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努斯的中国门徒

　　中国农村小额信贷试验者高战，不仅要取来真经，而且还要请来真佛。

　　8月底的广州中午，天气炎热得很。当本刊记者来到高战的工作单位时，他的不少同事趴在办公桌上昏昏欲睡。脚穿袜子、凉鞋的高战，精神抖擞地打开了话匣子。

　　虽然在广州一家媒体任职，而高战的主要工作却是“推动农村小额信贷”。2003年，他拿着经济学家茅于轼给的7000元课酬作为启动资金，创办了苏北农民发展协会。从此，他的人生就在农民、政府和商界间穿梭奔忙，逐步开始了他的农村小额信贷实践之路。

　　这9年下来，高战遭遇的得更多是失败和困惑。但从他的言语中，始终没有流露出埋怨和气馁，反而“很有分寸”地表达着乐观的希望，让每一个接触他的人相信“他的事业会成功的。”

　　用青春来摸索

　　高战用青春来摸索自己的理想之路。2003年，作为当时村里唯一的研究生，高战一毕业就从南京回到了苏北老家——江苏新沂市窑湾镇陆口村。从两万多元的初始资金起步，高战成立了用信贷扶助农村贫困妇女的基金会，开启了农民协会资金互助业务。

　　没有专业人士指导，高战自创了很多“具有乡土智慧”的规定：年利率7.2%的“保密”存款——不公开存款人的信息；而将贷款人的姓名公之于众，由夫妻双方共同签署贷款合同；每户最多只可贷款5000元，并需要两户担保，年利率18%，期限不能超过1年。当地的农民反映，这个基金会让农民的钱“活了起来”，而且贷款条件相对宽松合理。直至现在，高战的基金会已经从当年的两万多元资金发展到约340万元的资金池。

　　树大招风。基金会的规模变得庞大起来后，就会“由里到外”被人盯着。内部，基金的信贷员喜欢贷款给大户，多赚些好处；外部，有人想来骗贷，或者通过贿赂来勾结信贷员。高战描述了一个农村最原始的行贿过程：“一个农民想多贷点钱，就拎一袋花生或者玉米棒，往信贷员家里一丢，说是地里刚出来的，大家都懂了。而且有些人和信贷员还有亲戚关系，一起吃吃喝喝的，总之所有事情都来了。”

　　中国传统的世俗力量击破了高战的核心信条：贷款给最穷最需要帮助的人。与目前城市里遍地开花、以盈利为目的的小额信贷公司所不同，高战的小额信贷在“市场化”与“逆市场化”之间艰难游走，因为既要凭借市场化经营来维持运作，又要达到帮扶穷人脱困的理想。

　　盈利诚可贵，理想价更高。要实现理想，先要找对方向。高战首先想到的是茅于轼在山西的小额贷款试验。但细一研究，却发现那不是条条大路可通到的“罗马”。从高战看来，茅于轼山西模式的成功，主要是靠茅老在国内经济学界的声望，让最顶级的金融和人力资源专家，以及各种世界级投资机构聚焦试验点。

　　于是，高战只能将眼光放向了世界，寻找有“相似病症”而已治愈的案例。可能是冥冥中的缘分，从2006年闻名世界的“格莱珉模式”恰恰是农村小额信贷的成功典范。这一模式由孟加拉经济学家尤努斯手创，不仅在贫困地区得到广泛推行，而且美国等富裕国家也成功建立了格莱珉网络并有效实施反贫困项目。尤努斯因此获得了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

　　此时的高战如获至宝：按照格莱珉模式，因为不需要巨额资金投入和教授级的金融专业人才，只需要像麦当劳一样现成又规范的操作流程就可以推行。“一开始非常有信心，因为已经有他的书，大量现成的资料和数据，直接学就行了。”

