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路：4平方米的记忆

　　人民中路790号，1680平方米的一幢建筑楼里被五合板等建材简单切割成190个小单间，每个房间的平均使用面积仅为4平方米，但最多的时候，这三层楼曾经容纳将近400名房客

　　在湖南省长沙市的中心地带，有一条贯穿城市东西方向的交通动脉叫人民路，人民路在中间部分与另一条干道东二环交叉的地方，有一座立交桥，叫杨家山立交桥，而人们更习惯称呼它为“人民路立交桥”。由于立交桥附近有一个高桥建材市场，自然而然，桥底下就形成了一个非正规的劳动力市场，每天有数百名农民工到立交桥底下“等脚鱼（湖南土话，等活干）”。

　　距离人民路立交桥仅300米，一个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临街四层建筑，门牌号为人民中路790号。

　　这是一个城市中最为普通的楼房，除了第一层被用作商铺出租之外，其他三层总共168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被五合板等建材简单切割成190个小单间对外出租，每个房间的平均使用面积仅为4平方米。最多的时候，这三层楼曾经容纳将近400名房客。

　　住在这里的多是来自湖南益阳市南县和娄底新化的农民工，他们在立交桥下延揽各自的生意，回到“家”中互相招呼，在一年间混成了城市中罕见的亲密邻居。

　　由于建筑老旧、空间逼仄、人员拥挤，再加上每层楼的公共卫生间直面楼梯、厨房设置在走廊……整栋楼散发着难闻的臭味。每天早晨五六点，楼里的房客们就齐刷刷地起床，简单收拾一下后纷纷出门。有活干的去干活，没活干的则去“桥底下”找活干。白天的老楼顿时安静下来。

　　黎明时分，在工地干苦力活的男人们和在餐馆、酒店干保洁的女人们以及刚刚结束一天幼儿园全托生活的娃娃们又齐刷刷地往回赶，昏暗的灯光照射到走廊里，有的排队上厕所、有的开始烧菜烧饭、有的往老家打电话、有的则抓紧时间给娃娃洗澡……嘈杂的声音和复杂的气味一并入侵你的感官，所有的一切都在宣示，他们回来了。

　　2011年7月，一个扛着相机的老头儿闯入了这栋有着复杂臭味的老楼，不过房客们对他并不陌生，他们只是诧异又不好意思地问道：“欧爹（湖南人对老人的尊称），您老人家怎么来这样的地方？”

　　老头儿名叫欧阳星凯，是湖南籍的知名摄影师。在闯入老楼的一个多月前，他就开始在人民路立交桥底下转悠。曾经在上世纪70年代有过做民工经历的欧阳星凯相信，这个群体一定有他们值得关注的理由。经过一个月的交流和沟通，欧阳星凯逐渐从农民工避之不及的“不速之客”过渡到可以跟他们抽烟闲扯的“欧爹”。

　　一年以后，欧阳星凯的纪实摄影作品《人民路》在平遥国际摄影节上一举摘得摄影界最高奖项--评委会大奖。2012年10月20日开始，由栗宪庭担任策展人、那日松担任执行策展人、鲍昆担任学术主持的“人民路--欧阳星凯影像作品展”在北京798映艺术中心/映画廊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展览。

　　黄爱国：老来得子伤不起

　　来自湖南益阳南县的黄爱国今年51岁，头发花白、面呈铁灰色、两眼深深内陷，和其他农民工相比，他不爱说话，这或许与其悲痛的丧子经历有关。

　　黄爱国从2003年开始在长沙做装修工人，在人民路790号居住了五年的时间。黄爱国夫妇之前有两个儿子，年龄相差2岁。20多年前，夫妇俩还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年月，因为忙于收稻谷，孩子们只能交由奶奶抚养，一次意外中，年仅两岁的二儿子被水淹死。十三年以后，年仅十七岁的大儿子，因为没人盯着，出去游泳，又意外溺亡。

　　黄爱国的妻子，一直以来都在长沙的各种场所从事保洁工作。保洁工作不需要力气，也无关技术，工资比不上男人们所作的“手艺活”，但人民路790号楼里的大部分女人都做着这样的活路，每个月拿着一千六七百块钱的工资。

　　五年前，夫妇俩又生了一个儿子，因为老来得子的原因，他们对这个孩子格外的疼爱，一直把他带在身边。

　　黄爱国的侄子黄培军，同样在人民路790号居住过。自打2005年来到长沙后，他就一直与人合租在人民路4平米的出租房里。黄培军乐观爽快，是做泥工的好手，每次工作结束后，在桥底下等候不久就会有另一个包工头把他领走。

　　2011年暑假，黄培军的妻子带着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来长沙看望他。暑假却是一年中装修业务最多的季节，为了挣钱给返乡妻儿多买一些回家的礼物，黄培军很少能陪孩子们游玩长沙。他在长郡中学接了一个雕塑拼装工地的工程，完工后忙着给孩子买礼物却忘了及时跟包工头结账。不料工头跑了，到现在为止，黄培军1000多元的工资都没有拿到。

