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京官生涯是一帆风顺的。在京期间，他十年七迁，傲视群曹，很快从一个普通进士成为侍郎级高官，这在道光年间是极为罕见的。
道光二十九年他升补了礼部右侍郎（副部长），又创造了一个新纪录：成为了清朝开国以来湘乡县出的第一个实职侍郎。
随着官位的升迁，曾国藩的收入也随之提高。
清代侍郎级高官，年俸一百五十五两。加以恩俸和禄米等补贴，年收入一共可达511.5两。此外，还有一种额外补贴，叫“饭银”。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他在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时，饭银每年是一百两。
收入虽然大幅提高，但是随着官员排场的升级及交往等级的提高，侍郎的开支也当然随之增加。比如交通费一年就要四百两左右，所以清代的侍郎仍是一介穷京官。《春明梦录》的作者何刚德的座师孙诒经曾做过光绪年间的户部侍郎，兼管三库，在副部级官员中是最“肥”的。有一次孙氏说家里有好菜，留何吃饭。何氏兴冲冲坐到席上一看，六个碗里不过是些寻常的炖肉和炒菜而已。
此时曾国藩在京家口连同仆人，已经二十余人，开支十分浩大。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他写信给父母说：“男升官后应酬较繁，用费较广，而俸入亦较多，可以应用，不至窘迫。”
其实这种平衡只是偶然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财政状况都不乐观。比如在升任侍郎后的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他在家书中提到：
今年我在京用度较大，借账不少。
咸丰元年九月初五日，他更是说：
但京寓近极艰窘。
自道光二十五年起，曾国藩又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病，更加重了他的财务负担。
升官的兴奋并没有持续太久，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也就是升位“侍郎”后十个月，曾国藩越来越想家。他离开家已经十多年了，任职京官后，曾国藩还从未回过家乡。祖父母均已经在此期间去世，临终也没能见上他一面。母亲十分思念他，他在“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对弟弟说：“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则弟书信于我，我概将家眷留在京师，我立即回家。”他在家信中这样表示：“吾近于官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
虽然反复表示辞官的愿望，曾国藩却迟迟没能动身，原因很简单：筹不起路费。道光二十八年，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家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帐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
如果不选择做清官，曾国藩其实是有大笔发财的机会。曾国藩仍然清贫如许，这有力地证明了他“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是得到坚守的。
咸丰二年六月十二日，曾国藩梦寐以求的差使终于又一次落到了他头上。皇帝命他充任江西主考，曾国藩喜不自胜，第二天即在谢恩折中奏请乡试结束后顺便回家省亲，皇帝自然照准。
曾国藩兴高采烈，一路南下。一转眼他居京已经十三年。他终于可以一偿夙愿，见到思念已久的父母大人了。不料七月二十五日，曾国藩行至安徽时，忽然接到家乡送来的讣告，母亲江氏已经于六月十二日，也就是他接到派差喜讯的当天去世。曾国藩五内俱摧，当即易服奔丧。
随着曾国藩抵达湖南，他的京官生涯正式宣告结束。然而困窘并没有因此离他而去，当年在京所欠债务，多年之后才还清。
咸丰九年，第二次出山带兵的曾国藩在写给曾国潢的信中说：“余往年所欠京账，今冬拟托寄云还清，不知家中尚有清单否？可于此次寄来。”
同治三年，任两江总督已经五年的曾国藩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中这样说：“弟京居时所借西顺兴店萧沛之名光浩银项，壬子丁艰后曾请毛寄云、袁午桥两公代为结算，止利还本，兹接沛之来信，索及前项，因从徽商吴惇成茶行汇兑湘纹银一千两，函嘱沛之约同江南提塘李福厚往取。”可见直到做了多年总督之后，曾国藩才彻底将京官生涯的欠账了结。
张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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