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克良：人生如甘醇

　　在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季克良的名字与贵州茅台紧紧连在一起。这位中国第一代酿酒大师、在茅台工作超过48个年头的“国酒掌门人”，从董事长任上退下后决定将更多的时间用来陪伴家人。“打小牌、带小孩、打小球，喝小酒。”最后一个字，还是落在了“酒”上

　　人物介绍

　　季克良，一九三九年生于江苏南通。一九六四年毕业于无锡轻工业学院(现江南大学)食品发酵专业，同年被分配到贵州茅台酒厂工作，曾从事茅台酒的生产技术、科研、质量管理、党务等工作。二〇一一年十月，卸任茅台集团董事长，出任茅台集团名誉董事长、技术总顾问。

　　暖橙色灯光，隔着茶水雾气的氤氲，被那双眼睛攫住。不见枯槁浑浊，唯有点点泪光，季克良的回忆停留在了1970年。那一年，生母病危，他请假回家陪伴母亲走完了人生中的最后一个礼拜，安葬完母亲，舅舅请他吃饭，一杯酒下肚，醉了。

　　这是他唯一一次醉倒在茅台以外的酒下。

　　至于当时被什么酒灌醉，这位世界级的酿酒大师只神秘地留下三个字：不能说。

　　在季克良的人生里，喝醉的情况并不多见，对于媒体报道称其迄今为止饮下两吨茅台，他扳着指头做起算术题：“四十八年喝两吨酒，平均每天才二两多一点。况且家人又不让多喝。”

　　家，对于满头银发的季克良来说，已经成为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人生中的第一缕酒香

　　自打有记忆以来，季克良闻到的第一缕酒香来自于自己的亲生父亲。

　　父亲姓顾，是江苏省南通县通海公社八大队的农民。除了操持农活，父亲还擅酿酒，季克良至今还难以忘记儿时在瓦为顶、芦苇为墙的老宅里弥漫着的甜甜的酒酿香气。

　　因为生活困苦，勤劳的父亲就时常去当地的小酒坊酿酒贴补家用。酒坊只有一个煮酒的灶，规模小得不能再小，所以即便是挣着外快，父亲的收入也难以支撑一个七人家庭的运转。

　　这个家庭的组成有些复杂，在父母亲结合之前，他们就各自有过一段婚姻，由于各自配偶相继离世，他们组成了新的家庭，宽容厚道的父亲从上一段婚姻中带来了他的两个哥哥，而聪明能干的母亲则带来了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季克良是家中的第五个孩子，父亲在四十五岁的时候才有了他。

　　老来得子，父亲的爱溢于言表，但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同时拉扯五个孩子长大，其中的艰辛怎么算也算不清楚，耐磨的衣裤在兄弟间传递，直到破得不能再穿为止。由于生活难以为继，在季克良三岁的时候，父母做了一个艰难决定，把他送给膝下无子的姑姑，顾克良从此改名姓季。

　　在两个爸爸、两个妈妈的爱护下长大，季克良成了家中唯一不是文盲的孩子。十四岁那年，他考取初中，年近六十的生父拿着根扁担挑着衣服、铺盖等行当把季克良送到了离家四十多华里的南通第二初中。

　　1959年，季克良参加了高考，因为身体很单薄，填报志愿的时候从字面意义出发，刻意选择了无锡“轻”工业学院，数日后，他被该校录取，并在入校后选择了食品发酵专业，也选择了与酒相关的人生。

　　季克良的班级里共三十二个学生，只有八个女生，其中一个名叫徐英，南通启东人，说着和季克良同样的家乡话。性格直率，高挑漂亮是她留给季克良的第一印象。八年后，她成为了他的妻子。

　　大学里，季克良做了五年的“班主席”，因为付不起一块二毛钱的车船费，他有三次寒暑假没有回家，留在学校埋头苦读。期间，顾家被一场大火烧得只剩下一床铺盖、一个哥哥病重去世，季家养母因为阑尾炎连续两次开刀……这些苦难被长辈们善意地隐瞒，季克良总是到事情过了许久才知晓。

　　“铁杆保皇派”的车间生活

　　1963年12月，《大公报》公布了全国第二届评酒会的评选结果，茅台酒从上一年的第一名掉到了第五名，这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茅台酒厂被责令整改，书记被调走、厂长也被就地免职，同时派四清工作队来帮助茅台酒厂视察实情，派由一二十个专家组成的科学研究小组来帮助茅台酒厂提高产品质量。专家不可能常驻，这个时候，科班出身又刚刚毕业的季克良和“当时就有点意思”的同学徐英应组织需要被分配到茅台酒厂。

　　从江苏无锡到贵州省会贵阳市，花了三天三夜，从贵阳到茅台镇，又花了四天多时间。初来乍到，两个在江苏生活了二十五年的大学毕业生看到的是零落的厂房，用酒坛砌起的宿舍以及落后的生产设备。

