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寻佛路 那些佛门里的故事

　　他的艺术创作，曾被世界权威摄影杂志《德国摄影》、《PHO-TO》、奥地利《皇冠》，以及国内的《人民画报》、《中国摄影》、《中国摄影报》等辟出大块版面进行专题介绍。

　　他的一组照片，不仅曾获得包括世界艺术类摄影最高奖--奥地利国际摄影艺术展专题组冠军奖，以及中国摄影个人最高成就奖--中国摄影金像奖在内的多项大奖，还曾使得一位前英联邦高级财政官员、新加坡籍人士陈永宏，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剃度出家……

　　他就是张望。他这组照片的主题，就是“佛”。

　　从少年时代开始，我对神秘的佛教文化就一直心向往之。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后，每次回乡探亲，我也是一有机会便常去名山古寺探访或小住。每当这时，我听着寺院的晨钟暮鼓，看着山上的日出日落，感受着僧人们的早晚功课，内心总会升起一种莫名的感动。

　　因此这些年来，我一直希望能通过摄影艺术的形式，呈现僧人们真实的佛门生活，并最终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1999年，由于众缘聚合，我终于获得了特殊许可，深入佛门长达3年，了却了我的平生夙愿。

　　回顾我这些年来的寻佛、拍佛之路，我的内心既有欢欣喜悦也有彷徨失意，但更多的还是无尽感慨。为了寻觅僧踪，从南传佛寺到汉传丛林，再到藏传佛教的辉煌殿宇，我曾有缘遇见并接受过许多人的帮助和指点……而我自己也为此付出了人生中15年的美好年华。

　　天台山佛学院的一天

　　他们从哪里来，为什么要出家？

　　天台山佛学院坐落在浙东大山深处的万年寺，四周群山环抱，环境十分清幽。它成立于1999年，由拥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佛教天台宗的祖庭“国清寺”创办。现有正科（本科）班学僧、研究班学僧数十人，再加上授课法师、老师、职工及万年寺常住法师等共有近百人。

　　据接待我的法师介绍，天台山佛学院学制3年，在这期间，学僧们除了要学完中外佛教史、天台宗教义以及古汉语和书法课，还要学习英语等课程。毕业后，本着自愿的原则，学僧们既可以回原出家寺院，或者自己选择去向，也可以留校攻读研究生。

　　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我与学僧们朝夕相处，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大体上说来，佛学院的生活是简单而秩序井然的。每天凌晨4时，随着一阵敲板声的响起，佛学院的一天便开始了。这时候，我往往也跟着学僧们一起穿衣下床。顾不上洗脸，就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摸黑沿着佛院弯曲的过道前往大殿拍摄早课。

　　因为佛门早课的时间是在每天凌晨，所以红尘中人大多无缘见识：早课是由一人领众起腔，数人敲击木鱼、引磬、铃鼓等法器，众人和声梵唱。僧众在法师们的带领下，时而站立诵经，时而经行绕佛，时而礼佛问讯，时而虔诚祈祷……在悠扬的梵音中，整个大殿都充满了一种安宁与祥和。

　　5时半，早课结束，僧人们集中到斋堂用早餐。餐后是自由及早读时间。学僧们或洒扫庭院，或整理个人卫生，直到上午8时正式上课。佛教部分的内容一般由本院法师授课，古汉语及英语则聘请师范大学的退休老教授上。但对于文化程度不一、经历殊异的学僧来说，要想学好佛教义理与文化课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几次夜已深了，我还看见仍有一些学僧在英语老师的宿舍里请教问题。

　　中午11时是午餐时间。稍作休息后，直到下午4时为止，学僧们还得继续上课。课程结束后，学僧们还得换好上殿的僧服，又像早晨一样齐聚大殿诵经唱赞做“晚课”。起初他们早晚做功课时我也看不出什么门道，后来渐渐相熟后，才有学僧告诉我，其实上殿的规矩很多，连服装和排列都是有讲究的。比如未受戒的学僧上殿只穿一种名叫“海青”的服饰，排在大殿的右边；左边则是法师和被称作“比丘”的已受戒学僧，他们的服装是在海青之外再搭一件名为“七衣”的袈裟……

　　晚课一般50分钟左右，之后才是晚餐时间。佛门食素，菜肴基本上以新鲜蔬菜和豆制品为主，还有一些佛门外少见的腌制品。初尝尚算可口，但佛门外的常人吃几天就会受不了。

　　晚餐后到晚上6时半开始的自修课中间，是学僧们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他们大多喜欢三五成群，在夕阳中，沿着山间小道聊天、散步。而此时，山脚下的天台县城正华灯初上，与山上的寺院遥遥相望……此情此景，不禁触动了我心底一个由来已久的疑问：这些人，他们是从哪里来？又是为什么选择了这条人生之路？

