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们在海外——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情况调查

　　莫言是幸运的。1988年美国汉学家兼翻译家葛浩文来到中国，看中了莫言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之后开始了对他作品的翻译，至今莫言被译介到英语世界的7部小说，都由葛浩文翻译，这位翻译者是英文世界首屈一指的翻译家。

　　“莫言能够进入西方特别是欧美主流文化的视野，翻译家、出版商的翻译推广工作很重要。”文学杂志《收获》总编辑程永新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获奖）有机遇问题。以前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一些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翻译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西方的读者包括诺贝尔奖的评委，只能通过法文、英文等相互对照着看，而很多其他语种是从英文转译过去的。”

　　根据与海外汉学家的交流经验，程永新认为，外界对很多中国作家的误读也往往源自翻译。

　　翻译与推广非常重要

　　中国作家进入国际视野，译介是必须的门槛。

　　“在中国当代主力作家群中，莫言是作品被译介到海外最多的小说作家。其次是余华、苏童，再其次是贾平凹、王安忆等。”浙江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所主任刘江凯告诉本刊记者。

　　刘江凯说，在国内研究者看来，莫言、余华、苏童、贾平凹、王安忆、王蒙同属于当代中国作家“第一集团军”，“创作的实力上不见得有多大的差距”，但他们的作品在海外传播的实际效果的确很不一样。

　　“作家的创作风格会很影响他们作品的翻译和传播。比如贾平凹《秦腔》中民族性乡土性的语言特点，翻译之后很多东西就丢掉了，只剩下了一堆鸡毛蒜皮的语言。王安忆的《长恨歌》翻译的时候也比较难。相对来说，莫言和余华作品的翻译就不易丢失味道。”刘江凯认为。

　　除了莫言，余华也是海外较受欢迎的中国作家。刘江凯注意到，在余华的小说《兄弟》出版后，国内恶评多于赞美，而在国外却是赞美多于恶评，“基本上很少看到负面评价”。《兄弟》在美国出版之后，美国的主要媒体几乎都大篇幅地介绍了这部作品。

　　莫言作品的出版商做的海外推广似乎比其他人略胜一筹。《收获》杂志副编审叶开告诉本刊记者，据他了解，莫言走过美国的很多地方，而且举办了不少“读者见面会”等活动，与很多普通读者接触。而余华在美国走的主要都是高校，高校活动更多的是年轻人和华人来捧场，但他们不能构成直接的购买力和影响力，在西方，小说读者多为中老年人群。

　　此外，刘江凯还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苏童、莫言、余华作为小说海外译介前三甲，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作品都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并获得国际电影大奖，如《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同名小说）获第38届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先后获第48届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金格利造型特别奖、国际影评人奖和英国影视艺术学院最佳外语片奖、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奖、比利时电影评论家协会大奖；《活着》（改编自余华的同名小说）男主角葛优获“第47届戛纳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应该给张艺谋颁发‘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最佳贡献奖’。”刘江凯开玩笑说。

　　但毕竟，电影只会对文学起到临时聚光的效应，要得到持续的关注和肯定，还得看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

　　“莫言出现并成熟，与上世纪80年代也就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息息相关，这说明中国确实到了一个文学辉煌的时代，而这个辉煌是由一批作家造就的。”程永新说，“虽然能进入西方主流文化视野的还是凤毛麟角。”

　　意外的发现

　　刘江凯在他所做的一项数据统计中意外发现，从翻译语种数量来看，卫慧的翻译要远远多于其他当代主流作家，更意外的是，卫慧的翻译作品主要就是《上海宝贝》这一部。

　　“应该有两个原因，第一，《上海宝贝》曾在国内被禁止出版，外国人对此好奇；第二，书中对性有出位的描述。由此可以推断，流行元素对世界图书市场的影响很大，作品翻译数量的多少并不能代表作品的艺术价值高低。”

　　刘江凯另一个意外发现是，很多当代作家作品的越南语翻译数量多于英语。刘江凯研究的十二位中国当代主要作家中，他们的主要作品都有越南语的译本。像余华、莫言这样的作家还一度在越南读书界形成一股热潮。

　　而这个重要的现象一直被诸多媒体和研究者所忽略。

　　“因为我们在文化交流中，更在意欧美的强势文化。”刘江凯说，“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寻求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强势文化认同，因此，以前对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总有一种全民集体无意识的焦虑感。莫言获奖的好处，是我们能借此矫正心态。国内媒体的过分炫耀和全民兴奋说明我们并没有真正地自信起来。如果我们足够强大，为什么这么在意外国人颁给我们的一个奖？”

　　中国文学依然处于世界边缘

　　“不要被诺贝尔奖砸昏了头脑，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在与国外的交流中还处于严重的‘入超’状态，每年译介出去的不到10部，而引进的远远超过这些。中国文学仍然处在世界文化的边缘，边缘到有些让人无法接受。”刘江凯说。

　　几年前，刘江凯曾经在德国波恩留学，他留意到波恩的书店里很少看到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作品。

　　“国内即使很小的书店里都能看到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但英法美等几个国家的书店几乎没有完整的关于中国文学的专栏。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法国书店曾经出现过一个小小的中国文学书架，但书展之后就没有了。”刘江凯说。

　　“国内做出版的朋友也说，相比国内作家的原创，他们更愿意翻译外国作品，因为中国读者更追捧国外文学家的作品，出版翻译作品很少亏本。”叶开告诉本刊记者。

　　“2006年引进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默克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听朋友说至今已经销售40万册了，虽然我个人觉得翻译得不灵。但莫言的《蛙》在获奖之前只印了20万册。国内其他一流的作家，除去那些畅销书作家之外，小说销量10万册都很困难。所以，中国目前整体的文学创作仍然弱势，即便翻译到国外去，实际上也是处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圈子里，几乎不能在真正的国外普通读者中流行。西方读者很自大，他们对你的文化没有兴趣。这是无法掩盖的事实。我们只有承认，才能有赶超的机会。”叶开说。

