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馆效用发挥的难题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科技馆,毒奶粉,皮鞋果冻
  • 发布时间:2012-07-20 13:47

  科技馆冷热

  编者按

  科普,太需要春天了。

  没有生机勃勃的“科普的春天”,就不太可能有持久腾飞的“科学的春天”。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颁布的第十个年头。《瞭望东方周刊》希望用这样一组报道来提示社会:我们的社会需要不断推动科学技术普及,需要持续提升国民的基本科学素养。

  在过去的10年里,特别是近5年来,普通中国人对于科学的需求也许是前所未有的。从日本福岛核事故引发的“抢盐事件”,到“毒奶粉”、“毒胶囊”、“皮鞋果冻”种种公共事件,不仅人们迫切得到科学的应对之道,而且对于这些事件的认识和理解,也足以影响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未来。

  一系列的事件都提出警示,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还需要有大幅度提高。而从历次公民科学素质的调查结果也可以看到,中国公民的科学素质得到了较大提高,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距离。

  在追求现代文明的社会里,一个具备基本科学素养、被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观念武装的人,才可能拥有理性的科学态度,才可能客观清醒地认识世界乃至科学本身,也才可能抵制各种愚昧和迷信,有效地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履行公民应有的角色。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公民最欠缺的恐怕还是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

  一个没有科学素养的民族,是根本不可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如何自觉地弘扬科学精神?如何有效地传播科学知识?如何广泛地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和全社会的创新意识?在这些大问题和上述大背景之下,科普被赋予了诸多特殊的意义和无形的使命---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繁荣强盛,更关系到民族的真正复兴。

  《瞭望东方周刊》选取最近10年来得到“跨越式”发展的科技馆作为标本。它也是10年来中国投入最多的科普领域。正如人们所见,科技馆已成为不少地方的地标。在从未有过的繁华之下,依托科技馆的科普工作是否得到更大的推动?它所显露出的体制性困境能否有解决之道?

  科普与这个转轨国家的许多领域一样,太需要一种认识上的重新整理,包括从以提供方为主的事业到以服务对象为主的产业的变化。资深研究者认为,事业、产业“并举”乃是解决当下科普问题的一个关键。在这个层面上讲,更为开放、容纳更多参与者的政策设计在所难免。

  毫无疑问,过去10年是中国科技馆“跨越式发展”的10年。

  建筑面积13.75万平方米的广东科学中心、10.28万平方米的中国科技馆新馆、10.07万平方米的上海科技馆,已分别跃居世界规模最大科技馆的第一、第三、第四名。

  中国科技馆“全国科技馆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课题组的统计分析说,自2000年中国科协发布《科学技术馆建设标准》到2010年底,中国“达标科技馆”由11个增加到86个,10年间增加75个。

  这个课题组的负责人、中国科技馆科研规划部主任朱幼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十五”期间,各地先后有将近30多座新建、改建或改造后的“达标科技馆”对公众开放;“十一五”期间,有40多座科技馆建成开放;2011年,各地又有湖南省科技馆、吉林省科技馆等十多座高规格科技馆竣工,全国“达标科技馆”总数接近100座。

  中国的科技馆事业,虽然起步比发达国家晚了约50年,却只用了10年就一跃成为“世界科技馆大国”。

  新建科技馆的确展示着城市的崭新面貌和“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雄心。今天科技馆已成为许多城市的地标。巨大、震撼、壮观??这是媒体对于一座座新科技馆的描述。

  热潮之下,是全国新建科技馆每年超过15亿元人民币的运行经费需求。

  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任福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为了使科技馆正常运行并发挥社会效益,一方面需要政府加大经费投入,一方面应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营造全社会支持科技馆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

  问题也许不止于此。如何让科技馆的效用最大化发挥,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和紧迫。

  转折之后的“喜”与“忧”

  2000年以前,由于历史原因和对于科技馆的性质、功能存在模糊认识,各地建设了许多科普展教功能薄弱的科技馆。当时,全国以科技馆为名的场馆达到320多个,但其中以科普展教为主要功能的仅有11个,其他大部分场馆称为会堂、办公楼或许更为合适。