　　记得在一个过年前的夜晚，我在学僧慧寂法师的房间里同他聊天，他曾向我敞开心扉：现年45岁的慧寂法师原是河北保定人，从小就爱看书。初中毕业时，就已读完大部分的世界名著；高中时，就已涉猎尼采、叔本华等不少哲学家的著作。书读多了，难免会思考“生与死”这样的终极问题。上大学时，他又花了不少功夫研究宗教，遗憾的是仍然没能找到一条满意的出路。直到毕业后，在一个樱花开放的季节，有一次与朋友喝酒后回家，半路遇到一座寺庙，他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当时他只是随手买了一本《大佛顶首楞严经》，谁知回家后竟一发不可收，连夜读完，对书中的观点深信不疑。几天后，便留下一封信给家人和女友，然后一个人来到五台山出了家。

　　另一位来自甘肃天水的普照法师，之所以出家则主要是受父母的影响。普照法师说，他的曾祖父、祖父、父母3代皆信佛，因此自小便常被父母带着去寺庙拜佛烧香，而初中毕业后，也就顺理成章地在他家附近的寺庙出了家。几年后他云游到浙江某寺时，经人推荐便辗转来到天台山报考了佛学院……

　　灵隐寺：我与木鱼老方丈同食共住日子

　　因我历年来所创作的佛门摄影作品，渐渐获得了佛教界的认可，2002年8月，我接到灵隐寺的邀请，他们希望我能为寺里进行全方位的图片拍摄，用于佛教文化宣传。而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幸事。数日后，处理完手头的杂事，我便迫不及待地住进了灵隐寺，开始了自天台山佛学院之后的，又一次长达3年的佛门岁月。

　　灵隐寺是江南著名的古刹之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西北面。千百年来，灵隐寺几经兴废，最盛时殿堂僧舍达1300多间，僧众3000余人，为东南佛国之冠。如今，灵隐寺仍然香火不断，每天游人如织，络绎不绝。

　　为了方便拍摄，寺里专门给我安排了一位不到20岁的小沙弥明正法师给我作助手。明正法师生性活泼，我们很快相熟起来。在他的引荐带领下，我逐一拜谒了寺内的主要执事僧（汉传佛寺对有职务的僧人的称呼）。我了解到，在汉传佛寺的方丈之下还分为东西二序，用来保证寺内的佛法修为和日常事务运作。

　　当时，寺里除了给我安排一位助手，还特意从方丈楼为我腾出一间小房居住。这样一来，偌大一座方丈楼就只有老方丈、照顾他饮食起居的2位侍者和我总共4人居住；不仅如此，寺里还破例特许我这个未出家之人日常随方丈与侍者一同进餐--这真可谓是天大的缘分！

　　木鱼老方丈是个面相慈悲，性情随和的人，虽已年逾九十，却思维清晰，精神状态颇佳。据《杭州佛教》介绍，他少时“家境殷实，自幼聪颖，好学嗜文，1932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厦门大学中文系。1936年他抱着对佛教的一片热忱，投身到温州江心寺皈依佛教。”

　　在学佛之余，老方丈最爱的是“诗词”与“书法”，而且造诣颇深，素有“诗僧”之誉。有一次我亲眼见他在午斋时，带着诗书前来与寺里一位法师探讨前日所读诗集中的某个字的意义。那一幕十分令人感动，颇有圣人“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遗风。

　　岁月易逝，我离开灵隐寺已有数年，再没有机会与他老人家朝夕相处。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一次世界佛教论坛上，我作为大会组委会的特别记者，有幸为他拍摄了步入会场大厅的珍贵镜头--谁知这竟成了永诀！后来，当我得知他圆寂的消息后，内心悲痛不已。往事如烟，回忆那些与木鱼方丈相处的日子，我只能衷心祈祝他能乘愿再来……

　　除了方丈之外，在与另一些法师的交往中，我也获得了许多教益，藏主法师便是其中的一位。“藏主”也就是寺内藏经楼的管理者，一般皆由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僧人担任。当年灵隐寺的藏主法师是个四十来岁、甚少与人交往的人。唯独与我见过两次后，觉得我有很好的学佛根器，愿意带我向佛。