　　在季克良和徐英到茅台酒厂的那年，他们的工资是每人每月四十二块五，茅台酒的产量只有200多吨，市场价是三块六毛钱一瓶。因为经营不力，总人数仅300余人的酒厂开始把工人往外调，1964一整年，酒厂总亏损八十多万，亏损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77年，时任仁怀县县委书记的周高廉担任厂长，茅台酒厂才扭亏为盈。

　　既来之，则安之。季克良开始潜心投入到茅台酒工艺的研究与改良之中。在初步了解茅台之后，他发现，茅台的酿造工艺有很多神秘之处，多用女子“伏天踩曲”。而且，几乎所有的重要工序都与炎热连在一起：高温制曲，高温发酵，高温蒸馏。还有修禅悟道般的漫长过程：堆积发酵，入池发酵，7次取酒，9次蒸煮……这与他在大学课本上学到的并不相同。他说：“对茅台酒，我们十年之内没有发言权。”

　　文革期间，茅台酒厂60年代的书记和厂长被打成了“走资派”，因为曾经跟书记一同出过差，季克良心直口快地说了句“不像”，就被扣了个“铁杆保皇派”的帽子。1970年，母亲去世后不久，季克良就被下放到制酒车间。

　　3年的时间，他每天与工人师傅一起从事长达十来个小时的劳动，从投料、蒸煮、制曲、堆积发酵，每个环节都身体力行，并虚心向老师傅求教。三年来，他的衣服没有一天干爽过，直到把茅台酒的每一个科学的、传统的工艺细节都融入自己的血液。回忆过去，季克良认为，在制酒车间三年的磨练对他来说异常珍贵。

　　伴随着周恩来总理的“茅台外交”，国际舞台上形成了一股“茅台热”，茅台的产量也一年比一年多了起来，季克良也从1973年开始转到生产科，负责生产技术方面的工作，1978年，茅台实现了十七年来第一次赢利。

　　“他们承受的艰难，现在我年纪大了才感受到”

　　鲜为人知的是，从1967年到1987年，季克良写了长达二十年的请调报告。

　　如山的亲情是他数次申请调令的原因所在。他的养母在1967年离开人世，因为交通不便，季克良赶了五天五夜回到老家，还是没能见到养母生前最后一面，封棺的时候，他到了，空余一声叹息。

　　养母一去世，养父就剩下孤零零一个人。亲生父母比养父母年长七八岁，虽然他们膝下有儿孙，但经济条件并不好。季克良从此开始申请调令。

　　但另一面，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季克良慢慢从副科长、副厂长一直到1983年做了厂长。“一级一级都不放我了。”他说，“先是厂里不放，后来是轻工厅不放，再后来是省委不放。”

　　为了留住他，茅台酒厂厂长邹开良曾在一年春节前几天不远千里来到季克良的家乡，看望他的养父，并动员他们来贵州生活。

　　贵州的苗族省长王朝文，也对季克良加以挽留。“有一次他看到我，拍着我的背，说，‘小季啊，亏待你了，’每当我想起这句话的时候，我感到是暖和的。”季克良回忆。

　　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接下的日子里，茅台的产量和市场价稳步上涨，而季克良因为工作繁忙，竟又错过了见生父、养父最后一面的机会。“我的父母亲们对我工作的支持很大，他们承受的艰难，现在我年纪大了才感受到。我真的感到非常对不起他们，没尽到孝。”季克良说。

　　1998年，和国内其他酒企一样，茅台集团也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在销售大幅下滑的低谷期，季克良“临危受命”，出任茅台集团掌门人。为了提高茅台酒的销量，他不惜动员全体职工跑销售。在他的任期内，不仅茅台酒销售持续增长，还实现了茅台股份公司的上市，茅台集团总资产也由20多亿元增至400多亿元。

　　事实上，季克良早已成了茅台的“活招牌”。超过六十岁法定退休年龄后，在国资委的要求下，季克良已经数度延长任期。

　　2011年10月，季克良从董事长的任上退下的时候，茅台酒的产量达到了3万多吨，茅台集团的在职员工总数达到了近一万人，员工的平均工资达九万多元（不含福利）。

　　而今，这个把半个世纪的光阴献给茅台的江苏老人，已经决定将更多的时间用来陪伴家人。他想要陪伴爱人“慢悠悠”的旅游：“她跟了我这么个穷光蛋，为我付出那么多，今后只要她愿意去的地方，我都想陪她。”

　　季克良坐在茶馆里呷着菊花茶不紧不慢地梳理自己的茅台人生。电话响起，贵州方言说得流利，忽闪的手机屏幕上，他和十七岁外孙的合照亲切、温馨。

　　“我在考虑换个桌面，不然孙子会吃醋的。”季克良一副老小孩的模样。“退下来的生活非常轻松，就是打小牌、带小孩、打小球，喝小酒。”