  2000年12月,中国科协召开首次全国科技馆建设工作会议,明确了科技馆的主要功能是科普展教,发布了中国科协系统的《科学技术馆建设标准》。这是中国科技馆事业发展中的一次重大转折。

  这一年,郑州科技馆、江苏科技馆、沈阳科技馆、正定科技馆、中国科技馆二期工程相继建设开放。这之后,“楼、堂、馆、所”型的科技馆建设势头开始被扭转,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强调科普展教功能的科技馆改造和兴建。

  “11年来,一部分原来不达标的经过改造、扩建或改建,加上这两年新建开放的科技馆,现在‘达标科技馆’将近100座。”朱幼文预计,到2015年,全国达标科技馆总数将达到130座至160座。

  根据国务院2006年发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的要求,到2010年各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至少拥有1座大中型科技馆,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大城市至少拥有1座科技类博物馆。

  截至目前,尚有9个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未能按《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的要求建成“达标科技馆”,其中陕西省和海南省的科技馆建设工程尚未立项。

  “科技馆建设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部分地区建设改造速度太慢,部分科技馆规模过小,还有大批‘未达标科技馆’有待改造、改建;二是部分地区场馆规模过大,部分不适宜建设科技馆的地区也建设了科技馆,致使其社会效益不能正常发挥。”朱幼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现在,除了约100座“达标科技馆”之外,全国各地还有250多座“未达标科技馆”。这些科技馆有的实际上是当地科技部门的办公楼、会堂,乃至招待所,还有一些县级科技馆只有一两间办公室和教室。

  有些大中城市有能力对科技馆进行建设改造,但还未见行动。陕西省科技馆建筑面积9700平方米,常设科普展厅面积为1400平方米,属于“未达标科技馆”。据说,该馆的改建工程至今尚未立项。

  2007年,建设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了国家《科学技术馆建设标准》。该《标准》规定,为实现科技馆的科普展教功能,常设展厅不宜小于3000平方米。而在现有的“达标科技馆”中仍有30多座科技馆常设展厅不足3000平方米,其中有11座科技馆小于1000平方米。“如此小的展厅,很难正常发挥科普展教功能。”朱幼文认为。

  “遥远”的科技馆

  据国家《科学技术馆建设标准》规定,市区人口数量不足50万的城市不宜建设科技馆。“有些地区把辖区农村人口也计算进来,造成科技馆建设规模过大,超出了当地的实际需要和经济承受能力,也造成社会效益低下和政府投资的浪费。在现在的发展阶段,是有些不太合理的。”作为参与过中国科协和国家两个《科学技术馆建设标准》起草工作的专家,朱幼文的观点是,国家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政策,明确提出市区人口不足50万的城市不宜建设科技馆。

  “日本最大的科技馆---日本科学未来馆在2001年建成开放,它的建筑面积刚过4万平方米。而在我国西部地区,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地级市却要建一个将近5万平方米的科技馆,显然超过了当地的经济资源和人口承受能力,除非初衷就没有想当科技馆来用。类似情况近年来不止一次地出现。”朱幼文解释说。

  河北省科技馆旧馆开放于1987年。2006年3月23日,紧邻河北省博物馆和河北省体育馆的科技馆新馆建成开放,投资1.5亿元,建筑面积1.27万平方米,展厅面积8400平方米。

  河北省科技馆宣传部王部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这个馆每年接待观众量近20万人次。石家庄市区人口为300万。

  目前,河北省科技馆正在远离石家庄城区的滹沱河北岸正定新区筹建近8万平方米的新馆。在正定县,还有一个展区面积为1万多平方米的“河北正定科技馆”。

  位于沈阳市浑河南岸浑南新区的辽宁省科技馆新馆正在建设,建筑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

  为满足巨大的场馆规模,大多数新建科技馆都选址较边远的城市新区。而按更为合理和有效发挥效用的原则来选址,科技馆更应建在城市中心、交通便利的公共文化区。

  广州科学中心建在番禺区的广州大学城,从市区到科技馆开车需两次经过收费站,公共交通也并不便捷,有些观众从科技馆出来连出租车也打不到。

  交通不便,会制约观众流量。相比建筑规模排在它之后的中国科技馆和上海科技馆年观众量超过300万人次的数字,这座建筑面积世界排名第一的科技馆,年观众量200万人次就显得不太匹配了。