　　鉴于此，刘江凯倡导在海外建立推广中国文学代理机构。

　　“余华和莫言这样的作家，有着很成熟的海外推广和代理机制。创作当然是根本的因素，但当作品创作出来之后，在流通的环节会涉及翻译家、经纪人、海外出版社的宣传，还包括版税的洽谈、海外汉学家的推广，等等，是有一整套机制在里面的。翻译是公认的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瓶颈，更大的瓶颈是海外代理机制的缺失。你看日本是怎么推广川端康成的？”刘江凯说。

　　莫言的演讲(片段)

　　人类社会闹闹哄哄，乱七八糟，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看上去无比的复杂，但认真一想，也不过是贫困者追求富贵，富贵者追求享乐和刺激——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点事儿。

　　我们的文学真能使人类的贪欲，尤其是国家的贪欲有所收敛吗？结论是悲观的，尽管结论是悲观的，但我们不能放弃努力，因为，这不仅仅是救他人，同时也是救自己。

　　—— 2010年12月在东亚文学论坛上的演讲

　　一个作家还是要用作品来说话，因为作家的职业决定了写作才是他最神圣的职责。如果一个人只有作家的名号，没有小说、诗歌，没有其他的文学作品，那么算个什么作家呢？什么叫作家？因为他写了作品；什么叫著名作家？因为他写了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什么是伟大作家？因为他写出了能够影响全人类的伟大作品。所以作家的名号是建立在作品的基础之上的。

　　——2009年9月在法兰克福“感知中国”论坛上的演讲

　　一个作家要有爱一切人、包括爱自己的敌人的勇气，但一个作家不能爱自己，也不能可怜自己，宽容自己。应该把自己当做写作过程中最大的、最不可饶恕的敌人。把好人当坏人来写，把坏人当好人来写，把自己当罪人来写，这就是我的艺术辩证法。

　　——2007年10月在韩中文学论坛的演讲

　　我从小就是一个特别愿意说话的孩子，尤其是喜欢说真话。给我们家里带来很多麻烦，母亲骂我：你再乱说话，找一根麻绳把你的嘴巴封起来。过了几十年后，当我开始写作，发表小说的时候，我使用的笔名叫莫言，莫言就是告诫自己少说话。事实证明我一句话也没有少说，而且经常在一些特别庄重的场合说出实话来。前不久在大陆参加过两三个关于文学讨论的会议，去的时候咬牙切齿地说，打死我也不说话。但是一旦开会开到一半的时候，就按捺不住地跳起来又要乱说话。本来人家都是高高兴兴的，我一说真话，大家都非常尴尬。

　　我觉得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不敢讲真话，那么这个作家就势必要讲假话。讲假话的作家无疑不但对社会无益，对老百姓没有益，也会大大影响文学的品格。好的文学作品，肯定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里边。它应该是来源于生活，尤其是正式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群众的生活面貌，如果谁想用文学来粉饰现实，如果用文学来赞美某一个社会，我觉得这个作品的质量是很值得怀疑的。我有一种偏见，我觉得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

　　——《我怎么成了小说家》2005年在香港公开大学的演讲

　　在这期间，我把周围几个村子里那几本书读完之后，就与书本脱离了关系。我的知识基本上是用耳朵听来的。……我虽然没有文化，但通过聆听，这种用耳朵的阅读，为日后的写作做好了准备。我相信，想象力是贫困生活和闭塞环境的产物，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人们可以获得知识，但很难获得想象力，尤其是难以获得与文学、艺术相关的想象力。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这样的作家，用这样的方式进行写作，写出这样的作品，是与我的二十年用耳朵的阅读密切相关的；我之所以能持续不断地写作，并且始终充满着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自信，也是依赖着用耳朵阅读得来的丰富资源。

　　——2001年5月在悉尼大学的演讲

　　一个作家，如果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政治的和经济的历史上，那势必会使自己的小说误入歧途，作家应该关注的，始终都是人的命运和遭际，以及在动荡的社会中人类感情的变异和人类理性的迷失。

　　——2000年3月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

　　二十年前，当我拿起笔制作第一篇小说时，并没有想到这项工作会改变我的命运，更没有想到我的作品会部分改变当代文学的面貌。那时我是一个刚从我的故乡高密东北乡的高粱地里走出来的农民，用中国的城里人嘲笑乡下人的说法是：“脑袋上顶着高粱花子”。我开始文学创作最初动机非常简单：就是想赚一点稿费买一双闪闪发亮的皮鞋满足一下虚荣心。当然，在我买了皮鞋之后，我的野心便随之膨胀了……

　　——1999年在京都大学的演讲

　　我的文学始自饥饿。我开始文学梦想的时候，差不多像熏子那样大。那时我已经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我一个人在田野里放牛，因为没人和我说话，我就和牛说话，和天上的鸟说话，但是牛也不理我，鸟也不理我，我只好自言自语。当自言自语累了的时候，我就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的白云，做着我的白日梦。我梦到的多数是食物：雪白的馒头，香气扑鼻的烧鸡……但馒头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烧鸡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鸟粪。我的一个邻居是一个被划成右派的学中文的大学生，他告诉我，济南一个作家每天三顿吃饺子。当时，我们只有在过春节的时候，才能吃上一次饺子。我想，要是每天三顿都能吃上饺子，那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啊！那时我就立志要当一个作家。……

　　——《神秘的日本与我的文学历程》1999年在日本的演讲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柴爱新、特约撰稿白春阳|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