　　最后一个字，还是落在了“酒”上。

　　对话季克良：不要把茅台评为奢侈品

　　《小康》：您的亲生父亲曾经从事过酿酒的工作，这是否对您未来从事白酒行业产生了影响？

　　季克良：我父亲酿酒的技术还可以，做的甜酒酿也很甜，至于他的技术对我有什么影响，那（影响）不大。倒是父亲的勤劳、宽容和对我们子女的爱对我是有影响的。

　　《小康》：您的父母亲们含辛茹苦把您养大，您却留在了偏远的贵州，他们没有反对吗？

　　季克良：我的亲生母亲是高血压病危了之后我才回去的，亲生父亲是1983年走的，他去世了我都没有回家。两个养父养母我尽孝也是很不够，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怪过我。不过我的内心一直感到对不起他们。

　　《小康》：您的夫人在茅台集团做什么工作？

　　季克良：她是搞技术工作的。退休的时候是副总工程师，是研究室的主任。她的工作很专业，对茅台酒的研究也好，生产技术的指导也好，都很专业。

　　《小康》：您好像很喜欢小孩子？

　　季克良：我的性格决定了我喜欢小孩，不但喜欢自己家的小孩，就是别人家的小孩我也很喜欢。

　　过去我住在酒厂宿舍，每天下班的时候，只要有一个小孩子在窗口看到我，大喊季爷爷，宿舍里的其他小孩都会伸出头来喊季爷爷。现在有了孙子和外孙，真的是在享受天伦之乐。

　　《小康》：那您希望您的后代从事与酒相关的行业吗？

　　季克良：这个没有办法了。我的儿子已经四十一岁了，姑娘四十四岁了，不可能再去茅台酒厂了。而且当时上级有一条规定：一个单位主要领导的子女最好不要在身边工作。

　　《小康》：我记得您曾经说过，不希望茅台成为奢侈品，那我想问您，您是否觉得现在的茅台酒定价有些高呢？

　　季克良：我一直是这个观点，我感到价格不能太贵。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是今年还是去年，给我评了一个奢侈品的头号推手。

　　把茅台评为奢侈品，我说我不要，我不能要这个东西。茅台酒这样一个好东西，就是要让大家能够享受，不能天天喝，包括我在里头也不可能天天喝。但是当家里有喜事的时候能喝上一瓶茅台酒，我认为是好事情。

　　茅台酒有这么好的品质，我感到应该让大家享受，这是一个出发点；第二个出发点就是我们的企业还是发展当中的企业，而且茅台工艺特殊，从决定发展到形成商品需要五年时间，你在发展，而你的价格又很高，影响到社会的消费能力，那你发展得这么快，今后后患是有的。

　　《小康》：您喜欢贵州仁怀这个地方吗？

　　季克良：过去不喜欢，现在非常喜欢。因为茅台有我啊，茅台有今天是我们众多茅台人努力的结果。过去只要离开仁怀去出差，看到的全是比茅台好的东西，所以在回来的时候会叹气，现在这个差距越来越小。

　　《小康》：听仁怀的朋友说，时常在仁怀的街头看见您跟您夫人锻炼的身影。

　　季克良：很多人谈论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坐在公共汽车上就走了，有的时候走着走着就回家了，没带人（随从）。我从内心感觉到仁怀人对我非常好。

　　《小康》：他们会跟您打招呼吗？

　　季克良：打招呼。他们还叫原来的那些称呼：“董事长”、“季老总”、“老爷子”……包括农民。有的小孩子很好玩的，就叫“季克良”。听到了我就很高兴和他笑啊。

　　《小康》：您想让人们记住一个怎样的季克良？

　　季克良：没想过，现在这样就很好。走在街上大家都对我笑，打招呼，就连哑巴都冲我打招呼，很有意思的。

　　《小康》：哑巴打招呼？

　　季克良：这样（季克良笑着竖起大拇指）。

　　由于生活难以为继，在季克良三岁的时候，父母做了一个艰难决定，把他送给膝下无子的姑姑，顾克良从此改名姓季。1959年，季克良参加了高考，因为身体很单薄，填报志愿的时候从字面意义出发，刻意选择了无锡“轻”工业学院，数日后，他被该校录取，并在入校后选择了食品发酵专业，也选择了与酒相关的人生。

　　1998年，和国内其他酒企一样，茅台集团也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在销售大幅下滑的低谷期，季克良“临危受命”，出任茅台集团掌门人。为了提高茅台酒的销量，他不惜动员全体职工跑销售。在他的任期内，不仅茅台酒销售持续增长，还实现了茅台股份公司的上市，茅台集团总资产也由20多亿元增至400多亿元。

　　把茅台评为奢侈品，我说我不要，我不能要这个东西。茅台酒这样一个好东西，就是要让大家能够享受，不能天天喝，包括我在里头也不可能天天喝。但是当家里有喜事的时候能喝上一瓶茅台酒，我认为是好事情。

　　文｜《小康》记者 谭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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