  朱幼文认为:科技馆规模过大、过小或选址不太合理,都不利于发挥社会效益,还会造成国家投资效能不高的问题。

  形成反差的是,在一些地方,科技馆以景点形象出现,游客成了主要观众。

  科技馆不能缺什么

  2000年底11个“达标科技馆”共接待观众230万人次,2010年已升至2100万人次。“总体而言,中国科技馆的社会效益有了明显提升。”朱幼文在做出十分肯定的概括后也提出,这期间科技馆平均观众量和单位面积的观众量增长不到10%。

  后一个数字是需要关注的。换句话说,科技馆平均效益的增长还不十分明显,整体效益的提升主要还是靠科技馆数量与规模增长来拉动。

  即使是现有的约100座“达标科技馆”,也还存在着进一步提升科普展教能力与水平、发挥更大社会效益的巨大空间。

  朱幼文根据近年来的调研结果指出:我国科技馆在展览设计、教育活动和网络传播三方面,与发达国家先进科技馆存在很大差距。

  作为科技馆最引人注目的科普手段,2001年以来我国科技馆常设展览的规模和展品数量增长了近10倍,但展示内容雷同、创新乏力、单纯传播知识、缺乏科学思想内涵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长期以来,中国的科技馆大体还是在走模仿的路子:国内大型科技馆模仿国外发达国家的科技馆,中小型科技馆模仿国内大型科技馆,从展示内容到展品差别较小。

  中国科技馆新馆内容建设国际顾问、德国著名科技博物馆展览设计专家布雷德伯恩在批评一些欧美科技馆时曾说:“科学中心不能像麦当劳一样,每个地方都是同样的菜单、同样的方法、同样的展品。”“科学中心太拘泥于用展品说明本身的原理和知识,忽视了这些展品背后科技与社会的关系。”朱幼文认为,布雷德伯恩的这两句话也适用于中国的许多科技馆。

  他告诉本刊,在考察美国、加拿大的科技馆后发现,在展厅中向任何一个方向看去,都能看到工作人员或志愿者在与观众交流,或通过开展实验、表演等活动,帮助观众理解展览和展品。美国、加拿大的科技馆还开展了种类繁多、形式多样的其他科学教育活动。

  国内科技馆难以望其项背,部分科技馆认为:只要把展览、展品展出了,科技馆就完成了科普任务。在2011年对各地科技馆的调查中,超过50%的科技馆除了展览外没有自主开发其他科学教育活动。

  在中国科技馆2011年进行的全国科技馆调查中还发现:各地超过半数的科技馆没有建网站;而现有的科技馆网站,大多数局限于开放时间、交通方式、展览内容和教育活动的简介,未开辟科普栏目。

  而美国“探索馆”、芝加哥科学工业博物馆等著名科技馆,仅科普栏目就达数百个,科普类文章、图片、视频的页面达上万个,而且内容更新迅速。

  除上述缺失,恐怕影响科技馆效用发挥的缺失元素,还有志愿者的广泛参与以及科技馆与学校教学之间的紧密联系。

  据2011年数据,中国目前已有43万个志愿者组织,常年开展活动的志愿者已超过6000万人,其中注册的志愿者达2000多万人。志愿者服务已成为中国全民公益活动的亮点之一。

  如果以志愿者群体中具备较高科学和专业知识的志愿者为主体,形成专门服务于科技馆的志愿群体,包括院士级、大师级的科学家和各个领域的科技专家,也能常态化地现身于科技馆从事志愿活动,其效应或许远超过会堂式、街头式的临时性科普活动。

  这一点,在中国是有条件做到的。2011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知识分子共有1.19亿人。如果能够形成一个并不是靠硬性制度规定的社会公益美德口碑评价机制,让大专院校的教师、科研院所的专家,将“每年做一天科技馆志愿者”成为一种自觉选项,效果会是多重的。