　　对叔叔一家的经历，他疼在心里。他说叔叔命苦，现在一把年纪了还要天天去桥底下等活干。夫妇俩一个月将近五千块钱的收入，除去生活开销，还要用来支付每月三百块钱的租金和孩子800多元的幼儿园入托费，零零碎碎用下来，就存不了多少钱了。

　　黄爱国自己也非常忧心，四十六岁才有了这根独苗苗，等到孩子上高中的时候，他都已经六十多岁了。随着年龄的增大，他迟早有一天会做不动苦力活，“不再有力气的时候，我就回村里养老。”他说，不过他也知道，现在没有赚到足够的积蓄，将来孩子上大学的学费就是一个大问题。

　　胡南桥：和包工头不打不相识

　　初冬的晚上十一点，在长沙一个工地上开风炮机做装修的胡南桥才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他累得不行了，没有洗漱就瘫倒在床上，十分钟不到就打起了呼噜。

　　1968年出生的胡南桥是安徽金寨县人，性格耿直、交际能力也不错，因为在部队当过兵，他的普通话在民工里算是说得好的。1992年从部队退伍回到农村后，胡南桥当上了民兵营长，经常去参加计划生育的处罚工作，他“不喜欢那份得罪人的事”，一年后就主动辞职，到广东佛山打工，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陈小员，他们1997年结婚，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随着东部沿海开发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衰退，加之中西部城市开发建设的兴起，大部分沿海开发区的劳动力开始迁徙回归，刘结章夫妇也在其中。

　　夫妇俩带着小儿子于2008年来到长沙，入住人民中路790号的一间7平米的房间，上初中的女儿则留在了岳母家。尽管光线不好、噪音很大、空间狭小，但居住久了，大家开始彼此熟悉，没活干的时候邻居们还会彼此介绍活计，业务不好推辞半个月交房租的时候，老板也不会“罗里吧嗦”，胡南桥也渐渐对这栋“民工楼”产生了感情。

　　作为一个曾经的军人，胡南桥的骨子里不但保留了军人认真负责的作风，也灌注了对公平公正的期求。有一次，胡南桥包了一个工程，之前跟老板谈好的报酬大概是1900块钱，完工以后，老板提出少给一部分钱，“我们是打工的，跟你讲好的事情，最后出尔反尔……”胡南桥开始高声理论，这时，老板也火了：“你妈的。”就因为这句对母亲“大不敬”的语言，胡南桥正色道：“自己的父母，是最伟大的啊，你骂她干什么？我赚不到钱没孝敬她，还招你骂一顿……”最终，老板被教育得心服口服，胡南桥不仅成功地讨回了薪水，还交到了一个会不时给他介绍活干的“老板”朋友。

　　刘结章：“在哪里租房子，都要把那里打扮成一个家的样子。”

　　凌乱的房间里，四个人坐在木板床上。年轻的父亲赤裸上身，长时间的苦力活使得他并不十分强壮的身体上有明显突起的肌肉，一袭粉红衣服的妻子侧脸看着年纪稍大的男孩，男孩脸上挂着来不及擦去的泪珠子，角落里的小女儿正对镜头盘腿而坐，对着镜头一副打量的神情。

　　这张一家四口的合影，被印上了欧阳星凯摄影集的封面。

　　男主人刘结章生于1983年，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人。他自小失去双亲，在哥哥和嫂嫂的抚养下长大。刘结章15岁初中毕业后就到广东打工，他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干了整整八年时间，在这期间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妻子是湖南益阳人，算是刘结章的老乡，认识的那年，妻子只有16岁。

　　刘结章回忆说，最初打工几年，自己嗜赌，那时觉得自己年轻，输得起，但自从八年前大儿子出生了以后，就慢慢收心了。作为一个自小失去父母的农村孩子，他太知道一个完整而富足的家有多么重要了。

　　2008年夏天，当他们离开广东来到长沙、成为了人民中路790号的房客的时候，他们的二儿子已经两岁了。

　　刘结章跟朋友一起学会了水电安装、开风炮机、泥水装修。只要能有钱赚，再苦的活他也愿意干。比较欧阳星凯的数百张照片，可以看到刘结章的房子布置最为“精心”，家什也最多：他用收集到的木料建成一个六层的架子，架子上填满了各种棉被、衣物、厨房器具和日用品。

　　因为从小居住在哥哥嫂嫂家，刘结章从来就没有拥有过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家，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家的渴望，“我不管在哪里租房子，都要把那里打扮成一个家的样子。”刘结章说。

　　2009年，刘结章的小女儿出生了。因为生活压力大、工作繁忙，这对夫妇只能把老大寄养在岳父家，老二从满月开始，也一直由刘结章农村的哥哥嫂嫂抚养，老三带在身边，爱人去做保洁工作的时候，就把女儿放到私人幼儿园。对刘结章来说，最难受的莫过于骨肉分离，三个孩子一年中聚在一起的时间只有过年的几天，更令他心痛的是，他的大儿子已经读小学四年级了，自己只见过6次，他六岁的二儿子，已经不认自己的生母，而把伯母唤作妈妈。缺少父母之爱的孩子们，性格内向，不爱与人打交道。

