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皓晖：倾心“文明之根”

　　写完《大秦帝国》，一头花白头发的孙皓晖留给人的印象是历史小说家、热播电视剧的编剧。事实上，在更长的治学生涯中，他一直是一位学者，多年倾心于中国文明肇始之际的上下三千年。

　　2012年初，三卷本《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出版。这是一本着眼于自三皇五帝至秦帝国一统的文明史。在孙皓晖的笔下，这浩荡的三千年正是孕育中国文明的原生阶段。在书中，孙皓晖将这段历史的演进归结为七次文明的跨越，及至最后在秦帝国时代使中国古典文明登顶巅峰。

　　振兴中国文明需要追根溯源，而“根”就在这三千年中。孙皓晖说，没有文明的自信也就没有民族的自信，而自信正是来自对“文明之根”的重新理解。

　　“源头思想都是我们的财富”

　　孙皓晖出生在陕西三原县，那里正是古老的郑国渠的所在。有关于郑国渠以及数千年前的久远记忆，曾相伴着孙皓晖一起成长。若干年后，发生在这一广袤地带的历史与文明，成了孙皓晖研究的领域。

　　1992年，经年积淀的孙皓晖开始构思写作秦帝国的历史。此后的近五年时间内，他就此写成了一部长达136集的电视文学剧本，即近年上映的长篇历史电视连续剧《大秦帝国》。

　　同时，孙皓晖应邀将剧本改成小说出版，引发追捧。

　　三卷本的《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几乎延续了同样的套路。一开始，这仍是孙皓晖为一部历史纪录片写的脚本，只是与文学作品相比立论已经有了明显不同。在见诸报端的书评文字间，这套书被称为《大秦帝国》的理论版。

　　于孙皓晖而言，这是系统展示其多年学术研究成果的机会。

　　《瞭望东方周刊》：什么是原生文明？

　　孙皓晖：在我之前有人提出过“原生文明”，但意义局限在“土生土长的东西”，并没有赋予它一个明确的概念。而我试图从理论上解释，原生文明就是一个民族的文明经过成长、沉淀、升华到成熟，能够传承下去的一种长久的文明。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书中说，要“明确我们的文明根基”。我们的文明根基是什么？

　　孙皓晖：作为对中国原生文明的深入透视，仅仅有《大秦帝国》是不够的。中国文明史对历史事件的记载、研究、考证最详细，但我们对中国文明状态的总体解析和分段研究基本上没有。

　　当前，我国文明正处于转折期，社会上出现各种文化思潮。我们应该站在文明史的高度去思考中国文明。

　　秦前三千年的历史文明可以牵扯出中国文明的所有脉络。秦帝国是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秦及其之前的源头思想都是我们的财富，我们应该利用好每一笔财富。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书中讲到，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的两千年，中国文明就呈现颓势。你的主要理由是什么？

　　孙皓晖：夏、商大体上是邦联制时代，周进入了联邦制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各诸侯之间的联系不断紧密。春秋时王权开始衰落，诸侯们开始不断改革、创新、竞争，最后认识到板块分裂不利于我们的生存。到了战国中期，天下一统的趋势逐渐清晰。

　　秦的统一正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结果。秦统一了中国的疆域，也统一了中国的文明。汉高祖对秦各方面的制度进行了继承和发扬，但这种状况持续到汉武帝时开始发生变化，汉武帝在社会制度上继承秦制，而在统治思想上则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汉武帝至鸦片战争，虽然科技方面有些成就，但这两千年的中国文明基本处于停滞阶段。因为在这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政治制度沿袭秦朝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越来越趋向于僵化。

　　客观、公正看待儒家思想

　　数年前，全套《大秦帝国》出版，规模达到空前的六部11卷，超过500万字。其中，第一部《黑色裂变》已拍成电视剧播出，叙述主题是商鞅变法。

　　这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法治文明的起点。只是，秦人的开拓没能维系太久就迎来了秦二世灭亡，继之而起的是统治中国思想史的儒家学说。孙皓晖对儒术独尊的批评有些激烈，他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最大的荒唐。而这一观点经由电视剧传播后，让他招致诸多非议。