  小学生、中学生乃至大学生,是科技馆最主要的“顾客”,他们代表着中国科学的未来。目前普遍的景象是,每逢假期科技馆会迎来学生潮,而其他时间则冷清不少。

  能不能把大中小学开设的相关科学课程,在科技馆设下常设课堂呢?一旦科技馆成为学校科技教育的“常设课堂”,衡量科技馆的“产出效应”就会有一项新的衡量指标。

  中国科协在2008年就提出:我国科技馆要从以往以数量和规模增长为特征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以提升科普展教能力与水平为特征的发展模式。

  如何弥补这些缺失的元素,很重要也很现实。

  单靠国家能否为科技馆埋单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馆建设标准》编制组的调查和测算,科技馆的年度运行费用,一般是其建设总费用的8%至10%。“按照‘达标科技馆’平均每座造价约1.7亿元计算,全国现有‘达标科技馆’的年度运行费用需要大约15亿元。”朱幼文说,

  现实情况是,目前全国科技馆中超过70%的场馆年度运行经费未能达到其建设费用的8%,近30%的科技馆年度运行经费不足其建设费用的5%。

  日常资金的缺口,让许多科技馆只能在困难中运行,开发短期展览和教育活动,缺钱;更新破旧的展品,也缺钱。

  按发达国家的经验,科技馆的运营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拨款、社会捐助、自营收入三大渠道。以美国为例,三者各占约三分之一。自营收入包括了门票收入和其他经营性收入。

  “国内科技馆门票收入在经营性收入中的比重超过90%。”朱幼文估计。他分析说,国内科技馆70%的经费需要国家财政拨款,其他约30%的资金来自门票收入。与国外相比,社会捐助几乎为零。

  在中国,科技馆作为公益性场馆,正在向减免门票方向发展。届时,科技馆的日常支出可能会更加依赖于政府财政。目前,部分地区政府一方面要求科技馆免费开放,另一方面并没有为科技馆新增必要的经费投入,日常运行资金的缺口可能拉大。

  “科技馆作为国家典型的公益性单位的性质不能变,基本运转经费应当稳定地得到政府支持。”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徐善衍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科技馆的日常支出主要用于展品维护、水电费用、人员工资,以及常设展览更新改造、开发新的短期展览和教育活动,其中人员工资占主要部分。另外,互动性展品损坏率和维修率较高,“根据国际经验,科技馆每年更新的展品应该占全部现有展品的5%至10%。”朱幼文说。

  他认为,科技馆不应该涉及太多商业性活动,现在最缺的是社会捐赠。其原因,一方面是国家现有鼓励社会力量和个人赞助公益性科普事业的政策还不完善;另一方面,我国还没有形成较好的社会捐赠氛围。

  河北正定科技馆作为目前国内最大的民营科技馆,在建馆过程中接受了不少捐助。比如,北京电影制片厂捐赠了捷克上世纪50年代生产的“35n/m中西尼风摄影机”,石家庄收藏家徐凤吉老人赠送了“35n/m先锋牌摄影机”和一批老式电话机,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董庭宽也赠送了包括铁陨石在内的一批矿石。虽然在展品上得到一些捐助,但正定科技馆在资金上还是严重匮乏。

  同样是民营科技馆的“广州南沙科学展览馆”,被称为华南最大的民营科技馆。它作为霍英东基金会响应国家“科教兴国”号召捐资建立的一个项目,近年来由于运营经费不足,在建成开放十年后的2010年3月停业。

  2003年5月和11月,科技部、财政部、国税总局、海关总署、新闻出版总署先后联合制定了《关于鼓励科普事业发展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和《科普税收优惠政策实施办法》,规定企事业单位捐赠、赞助科普事业,在财税方面将得到支持和优惠。

  在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中,提出了“鼓励捐赠,广辟社会资金投入渠道。进一步完善捐赠公益性科普事业个人所得税减免政策和相关实施办法,广泛吸纳境内外机构、个人的资金支持公民科学素质建设”。

  不过在实践中,上述优惠政策和意见还未得到切实的贯彻落实。

  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任福君认为,在《科普法》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中,还有类似的很多政策难以具体实施,需要对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修订,制定相关实施细则。

  《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吴铭|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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