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做不到的，我们先走一步——专访广东副省长陈云贤

　　陈云贤：

　　1973年3月参加工作，北京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96年，任广东发展银行副行长、党组成员，广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2000年，任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2010年，任佛山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2011年7月29日，出任广东省副省长，分管金融。

　　构想设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瞭望东方周刊》：在“珠三角金改”、广东金融发展规划中，都把“国际金融”放在首位，请问这一政策设计的依据是什么？规划中，有哪些措施？

　　陈云贤：世界金融面临着百年未有的变局，我们中国，包括广东在内，应该在有效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更多参与国际经济金融事务，这其中很有效的途径就是抢抓机遇、先行先试，有效开展各种人民币离岸业务。一方面，人民币全球需求在加速，另一方面，借此设立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以此来缓冲可兑换的压力，并借机占有市场、完善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应该是一种好的选择。

　　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把人民币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在推进经常项目可兑换的同时，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并在逐步探讨人民币汇率形成和利率改革的过程中，我们的银行、企业、政府至少有四大方面业务可以去探讨和拓展。

　　比如说，发行境外人民币企业债券，人民币汇兑币种的发展（比如刚刚公布的人民币和日元的自由兑换），比如在境外汇丰银行不仅人民币可以跟美元、英镑、欧元、加拿大元、新加坡元，甚至还可以跟墨西哥的比索相互兑换。第三方面，开展人民币也可以有其他的离岸品种，当然包括投融资相关业务，也包括了理财相关业务，甚至还包括人民币股权投资在海外的相关业务。但是我们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最重要的是要思考第四条，建立人民币业务在岸结算中心。

　　《瞭望东方周刊》：规划中的前海、横琴、南沙，会如何具体承接广东的“国际金融”构想？

　　陈云贤：讲到深圳前海、珠海横琴，作为特区中的特区，假设一切顺利，就是人民币离岸业务在岸结算中心模式的推动和发展。我们讲货币互换的原则下，参与人民币的各类离岸活动，甚至也可以在岸参与各类人民币离岸活动，甚至还可以设立人民币离岸货币的基金，参与金砖各国，共同设立开发银行，甚至还可以用大量储备或用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之一，像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一样，设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更多地从经济金融上参与亚洲事务和国际事务，从而全面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

　　前海每平方公里生产总值要超100亿

　　《瞭望东方周刊》：产业金融、科技金融以及产融对接，是广东金融、“金改”布局中的重中之重，在支持产业发展、科技发展的金融市场构建方面，我们有哪些思考？

　　陈云贤：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发展出现两个趋势，一是再工业化，形成美国和欧盟不断努力的方向。第二个趋势是，这种再工业化不是原来工业经济的重复，而是用科技驱动来促进再工业化，同时在产业、科技背后又更多表现为金融支持，从而使金融、科技、产业融合创新。

　　广东金融资产去年底到了12.5万亿元，但88%是银行、7%是证券、5%是保险。如何借助资本市场来做大做强我们的金融业，我这里不妨讲几个具体的路径，比如企业上市，深圳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其他各市也在争先恐后。

　　一个企业上市，少则募资3亿~5亿元，多则募资10亿~20亿元，自己本土企业募资远远胜过招商引资的某个项目。现在深圳、广州、佛山等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但我们在这里要重点介绍中山和梅州。中山经济总量不算太大，但现在上市企业达到10多家；梅州的经济总量才700多个亿，上市公司也达到8家，并且有32家后备企业在排队。

　　第二是关注私募基金（PE）和风险投资基金(VC)。北方的天津滨海新区，拿出特殊政策吸引全国的PE、VC集聚在那边。如果现在佛山千灯湖金融高新区将PE、VC聚集过去，从而形成北有天津、南有佛山的局面，这将极大服务于广东的实体经济。

　　《瞭望东方周刊》：广东面临产业转型升级问题，由此引出怎样的金融现实，需要怎样去应对？

　　陈云贤：广东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大部分是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后设立的，到现在刚好二十年左右，所以现在存在转型升级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路径是粗放式到集约式、从劳动密集型到资金技术密集型。那么如何借助资本市场做强做大，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路径是在现有的众多企业中兼并重组收购发展。你看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都是盯着某些认为可以被兼并、被收购、被重组的企业来壮大发展的。所以我们说，不管实体企业还是金融企业，如何借助于兼并收购重组发展，是现阶段资本市场促进企业做大做强的一个路径。

　　再比如说区域集合债券，整个国家就三个省份做试点，其中一个是广东，首先在佛山得以施行。如果我们能够有效推动开展区域集合债券，不仅金融机构的业务领域扩大，更重要的是帮助众多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

　　对于多层次的OTC市场，现在我们在全力扶持推动深圳、广州的柜台交易市场，还有商品期货。

　　相对而言，广州的金融总量大，但原来亮点和平台不够突出，也就是这半年时间，一鼓作气，包括现在金融交易博览会的形成、广州民间融资一条街的形成、OTC市场的形成、国际金融城的规划推进，等等，广州从金融数量大转向了不断有亮点平台出现的区域金融中心城市。

　　现在广州也在全力推动商品期货交易市场的发展，我们认为这也是一个路径。当然我们也要求深圳，与证券市场相配套的，有没有金融期货交易市场推进发展的空间？如果有，我们也可以在这方面努力争取发展。

　　还有，深圳前海拿出15平方公里，其中5平方公里专门做金融的集聚区，定位的目标是每平方公里的生产总值要超过100亿元，这就是说，在世界的金融集聚区中，除了伦敦每平方公里超过100个亿之外，还没有第二家。深圳前海要把这个目标进行有效推进，与香港的资本市场能够有效对接，包括刚刚讲到的OTC市场、金融期货市场。此外，70%的黄金交易在广东，80%的钻石交易也在广东，探讨发展这些市场也未尝不可。