　　但事实证明他想得太简单了。“我们曾经招聘过一个叫小鹏的大学毕业生来当信贷员。小鹏说他看过所有关于尤努斯的视频，对尤努斯的理念也讲得头头是道。

　　知易行难。小鹏在村里工作一段时间后，忽然告诉高战，他认为不需要按照格莱珉模式中“只给妇女放贷”的死教条，因为这个村妇女的地位其实挺高的。

　　“我当时马上就崩溃了。”高战摇头说，“只给妇女放贷”这一条款看似普通，实际上凝结了多年的教训总结，在全世界大多数的贫困家庭里，妇女才是稳定而可靠的借款者。“信贷员经常会产生新观念，并质疑格莱珉模式能否原封不动地复制到中国。但我觉得，如果不坚持这些细节，就容易走回到老路上去，为穷人服务的宗旨又会出现偏差。”

　　得道之法不在于所念的经书，而在于念经的人。于是，高战想到了去孟加拉请“真菩萨”——让尤努斯来中国指导他的实践。

　　打动尤努斯

　　西天的真经不易取，真佛也从来不易见。

　　今年4月20日，高战带上翻译，踏上了孟加拉朝圣之旅。高战的这条孟加拉朝圣之路，可谓波折重重。作为利用小额贷款向贫困宣战的、最具象征性与号召力的人物，尤努斯是世界各国专家和政要的座上宾。“世界各地想学习和邀请尤努斯的人太多太多。我去孟加拉的第一天，连办公室的门都没给我进。”高战回忆道。

　　但高战没有放弃，他找到了格莱珉的另一个部门，表示要学习尤努斯的经验。“他们说来学习的人太多了，要交钱。交钱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学生的方式交，只要20美元左右，很多人在一起，带你四处看一看；另一种要交150美元，单独派一个专职的人为你讲解。”高战选择了后者。“当时我就下定决心，就算见不到尤努斯，详细学习一下格莱珉模式具体怎么运作，回中国去试验也是好的。”他说。

　　为高战讲解的职员相当专业，在格莱珉基层做过很多年信贷员和经理，经验丰富。高战抓住机会，拼命提问、拍照和记录，他的专业和执着也打动了这个职员，把他介绍给自己的上级领导。就这样，高战见到了级别越来越高的格莱珉银行的管理者。最后，经过层层推荐，高战终于获得和尤努斯见面的机会。至于打动这么多格莱珉高层的秘诀，高战的总结言简意赅：“他们和我谈话的时候，发现我和其他过来到处晃悠了解情况的人不一样。”

　　而打动尤努斯的，是高战随身携带的一本名为《资金互助记录簿》的暗红色小册子，是高战根据“格莱珉模式”理念结合他的实践制作的账本。“他一看到那本小册子，眼睛就亮了。那账本都是用汉字记录的，我想跟他作一些解释，但他摆手示意不必，然后自己默默地看了四五分钟。”

　　这似乎是一种时空交错的“同病相怜”。那本打动尤努斯的小册子，既有结合中国特色设计出来的格莱珉模式LOGO，也有格莱珉式的图表——详细记录着还款人在一年52周中的还贷情况。这些细节无一不体现着格莱珉模式的核心与精髓。“我对他理念的理解和这9年来在中国的实践摸索，都充分反映在这个册子上了，我觉得那是真正打动他的东西。”高战感慨地说，为了支持他的实践，尤努斯的团队派专家过来给他作专门指导。其实，从2006年以来，中国多位官员和学者都先后表示要引入格莱珉模式，但一直是“只开花不结果”。

　　从此，高战再次上路。在获得广东邮储银行和正佳集团资助的承诺后，高战在广东阳山县的农村推行格莱珉模式的试验。

　　“有人说我野心很大，也有人说我是借尤努斯的名气来炒作自己。” 作为一个推广农村小额贷款的布道者，健谈的高战表达流利，世事洞明的智慧中透着坦荡与真诚。去年，尤努斯被孟加拉政府“罢免”了格莱珉银行行长一职，并被指控涉嫌经营腐败行为——不过，这些指控至今都没出具证据。

　　原来尤努斯也会遇到曲折。“罢而不退”的尤努斯依然奋战在农村小额信贷的一线上。这让高战首次感到与这位72岁高龄“小额贷款之父”的命运是如此接近。

　　从高战的话说，坚持下来，是因为他相信任何一个群体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农村不应该成为被高速发展的中国遗忘的群落。“我最大的野心就是曾经想当一个村主任，但是迄今为止我都没有实现这个愿望。”

　　文/吴丹 摄影/姬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