　　在三卷本的《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中，孙皓晖依然试图拨开中国文明源头的迷雾，再次论证重现文化多元的重要意义。只是，他被论者戴上了“扬法抑儒”的帽子。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会有这种批评？

　　孙皓晖：我并不承认是在“扬法抑儒”，我只是客观呈现历史原貌。在原生文明时代，法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而儒家思想并不被看好，秦的大一统也是得益于法家思想。所以当我把这种客观事实呈现出来的时候，有人会对我有误解。

　　《瞭望东方周刊》：怎么认识一些人主张尊孔的现象？

　　孙皓晖：当前社会思潮多样化，儒学热也兴盛起来。由于受两千多年儒家思想统治的影响，大家本能的向儒家思想附会，比如一些学校让学生们背“四书五经”而不是诸子百家的经典著作等等，有再一次把儒学推到“独尊”位置的倾向。

　　我的观点是，儒家思想有很多精华，但也不能全盘接收它或再次让它“独尊”。儒家不是中国文明唯一的思想体系代表，而是我们百家思想之一。不能独尊也并不是说它就要被彻底否定或废除。所有原始思想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应以宽容的心来接纳，把中国多种文化思想体系融合，实现文明的多样化。

　　也有人认为，从汉朝开始，历代统治者都大力推崇儒家思想是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这种说法我也是不同意的。对儒家思想应该客观、公正的看待，把它向有益的方向引导。

　　近现代历史上，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彻底排斥儒家思想。五四时期倡导“打到孔家店”，这种彻底否定儒家思想的做法太偏激。儒家思想虽然保守，有它的局限性和不足，但也有很多精华值得继承和发扬。“文革”时期“打倒孔家店”也是一种极端做法。

　　中国的独特表现是文化信仰

　　在孙皓晖的治学生涯中，他原本长时间倾注于法学领域。转向对中国文明史的研究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情。

　　孙皓晖对当年曾经占据一定市场的黄色文明落后论、中国文化酱缸论不以为然，在他眼里那是一种文明上的自我矮化。孙皓晖说，这正是促成他转而研究中国文明的原因所在。

　　“中国文明的强大和不朽，在雄厚的原生时代。”孙皓晖坦言，他希望能通过揭示中国原生文明在前三千年历史实践中的强大生命力，进而明确中国文明的根基、确立国家的文明话语权。在他眼里，这是实现民族复兴与文明跨越的必备历史条件。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认识当今时代的知识分子？

　　孙皓晖：当前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中有一个特点就是精神分裂，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崇洋媚外”，他们崇尚西方的自由民主，认为西方的所有思想都是好的，全盘西化。其次，他们在对待中国文明遗产的时候，又主张儒家独尊。

　　民主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共同追求，中国也追求民主。但是，民主需要的是相互协商和彼此退让，如果主张“独尊”，又怎么能够建立起民主呢？

　　在英国，莎士比亚只是代表一种文化而不是代表一种思想，而中国孔子的儒学成了我们两千多年“独尊”的文明，这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种理论趋势。

　　学习西方，需要学习的是西方的方法论，而我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一直没有完成方法论的革新。比如，五四时期很多学者外在打扮等方面学习西方，出门西装革履，可是回到家里奉行的仍然是儒家思想的家庭伦理观。

　　《瞭望东方周刊》：有种观点认为，当今一些人缺少信仰。你这样认为吗？

　　孙皓晖：我不这么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以统一的宗教作为信仰的标志，那么中国的确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中国人的信仰有它的独特性，它和西方国家相比是一种不同形态的信仰，其独特表现就是文化信仰。

　　比如，中国从远古时代开始，一直推崇对神的信仰。同时，中国所有的神又都是“天”的标志，天道即人心，这涵盖了中国人一切的文明规范，是世界上最高的道德价值。

　　《望东方周刊》记者周范才、特约撰稿邹艳 |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