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通过制度建设让贪官不能逃

　　--专访中央纪委监察综合室纪检员何平

　　贪官外逃问题，也是中国反腐败领域的焦点和难点问题。虽然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主犯赖昌星被遣返回国后受到了法律制裁，但这并不意味着贪官失去了国外的避风港

　　在中纪委工作了20余年的何平，见证了中国打击外逃贪官的每一幕。始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贪官外逃问题，也是中国反腐败领域的焦点和难点问题。

　　2012年5月18日，逃往加拿大十多年后被遣返回国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主犯赖昌星，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但这并不意味着贪官失去了国外的避风港。中央纪委监察综合室纪检员何平表示，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是欧美法系，而中国是大陆法系，这种法律上的不接轨，加之与诸多国家并没有引渡协议，因此对于贪官的追逃防逃工作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防逃，关口前移

　　《小康》：5月23日，防止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第三次联席会议召开。这个联席会议制度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何平：这是“机制的完善”，也被认为是防逃关口的前移。进一步健全防逃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是一项根本性的任务，主要包括从组织机构上，以完善国家层面的部际联席会议为基础，建立省级及以下地方的追逃防逃协调机制，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优势。部际联席会议的成员单位由中央纪委、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高院、高检、公安部等20多个部门组成，联席会议制度其实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是协调议事机构，主要通过会议协商的形式，统筹组织协调追逃防逃有关事项。去年在黑龙江、上海等十省（市）开展了省级追逃防逃协调机制的试点，现在还在探索发展阶段。

　　《小康》：这几年防逃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是不是因为贪官出逃现象越来越多？

　　何平：“防逃”是近几年才提出的，我们国家2005年正式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成为成员国以后，按照国际公约的要求，2007年成立了国家预防腐败局，对于防逃追逃工作，国际公约也有明确的要求。

　　之前我们也在防逃追逃，但侧重点是把贪官抓回来，通过各种途径遣返回国。因为各方面的原因，预防官员外逃还不能大张旗鼓地说，这是政治上的考虑。

　　另外，我们身份证管理和护照管理还没有跟上。防逃与身份证、户籍、出国护照管理、财产申报都有关系。

　　《小康》：那您认为，防逃工作，最根本的是要怎么做？

　　何平：最根本的还是国家经济强大，政治清明。

　　政治上，要建设规则和制度，让贪官不敢逃，不能逃，不想逃。不想逃就是要做政治教育，让他们意识到逃出去可耻，而且折腾半天还是要回来。

　　关键是不能逃，这一套制度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起码在中国要有一个过程。如果一个人的所有信息我们都能掌握，事情就会变得好处理一些了。比如官员的老婆和孩子都在国外，经济状况也还可以，群众反映他的腐败问题比较多，我们就要对这个人重点掌握，也会让海关留意，如果这样，即便是他要逃，也成功不了。这需要多部门的协调，如果没有信息共享、没有联网，就无法实现。

　　国际合作要有法律接轨

　　《小康》：赖昌星引渡回国后被判处无期，有媒体认为，贪官已经失去了国外的避风港，您怎么看？

　　何平：赖昌星这个案子在国际上的影响很大，国内的关注度也很高，所以必须引渡回来。再有浙江城乡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早期的开平银行原行长余振东等等，这些人都卷钱跑了，他们是官员，是银行家，也要追回来，否则国际影响不好，而且其他贪官也会有跟进效应。

　　反腐败的国际合作，要有法律规矩才行，要依法进行，你们国家的贪官跑到另外一个国家了，另外一国就要将这个贪官引渡给你们国家，但这是要根据双边引渡条约进行的。

　　赖昌星跑到加拿大以后，加拿大一开始就说，我们没有任何的协议，没有任何规矩可以遵循，这就给追逃增加了难度。国际合作一方面是追人，另一方面是追钱。但如果法律体制不接轨，就没有法律依据，不好追。这种法律观念的冲突，正在逐步解决。

　　财产申报要给官员缓冲的时间

　　《小康》：刚才您提到，防逃与官员财产申报也有关系，但是财产申报现在并没有推行，民众对此似乎也不太满意。

　　何平：不太满意也能够理解，财产申报，是以需要完善的信用体系为基础的，需要一个过程，短时间内也建立不起来，现在推行财产申报时机还不成熟。现在的很多规定，以前并没说过不让做，所以要在申报之前给官员一个缓冲的时间。

