织业都是当下中国最大的污染源之一。”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日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4月9日，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5家国内环保组织在京发布了《绿色选择纺织品牌供应链污染》调研报告，指出一批大型品牌服装零售商的在华供应链存在严重环境违规，部分企业存在私设暗管、污水直排、不正常使用污水处理设施等现象，对中国水环境造成污染。

　　报告发布方就调研数据于2012年3月22日、26日、29日三次向包括李维斯、阿迪达斯、CK、阿玛尼、雅戈尔在内的48家品牌企业就供应链环境违规问题发出询问，截至4月中旬， 16家企业给予回复。

　　新工艺涌现，污染处理尚跟不上

　　近几年来，纺织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和占全国废水排放的比例呈直线上升趋势。作为品牌服装供应链的上游，纺织业面临的污染局面有着结构性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印染、染整等领域。上述调研报告指出，目前，染整废水排放量占整个纺织业废水排放总量的80％。浙江、江苏、山东、广东和福建5省排放染整废水总量约占全国染整废水总量的90%。

　　“近年来更突出的矛盾是新工艺、新原料、新染料的不断开发和应用，使得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水污染物变得越来越复杂，处理难度不断增加。”作为调研报告执笔人，马军对纺织业新工艺导致的污染深有感触：“如近年来流行的碱减量和海岛丝工艺，废水中COD(表示水质污染度的重要指标，值越小说明污染程度越轻)含量高达几万毫克／升。这些新的助剂在技术处理上非常复杂，目前还没有研发出特别有效的针对性污染处理技术。印染废水处理后，污泥处置也是尚未解决的全国性问题。”

　　目前，江浙印染企业集中地区的印染废水COD排放浓度由原来的不足1000毫克/升增加到2000毫克/升。涤纶产量在当下中国的纤维生产中产量最大，碱减量工艺则已成为涤纶生产中的重要环节，而碱减量工艺产生的对苯二甲酸不论采用生化或物化方法都难以处理，这就是浙江、江苏碱减量工艺集中地区相关环境指数不能稳定达标的主因之一。

　　未达到COD规定排放标准就直接排放的废水，其中的有机成分分解后会耗光水中氧气，造成鱼虾成批死亡，严重破坏水体、底泥及其生态系统。

　　事实上，印染业迅速发展带来的污水处理难题早在2004年左右就曾经得到舆论关注。当时国家环境主管部门曾有这样的评论：加入世贸组织后纺织染整是利好行业，近几年均以二位数增长（有的超过30%），废水和各种污染物排放量也同比增长。由于印染过于集中，加上达标率不稳定，实际排污总量与环境容量尚有一定差距。几年来，淘汰陈旧落后、能耗高、性能差的生产设备，研发高新技术一直被认为是解决环境问题的药方。

　　“然而，纺织业的污染处理技术，并没有随着新工艺得到改进，这并不是因为缺乏技术研发，而是因为新技术开发出来却没有人去用。”马军指出，污染处理跟不上，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或资金问题，首先是因为企业缺乏治理污染的动力。

　　一年列支120万元，预设为环境罚款

　　尽管政府对纺织业的环保要求日益严格，地方环保部门却难以确保工厂企业真的执行这些国家标准。执法力度弱、环境诉讼难，导致违法成本偏低；水资源价格人为压低，造成企业没有高效、循环用水的动力。

　　“纺织业废水排放量大，即使达标排放，也会给环境造成压力，更何况实际操作中许多纺织企业根本不能做到稳定达标排放。”环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李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从2006年开始发布“中国水污染地图数据库”，在该数据库中，截至2012年2月20日，纺织企业有违规超标记录的已超过6000家，包括：私设暗管、未经处理直排污染物、不正常使用污水处理设施、超标超总量排放污染物、擅自动用被查封的生产设施、因环境问题突出被挂牌督办等。

　　“建立在‘中国水污染地图数据库’基础上，本次调研用时半年，首先通过海量搜索，进而分析财务报告以及上市企业的上市报告，对许多品牌服装的供应链进行了排摸，弄清楚了每个环节到底是谁给谁供货，确立了纺织品供应商和品牌服饰之间的关系。”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晶晶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一批超标违规的纺织企业位于大型国际、国内品牌服装的供应链上游，完全游离在品牌服装企业环境管理范围之外。

　　福田实业集团下属的东莞福安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是世界最大的纺织业供应商之一。这家企业和Gap、Tommy Hilfiger、Reebok、耐克等知名品牌长期保持密切合作。“这样一家在业内声誉卓著的上市公司，其环境违法行为就令人费解”。 马军说，该厂曾在2006年私设两条管道偷排，“一条管径达25厘米的铁制暗管，通过两个隐蔽的阀门控制，每天直接将偷排2万多吨未处理达标的印染废水。当时，在该公司位于东莞、深圳界河茅洲河的排污口，暗红色污水在江面划出明显的污染带。这家公司因此被追缴了21.7万元的罚款。但对于这样一家年产值几十亿的企业，如此数目的罚款能起到的作用实在有限。”

　　马军说，调研中还出现过极端的案例，某企业估算月罚款不会超过10万元，在年度预算中干脆列支120万元，预设为环境罚款。“企业的态度是，罚就罚呗，一些大型纺织企业一天的废水处理成本可能超过十万元，违法成本严重低于守法成本。”

　　并非简单给出“黑名单”

　　尽管一些名牌服装的供应商出现诸多环境违规问题，但大多品牌成衣公司并不把监管供应链上游视作自己的责任。

　　在调研中，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发现ZARA的部分疑似供应商存在环境违规问题，包括被当地群众投诉，部分生产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以及因清理废水池事故导致人员伤亡等。在调研组发出关于其在华疑似供应商环境违规的提示信后，来自ZARA的回复写道：“很遗憾我们不能回答来自学校、大学和专业人士等个体对于我们业务模式问题的回应。”

　　“ZARA的这些疑似供应商存在的问题是现实，而ZARA作为全球最大的时装零售公司之一，在其官网公开说‘真诚地与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建立联系；持续地与前面提到的利益相关方和社会组织进行对话，整体业务活动要透明性’，我们认为ZARA有违其公开承诺。”马军说。

　　与ZARA不同，耐克、H&M、李维斯、阿迪达斯等品牌企业在接到环保组织的提示信后分别表示已开始深度调研供应商违规情况，考虑建立供应商检索体系。

　　耐克在回复中表示：“耐克公司将要求在华供应链伙伴自己关注自己的环境行为，在需要的情况下，还要求其公布整改计划。”

　　阿迪达斯在回复中表示：“如果供应商违反法律，包括环境和污染控制法规，我们要求供应商采取纠正措施。如果违法行为不能得到整改，我们会写警告信进行跟进，该情况（在最坏情况下）可能会导致终止业务关系。”

　　李力表示，本次调研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列出一份纺织企业排污“黑名单”，而是希望品牌服装企业利用公开信息，主动地、有效地识别供应链违规问题，建立定期检索机制，推动其供应商作出整改及完善信息披露。

　　“当环境管理沿着供应链条层层递进至原材料生产环节，品牌企业将有可能真正实现对纺织产品生命周期的污染控制。由此激发的连锁反应，将为中国的污染控制提供强大动力。”李力说。

　　《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 |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