　　他时常带我外出散步，一边走一边结合自然万物或者名人诗句来为我解说其中的佛教义理。他还不断借书或送书给我，并为我布置作业--每天读、背何种佛经，每种佛经各读、背几遍都有要求。此外，他不仅准许我在经楼上进行拍摄，还亲自为我作过模特……

　　他在我身上确实寄托了不少希望，花费了不少心血。然因我自感愚昧混沌，且疲于每日的拍摄任务及各种繁杂尘事，辜负了他的一番心血与期望，使我在以后的日子里时时深感惭愧。

　　苦行僧彻如法师的“行脚”生活

　　与佛门结缘多年，不仅使我有机会结识了许多“佛门中人”，也使我有幸得以认识许多传奇之人，比如苦行僧彻如法师。

　　我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才得知位于我国东南的苍姥山上至今还居住着几位苦行僧的。尽管他们为了清心静性修习佛法，大多谢绝与世人之间的交往，但我仍不死心，几经周折，终于在佛门道友的引荐下见到了极富传奇色彩的彻如法师。

　　我们第一次去时，刚巧遇到彻如法师外出行脚未归，只好作罢。次日，正当我们满心绝望准备下山时，却意外遇到了前天与彻如法师一同行脚的照恩法师。于是我们又第二次来到彻如法师的茅棚前。

　　站在我面前的彻如法师看上去三十多岁，中等个子，面目清癯，给人坦诚爽快的印象，但我却实在很难将他与佛教徒联系起来--他不仅身穿一件破旧不堪的土布大襟服，而且他竟然还留着一头及肩的长发……受我远道而来的诚心感动，彻如法师最终接纳并与我相处了数日。

　　彻如法师的茅蓬极为简陋：屋内是高低不平且十分潮湿的泥地，在日常的烧饭间里除了一些饮事用具，墙角还堆着些萝卜、土豆、土瓜和一个腌萝卜用的陶罐。右边一间是日常生活间，地上铺着粗糙的木板，周围以三合板作墙，墙边一排木架；床垫就铺在地板上，上有一条黝黑的薄被，床边还放着一个打坐用的棕垫。

　　随着谈话的越来越深入，我初步了解了他的身世。彻如法师出生在江西一个小康家庭，先前从事基建工作，经济收入不错，父母至今都还不知道他身在何方，更不知道他已经出家。然而当我问起他们的外出行脚经历时，彻如法师却不愿多谈。还是与他同去的照恩法师捧起一瘸一拐的脚，向我说起了那天的可怕经历：

　　“那天早晨山中下雨后起了大雾，彻如法师忽然说要出去走一下。平时他都是一个人去，那天我也想体验一下，便与他同行了。我俩将钵往怀里一藏就出发了，晚上回来后，一算吓了一跳--那天竟走了100多里路！

　　我们从山上下去，翻过几座山头，走了不知多少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向当地农民一打听，才发现已到了邻县。尽管我体质很好，在少林寺出家时还学过拳，但彻如师走得实在是太快，不得不时常停下来等我。那天我俩都穿着百衲衣，手持木拐，彻如师披着长发，走起路来就像是一阵风。当我们走过一些村庄时，孩子们追着我们喊，田里的农民们也停下手里的农活盯着我们看，甚至还有一座螺丝厂的工人集体停工跑出来看我们。

　　更难为情的是，我们还像乞丐一样，挨家挨户托钵乞食。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乞食，一开始，我实在放不下面子，畏畏缩缩地从怀中取出钵来，跟在彻如法师后面敲开人家的门讨饭。多数人家开门一看见我们就砰地把门关上。也有些人家说还没烧饭，便拿钱给我们--但按照戒律，僧人托钵时是不能接钱的；于是主人又给了我们些米，还是没法吃。我们只好谢过，继续往下一个村子走。

　　仍然一无所获，后来，彻如师便提议再到邻近的村子看看。他运气好，在这个村的第一家就乞到了一钵饭和一只大番薯。我还是什么都没乞到，但又不忍心吃他的，只好继续向前走--直至乞完了7家都不成，没办法，最后还是吃了彻如法师的那只番薯。这是因为，佛教对托钵乞食有”过七不食“的规矩，也就是说，若乞了7家还未讨到，就不准再乞。

　　傍晚往回走的路上，我实在是不行了，脚底中午已经起泡，刚刚又破了一个，一踩到地上就钻心地痛。我要坐车，彻如法师不准，我们只好继续摸黑往回走。渐渐地，我的脚和脑子都麻木了，只知道往前走，其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们抵达山上的寺院时，已是深夜。此时我们连一两斤重的布包都已经背不动了，只得将包留在寺里，借了个手电赶回茅蓬……

　　文/ 图/ 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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