　　和京、津、沪错位发展

　　《瞭望东方周刊》：“珠三角”，或者说广东，当前所面临的金融现实是什么？打算如何破局推动“金改”？

　　陈云贤：广东金融的现状，金融界的朋友一般会说正在经历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一哄而起，第二个阶段清理整顿，现在应该到了科学、可持续发展的阶段，也是从金融大省向金融强省转变的阶段。

　　那么，广东的金融怎么发展，如何跟上海、北京、天津错位，这就要发挥我们自身的优势。毗邻港、澳是我们独特的优势，实体经济强也是我们独特的优势。另外，实体经济一定要结合科技和金融驱动，粤东粤西粤北大量的区域农村金融也是一个很薄弱的环节。基于这些现实，我们提出国际金融、科技金融、产业金融、农村金融、民生金融，这是我们由金融大省向金融强省转化的五个主要方向。

　　《瞭望东方周刊》：广东下一步推动“珠三角金改”，将在哪些具体工作上形成抓手？

　　陈云贤：此次珠三角的金融改革创新试点内容全面，可以说温州能够做到的，我们也能够做到，温州可能一时还不能做到的，我们认为我们也可能先走一步。

　　我们的举措既包括政府层面，也包括机构层面、企业层面。从政府层面，我们思考，比如说在原有金融框架和基础上，如何加快推进海洋金融、航运金融、消费金融、贸易金融等等；在规范发展民间融资的同时，如何更多借助于金融改革机遇有效规范并配置地方金融机构，比如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融资担保，甚至包括了PE和VC，甚至也包括金融仲裁跟其他一系列的地方金融机构多层次发展。

　　我们在配置和发展地方资本市场的过程中，还可以发展各种债券品种，或者与香港资本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对接互动。我们在搞金融产品、金融服务创新的同时，能不能同时拓宽相关创新品种的渠道，包括拓宽保险服务市场领域。如何借助于征信体系建设，有效促进金融监管体系完善和提升。

　　再从企业的层次说，我们考虑过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的发展问题，人民币业务的问题，新型金融组织的建设问题，多元化的金融资产管理机构建设问题，个人境外直接投资、金融机构产品业务方式创新与突破的问题，以及设立各类创投母基金的问题。

　　这里还包括了金融试验区的全面推动，南沙、前海、横琴、金融高新区跟其他相关城市的发展，包括了如何来完善地方金融体制、包括金融风险的防范化解等等。我们从“一行三局”以及地方金融监管的角度，也在思考这个事。我们能不能建设人民币离岸结算平台或者人民币离岸业务在岸结算体系，能不能更多地推进多币种电子钱包的建设，人民币跨境双向贷款的发展，信托理财、资产管理、股权投资等等。

　　金融风险是第一话题

　　《瞭望东方周刊》：在金融创新方面，你有什么样的思考？

　　陈云贤：谈到金融创新，重点要谈的是一个区域内政府如何与金融企业对接开展金融创新。比如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双转移”工作，我们的金融机构能不能共同设立“双转移”种子基金，也就是双转移“母基金”来有效推动工作，在“双转移”的园区当中能不能借助于土地资本、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资本“三资融合”来促进“双转移”园区的健全发展。

　　比如说扶贫开发，我们能够用担保再担保、保险再保险来开展各项工作，这应该是我们保险行业或者地方金融机构探索的一条路径。再比如说社会事业，湛江模式借助于商业保险，参与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完全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探讨路径来推动发展。还比如说责任险，财险、车险、责任险各有三分之一天下，如果综合责任险能够有效确立并全面推进，我们的保险市场也能越做越大。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金融改革创新可能形成的金融风险有怎样的预判？在这方面，广东又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或工作规划？

　　陈云贤：说具体一点，包括现在担保归谁管、典当归谁管、小额贷款公司归谁管、PE和VC归谁管，还找不到“一行三局”这样的监管主体。我说这个是要强化一个概念，不管是政府还是金融企业，一定要非常清晰地看到，中国的金融体制包括在广东实施过程中，它是一个在变革发展中逐步完善的阶段和过程。我估计，我在职这几年可能不会出现大的金融风险，但是有潜在的金融风险，需要高度重视，现在就要开始抓预防风险。

　　比如混业经营，现在大的银行的中间业务、表外业务收益超过35%，一般银行也在15%左右。那么这里就提出了一个内在风险控制问题。比如中期票据，假如我们发行100亿、150亿中期票据，一旦到期真正出现支付危机，你怎么办？

　　再比如说外债，隐形的外债规模也包括银行的远期信用证、海外代付、协议付款等等，如果没有有效的控制，这种表外业务、中间业务，就有可能在所谓的混业经营、抢抓利益过程中，形成了银行系统潜在的比较根本的金融风险。

　　再说现在还没有纳入“一行三会”监管的金融业务，如担保、典当、PE、VC、小额贷款公司，以及民间资金地下钱庄等等，这些管理怎么规范。一方面我们肯定要发展，但另一方面监管制度措施如何体现，这方面如果跟不上，也是一个潜在的风险。

　　还要说的是，金融机构违规经营、金融犯罪与金融队伍建设欠缺，也会带来一部分金融风险。当然从政府的角度讲，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比如城市信用社遗留的问题、农村信用社遗留的问题、1998年处理亚洲金融危机某些金融机构遗留的问题等，我们都要在既定时间内，有效地解决。金融工作，安全、流动、效益三者中，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风险是第一话题。

　　《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启广、康正、王智亮|广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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