　　另外，中央领导和省部级干部的申报也不好监控。从监督的角度讲，这也是一个问题。

　　《小康》：对中央领导和省部级领导的监督有什么困难？

　　何平：比如说，如果一个部长关于房产和收入的填报不真实，我们就没有制度规定需要怎样去监督、处理。你不能把省部级领导的财产翻个遍，申报得对还是不对，你得调查，可现在人家没有犯错，你怎么调查呢？现在需要有个缓冲过程，要增强可操作性，还要有监督机制保障。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配套信用体系建设健全才行。比如西方国家的公民，终身都有一张卡，社保号等所有的信息都在这个卡里，要想作假非常困难。

　　西方国家的议会制，议员随时盯着部长，盯着总统，而且是依法盯着他们，这就是制度比较健全，人家也是几十年，上百年才建立好的。

　　我们也不是不愿意做。以前没有这方面的制度建设，现在不能要求马上就让官员变得很透明。

　　反腐最终要政治体制改革

　　《小康》：您认为造成官员腐败的原因是什么？

　　何平：我国现处在腐败多发区，也是体制转型过渡区，很多制度规则不规范，就会产生腐败。刘志军有那么大的权力，他就腐败了，为什么日本铁道部部长就不能腐败，因为他没有权力，不管工程、项目，不管招投标，他只是个部长而已。体制转换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如果你让中国的铁道部部长没有那些权力，还怎么发展？

　　《小康》：从制度上来说，怎样才能防止腐败？

　　何平：不能鼓励腐败，腐败毕竟危害很大。但是个人贪欲与创造财富和社会发展有正相关，我们客观上是承认这点的。有可能为了发展，不违规操作就不行，按部就班、不行贿就达不到目的。只能说现在规则还不健全，搞歪门邪道的人，占了便宜。

　　但是任何制度的完善，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既要制度严密，又要考虑被执行对象的适应。比如以前的官员，你没有规范他，就要给他时间，你不给他时间，就有可能冤枉他。刘志军贪了1个多亿。因为制度给他提供了这个条件，他还很委屈，说你为什么不早点管我呢？银行高管工资很高，腐败被发现后，他们反过来说组织上没有管好，这是制度上的漏洞。

　　所以制度健全要有过程，有人要求快一点，严一点，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我们要按照这个路走下去。

　　《小康》：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喊了很多年，您怎么看反腐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

　　何平：规则是制度的一部分，制度是历史的延续，是长期的东西。政治体制改革，我们政府一直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具体的标准，只是个方向而已，无法提出明确的目标。制度上改到什么程度？只能说按部就班一步步来。

　　比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减少权力，公开透明的方式，已经第六轮了，但是还不够。改了以后制度也要有个磨合的过程，也要各部门加强监管，这些都要时间，解决问题不能一步到位。

　　有人说腐败问题这么严重，为什么不能彻底改一下呢，彻底一改恰恰会把事情搞坏，激进的方式达不到目的。腐败从易发多发，到得到控制，是一个阶段，欧洲走了一百多年，才到这个阶段，我们的改革开放才有几十年的时间，不能要求一下子就达到欧洲的水平。

　　文｜《小康》特约记者 张蕾

　　（链接）

　　“要建设规则和制度，让贪官不敢逃，不能逃，不想逃。关键是不能逃，这一套制度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

　　近十年外逃贪官

　　2011年2月，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原经济建设股股长李华波逃到加拿大。经调查，李华波套取了9400万元公款。

　　2006年6月，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因涉案金额上亿元，在被中纪委“双规”前逃往境外。

　　2003年4月，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外逃。

　　2002年9月，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高严出逃澳大利亚，音讯全无。

　　2002年4月，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潜逃海外。

　　2002年2月，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逃亡海外。2003年被缉拿归案，2005年12月16日被执行死刑。

　　2001年10月，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的三任原负责人许国俊、余振东、许超凡，盗用4.83亿元后，分别远遁海外。2004年，许国俊、许超凡在美国被捕。2009年，许国俊在美国被判入狱22年、许超凡被判入狱25年。2004年4月16日，美方将余振东遣返至中国；17日，余振东被广东检方批捕。2006年3月，余振东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2001年初，工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原干部陈新，携带4000多万元公款，一共换了29个假身份证，辗转潜逃于越南、缅甸。2001年3月10日潜回成都时被抓。2003年3月28日，37岁的陈新被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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