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给社会一点清凉

　　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上午，胡适和高梦旦一起去沧州旅馆看望赵元任夫妇，出来时已十二点多了，高梦旦邀胡适去消夏别墅吃饭谈天。不知怎样话题一转，谈起了胡适的婚事。高说，据他所知，许多旧人都恭维胡适不背弃旧婚约，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他所以敬重胡适，这也是一个条件。

　　胡适自然知道，这是因为他的夫人江冬秀没有文化，又是小脚，他留美前与之订婚，回来后仍按约结婚不曾嫌弃。此时距胡适结婚不过四年，留美博士娶小脚太太还是人们常常提起的话题。

　　“真是意外的便宜”

　　听了高梦旦的话，胡适反问：

　　“这一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

　　“这是一件大牺牲。”高说。

　　胡适听了说：“我平生做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最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

　　高问何以最讨便宜，胡适说道：

　　“当初我并不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里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赞许，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而竟得这种意外的过分报酬，岂不是最占便宜的事吗？若此事可算牺牲，谁不肯牺牲？”

　　事见胡适当天的日记。

　　“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是胡适无意中说的一句话，不管这话在这儿有没有勉强的成分，就胡适一生来说，尤其是就他初回国的那些年的为人行事来说，这句话可说是他的一个人生准则。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是很不容易的。

　　行吾心之所安，最重要的是践行自己的人生理念与社会理念。

　　“我不能做实际的政治活动”

　　文人对社会尽其责，说也是一种做。至于这个说起了多大作用，不可一概而论。有时说就说了，并没起什么作用，有时说了还真的起作用。以起不起作用做评判的标准，非是尽责者的担当。敢说和不敢说，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认为，胡适只是谈论政治，而没有实际从事政治的能力。

　　所以造成这样的印象，或许与胡适本人的一些说法不无关系。比如一九一七年留美回国后，胡适曾说过“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话。实际上，胡适的一生，几乎没有停止“谈政治”。他主编的《努力周报》，和几个朋友办的《独立评论》，都是时政刊物，他在上面发表的文章，也大都是谈政治的。

　　胡适确实说过他“不能做实际政治活动”的话。梁实秋在《怀念胡适先生》文中曾说过这样一件事。某一时期，有些人想推举胡适领导一个政治运动，他谦逊不遑地说：“我不能做实际的政治活动。我告诉你，我从小是生长于妇人之手。”梁文中接下来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生长于妇人之手，是否暗示养成“妇人之仁”的态度？是否指自己胆小，或是心慈手软？当时看他的态度十分严肃，大家没有好追问下去。

　　这里的“实际政治活动”，不是指对时局的建言，而是指从事政治运动，可以理解为他没有这个兴趣。他是要保持自己独立不羁的身份，不愿纠缠进实际政治的是非中去。

　　国家或社会，每遇大事，胡适都会发表自己对时局与事件的看法。一九二0年八月一日，与几位朋友一起发表的《争自由的宣言》，能说明胡适的这种精神。胡适领衔，签名者还有蒋梦麟、陶履恭、王徵、张祖慰、李大钊、高一涵共七人。开篇便说：

　　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自辛亥革命直到现在，已经有九个年头。这九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便是政局变迁，这党把那党赶掉，然全国不自由的痛苦仍同从前一样。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发动，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我们现在认定，有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是人民和社会生存的命脉，故把他提出，让我全国同胞起来力争。(转引自《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册第410~411页)

　　宣言中特别重申，下列四种自由，不得在宪法外更设立限定的法律：①言论自由；②出版自由；③集会结社自由；④书信秘密自由。另外还提出，应即实行《人身保护法》，保障人民身体的自由，行政机关和警察机关不经法庭审判，不得擅自拘留或惩罚每一个公民；组织选举监督团，杜绝选举中的舞弊现象。

　　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敢于公开提出这样的政治主张，应当说是有勇气的。

　　“言论必须对国家社会负责任”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时事新报》上有位新猛先生发表了一篇《胡适之与王正廷》，攻击《努力周报》第二十七期上胡适所写的社论，说胡适不该替王正廷辩护。文中引用“未吃得羊肉，反惹一身膻气”，说“王正廷是什么一种人，胡君还要和他说话，恐怕人家未必因此而相信王正廷，却更因此而怀疑胡适之了”。

