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必须面对的一个大问题

　　围绕2100点的整数关口，市场连日来的弱势震荡，又为李大霄式的争吵不休提供了由头和动力，更多的人开始加入这场越来越娱乐化的“钻石底”、“玫瑰底”的争论之中，而且乐此不疲。

　　低迷市道，人们确实需要来点娱乐化的东西消解情绪，但理性甚至冰冷的价值判断不能因此而被束之高阁，相反，这个时候人们尤其需要冷静判断一些大事情，把视野放宽到足够大，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当下，才能更清晰地看到未来。

　　这个大事情，不是资金面，更不是技术面，当然也不是当下宫廷政治的七七九九，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考恩（TylerCowen）针对中国经济最新提出来的判断：正如奥地利学派所预言和发现的，中国可能出现重大而持久的经济停滞。

　　考恩认为，长久以来，沉迷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将其国民收入的40%到50%用于投资，但却很难明智地运用这么大的投资，尤其是在一个徇私舞弊的经济环境中，何况这样的投资率从最开始就高过头了。而在中国经济变得越来越难有效刺激增长的局面之下，如果政府继续为支持投资而进一步补贴，将更加限制消费并扭曲资源分配，使中国经济停滞不前。

　　毫无疑问，如何看待这一判断，不但是摆在中国高层面前的重要事情，也是目前市场必须思考和面对的重大问题。

　　可以想象，这个由一位外国人提出的针对中国经济的悲观判断，肯定不会得到所有中国精英的认同，甚至还可能遭到很多御用精英的极力反驳，但这个判断迅速在金融圈内获得私下热议的情形，至少说明多少击中了一点中国经济的要害。因为，考恩所描述的经济前景，也正是当下中国最为担忧的事情。

　　如果仅从经济学逻辑思考这位美国人提出的问题，答案肯定五花八门，我们并非经济学家，无法从理论高度严密论证其判断合理与否，但如果看看当下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再结合中国人固有的“盛极而衰”的文化思维习惯，或许你会变得比考恩更悲观。

　　这里强调一下，千万不要小看这种文化心理，从古至今，中国始终没有逃脱这一套。一如西方人刻进骨子的自由、民主思想，中国人的“盛极而衰”、“否极泰来”、“治乱循环”等文化心理同样深入人心。

　　更重要的是，这种盛衰治乱的周期性更迭大多是通过破坏来完成的，正所谓“不破不立”——这种情形不但完美地体现在政治社会经济层面，在股票市场上也司空见惯，你看，“破了2100点反而会好”的观点不也正盛行于当下市场吗？

　　当然，我们这里讲的“破坏”，有好的“破坏”，也有不好的“破坏”。好的“破坏”总是体现为变革，体现为改良，往往是促进社会经济进步的，而坏的“破坏”总是表现为战争，表现为革命，往往是造成社会经济倒退的。

　　按照这样一个逻辑，我们很难说服自己不去相信，“盛极而衰”的事是可能要发生的。远的姑且不表，就拿最近30年的改革开放来说，中国在短短30年内迅速创造了全球第二的GDP，积累了巨额社会物质财富，各种产品应有尽有，可以说丰富得不得了（按经济学家的说法是“过剩”了），可谓“前所未有”，可谓“盛极”。

　　而“盛极”之时，往往是问题丛生、利益固化之际，再继续往前无疑障碍重重，难度系数只会越来越高。而现实又要求我们必须有一个较高速度的增长，以维系各种稳定的关系和结构，但事实上我们却很难做到。怎么办？难道真要像这位美国人说的那样陷入长期停滞吗？难道真要重蹈日本“失去的十年”吗？

　　如果大家都不愿陷入“停滞”或“失去”的泥淖，目前以我们的才智，或者以大多数具备中国固有文化心理的人的习惯思维，除了“破”之外，可能已别无他途。

　　既然“破”可能发生，剩下的关键就是，中国决策精英在可选择的情况下以何种方式去“破”。许小年说得好，积极变革可能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所在。但需要提醒的是，积极变革需要越早越好，最好不要等到无法选择的时候，否则，后果难以预料。

　　或许有人会担忧如此主动的“破”将带来风险，甚至会让中国经济离开既有轨道，但如果发展到被动“破”岂不要付出更高昂的代价。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相信凡是理性的决策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据传，最近研究法国历史的一本大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正流行于精英阶层，作者托克维尔在这本书里讲的很多问题和道理，说的其实就是这种无法选择情况下发生的诸多事情。托克维尔告诉我们，当时的法国，整个上层深信不疑，只要经济继续发展，统治就将在安稳的状态下传承千秋万代，政治社会的变革根本就无足轻重。但最后发生的历史事实残酷地告诉我们，不是贫穷，而恰恰是经济的繁荣加速了革命，是社会的沉闷带来了危机，是政治的冰冷卷起了风暴。

　　我们不是经济学家，当然也无意客串政论家，既不敢对此妄言，更不敢轻易论断，提起这些，只是想告诫一下市场，对于投资者而言，如果看不到这种“破”的发生，而且是很积极的那种，那么市场要真正的好转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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