　　教育是摆在刘结章面前最大的问题，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时常和妻子盘算，三个孩子的学费、生活费还差多少。社会保险的缺失同样令他们头大，“或许是责任心在支撑我吧，我以前身体就不太好，小病不断，做了爸爸之后就没生过病了，我要是一生病，这个家就垮了，这绝对是病不起的。”刘结章说。

　　不过，与这个城市里大部分“赚到了钱就回农村养老”的农民工不同，刘结章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在长沙买一套房子，从而在这座城市扎下根来。

　　人民中路790号变了，他们的生活没有变

　　在欧阳星凯进到人民路790号楼里拍摄一个多月后，楼里的租客就被通知搬出，房东已经将房子租给另一个包租人。变更包租人的原因既有城管对如此恶劣甚至危险状态的整改要求，还有后续的包租人给出了更高的租金。

　　在许多居民还没有搬出的情况下，重新装修的工人已经开始进场，他们的外表，看起来与这栋大楼里所居住的农民工没有两样，只不过，是住在另外的四平米罢了。

　　同时，黄爱国、黄培军、胡南桥、刘结章以及他们的邻居们最终都在“驱赶”下找到了新的“四平米”，并陆陆续续地搬走了。由于还要继续在人民路立交桥下“等脚鱼”，大家找的新住所都在距离立交桥不远处，有的搬到立交桥旁边比人民中路790号更加恶劣的鸡鸭市场平房内，有的则是搬到了“好那么一点”的广告街老楼里。

　　2011年11月，这栋老楼已经装修一新，成为了一栋名为“雅安酒店公寓”的快捷酒店，2012年春节过后，农民工们的“欧阳爹”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在他们曾经共同生活过的人民中路790号门口，拍了一张大大的合照。

　　记录人民路农民工真实生活的300多张摄影作品、拍摄期间所做的调查问卷、一段名为《算计》的视频短片和两个忠实还原人民路四平方廉租房逼仄生存空间的装置，构成了人民路--欧阳星凯影像作品展，其中，两个还原人民路四平方廉租房的装置，是欧阳星凯出工钱、民工刘结章花了一个星期亲手搭建的。

　　“物品都是我们用过的物品，搭建的时候，人民路生活的片段都出现在眼前，有快乐也有痛苦，总之就是，心情特别复杂。”刘结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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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悲怆源于我们不服

　　--对话著名摄影家、策展人、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鲍昆

　　《小康》：您为《人民路》画册作的序言里谈到：欧阳星凯是一位积极寻找摄影意义的摄影家，他的工作也为因当前摄影普及造成的摄影全民化之后的职业摄影家们拓展了思路。现在的摄影家是不是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社会问题了？

　　鲍昆：没有，恰恰不是，现在就特别可悲，这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

　　《小康》：为什么这样的纪实摄影不被摄影家们所重视？欧阳星凯的成功能否带动一些人来做类似的事？

　　鲍昆：带动不了多少，因为他们即使去解读欧阳星凯的事情，也会用最庸俗的观点来解释。他们会把欧阳星凯这个事件当作一个名利事件来看，而他不会去看人家这件事情整体要说什么话，现在已经堕落和庸俗到无与伦比的程度了。所以有时候觉得我们做这种事情挺悲怆的，这种悲怆源于我们不服，我们还想坚持点东西。

　　《小康》：用鱼眼镜头的拍摄手法来呈现农民工的居住环境，这在摄影界是很少见的，也引起了很大争议，您怎样看待这件事？

　　鲍昆：这一点欧阳星凯还真是挺棒的。当初他把那东西给我的时候，我一看有点傻了，我说你怎么用鱼眼拍呀？因为摄影界对鱼眼镜头基本定性的理解就是说它是业余的、不着调的、追求奇怪效果的。但是欧阳星凯说，那屋子太狭小拍不下来，只有鱼眼才能拍下来，也只有用鱼眼镜头表现，它才正常。他一说我一下子明白了，对于我们来说镜头语言的使用是根据客观情况来决定的，而不要用我们某一种意识和一种标准去套采生活。镜头语言是根据生活的需要来，这样你就对了。

　　《小康》：您认为《人民路》影像的特别之处是在什么地方？

　　鲍昆：他创了中国自有摄影展览史以来的最先锋性的一种表现手法，他用了所有手段（摄影作品、视频、实景等），就是说他是最具当代性的一个。

　　这回在平遥欧阳还把他太太弄过去了，他太太行动不便，去了之后特别高兴，平遥摄影展留言本里有一句话是他太太的，署名是“你的另一半”。这是一个女人对自己丈夫的认可，很棒的。所以我说欧阳这回你就对了。我特别高兴。

　　文｜《小康》记者 谭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