　　胡适在第二十九期《努力周报》的《这一周》专栏撰文给以反驳，义正词严地说：“我若因为怕人怀疑而不敢说话，那就不成胡适之了。我在山东当面对山东朋友说的话，在北京当面对山东代表说的话，和我在《努力周报》第二十七期上说的话是一样的。” “凡是替某人某派说公道话的，一定是得了某人某派的好处的，或是想吃羊肉的。老实说罢，这是小人的心理，这是可以亡国的心理！”

　　无论是对国事，还是对朋友的事，胡适的立场是鲜明的，态度是严肃的，有时言辞也是尖锐的，但他的持论很少有激烈的、褊狭的看法。胡适始终认为，一个文化人的言论，必须是符合法理的，必须是对国家对社会负责的，必须是对人民有积极的引导作用的。多年后，和丁在君等朋友一起办《独立评论》时，他写过一篇《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其中说：

　　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应该在立说之前先想像一切可能的结果，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笔之于书，成为“无所苟”的政论。

　　一九二九年胡适在人权论战中写的几篇文章，对国民党的批评是相当尖锐的。曾不客气地指出，“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蒋介石先生，应当“入塾读书”，从头学习民主政治。

　　说到这里，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凸显出来了。那就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究竟是左派，还是右派？多少年来，我们的脑子里，早就形成了胡适是新文化运动右翼的铁定看法。如果能对这一段历史多增加些了解。这种看法至少到了该怀疑的时候了。这里提供一个看法供参考。周质平在《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一书中说：

　　如果以左派与右派来代表激进与保守，胡适在文化上，毫无疑问地是代表左派。他反孔，非孝，批评传统的贞操观念，主张无后，妇女解放，全心全意地输入西方文化，提倡怀疑的精神，批评的风气。在在都显示出他是一个革命党，一个激进派；可是一谈到政治，胡适的立场往往由左偏右，一变而成了持重温和。

　　以文学来说，胡适主张在“自然的演进”上，加上人为的“一鞭”，使演进加速，成为革命；在政治上，胡适就没有这么果决的加上“一鞭”了，而是主张在现有的基础上，做一点一滴的改良。在文学上，胡适要以白话来彻底的取代文言；在政治上，无论政府多么腐败，他从不曾说过要推翻某个政权，而由另一个政权取代之。

　　他可以在群情最激愤的时候，不为所动；在民气最高涨的时候，泼上冷水。在政治上，胡适走的绝不是“群众路线”，相反的，他的主张往往是反群众的。(《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第288~289页)

　　周质平对胡适的整体评价是：几十年来，胡适对中国近代政治最大的作用，不在他的“好政府主义”，也不在他的“知难，行亦不易”，而是在他的一点清凉作用。

　　胡适给陈独秀的长信

　　胡适在写信。给陈独秀写信。

　　时间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间，为的是晨报报馆被烧的事。

　　一九二五年十月，徐志摩接手《晨报副刊》。先是《社会周刊》发表了陈启修的《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分吗》，接着《晨报副刊》发表了张奚若的《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正式引发了“苏俄仇友”的大辩论。其中张奚若的观点最为激烈。在下一篇文章《苏俄何以是我们的敌人》中，张氏坦言：“我在这篇文章中不但要说苏俄是我们的敌人，并且还要说他是比帝国主义者更厉害的敌人。”

　　其时国民党正在采取“联俄”的方针。这年十一月底，在国民党人组织领导之下，北京发生了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示威活动达到高潮，约五万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大游行。部分游行群众，激于义愤，捣毁并焚烧了宣武门大街的晨报馆。

　　事后的一天，陈独秀和胡适在一起谈起来，胡适说了自己的意见，陈独秀反问：

　　“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

　　几天后，胡适给陈独秀写了封长信。先说：五六天以来，你的这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我忍不住要对你说几句话。接下来写道：

　　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诧怪的态度。

　　《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

　　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55页)

　　为了能打动陈独秀的心，胡适还举了当年的一个例子：

　　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陈独秀和胡适的不同，有各自性格的不同，有社会处境的不同，更大的怕还是教育背景的不同。不同的教育背景，就会有不同的思想训练，也就会有不同的人生理念，不同的社会理念。这之中，最重要的，该是不同的思想训练。这一点，在他们最初的交往中，就显示出来了。

　　一九一七年二月一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刊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时，胡适尚在美国。四月九日收到杂志后，胡适给陈独秀写了封信，其中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接信后陈即复信，信中说：“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也。”

　　摘自《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

　　韩石山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2年5月版

　　文|韩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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