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与文物遗存

　　此前曾见有人在翻译中国的传统民居时，用了“Vemacular”一词，就随手翻阅词典，读到了该词的两个涵义：一是“乡土的”、“本地的”，二是“方言的”、“用方言写的”，颇感深受启发。的确，迄至今日，矗立于僻野荒郊的传统建筑，依然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为人们展示着日渐消逝的生活方式。同时，传统建筑因其浓厚的乡土色彩，如同方言一般，各地皆有独具的词汇、语法及音调。此种以视觉接受的“建筑方言”，凸显出中华地域文化千姿百态的丰富内容。

　　传统建筑最为直观地折射出地域文化的特色。其中不少佳构，目前已成为各地重要的文物遗存。当然，反映地域文化的载体可谓纷繁多样。以地处皖南低山丘陵的徽州为例，这里尽管经历了几百年的世事沧桑，但仍然保留着极为可观的地面人文景观--既有世人熟知的牌坊、宗祠和古民居，又有浩繁无数的传统历史文献。更为幸运的是，这里留存有目前所知国内为数最多的民间档案文书，这些反映传统徽州民事惯例的乡土史料，几乎涵盖了民众生活的各个侧面，对于重新建构数百年来中国民间的历史文化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对此，日本学者岸本美绪教授曾指出：“契约文书作为史料的魅力还不仅仅在于所记载的物价、租额等数据，纸质、字体、笔触以及其他通过文书可能察知的如登场人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等，都能折射出当时社会的气氛。这些文书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是很普通的事物，但正是由于其普普通通、无意造作的性质，反而能够给研究者带来关于当时生活现实的实在感受。”学界普遍认为，作为明清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以徽州文书为代表的民间档案文书，具有不亚于故宫档案或地方衙门档案的数量和重要性。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徽州文书是当地造纸厂收购来作为纸浆的原料。郑振铎先生曾说过，当时皖南的炮仗铺通常是将明代白锦纸印刷的书籍撕成碎条，作为鞭炮的心子。据说，用这种好纸做成的鞭炮，燃放时会特别地响，许多珍稀文书亦因此而灰飞烟灭。历史时期，由于移民众多，商业往来频繁，徽州是保存珍贵信封最多的地区。在时下“集邮热”的背景下，许多值钱的信封被形形色色的人购买走，但其中极富史料价值的信纸，却因“不值钱”而往往被付之一炬！原本颇成系统的重要商业文书群被分割，以致历史学者面对的，往往是东鳞西爪式的零散文书。好在目前已被各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等收藏机构收藏的徽州文书，大概不下20余万件，民间收藏的数量更是相当可观。此前，安徽省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率先对部分徽州文书做了整理，起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毋庸讳言，在现有条件下，原本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重要支持的不少收藏机构，事实上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文物收藏单位的不少珍稀文献，迄今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掘和利用。最近，我看到一些文博界的老前辈淳淳告诫私人收藏者，应将藏品面向社会，而绝不可秘不示人，那样将失去收藏的意义。由此我也想到，对于收藏单位而言，文物保护自然是他们的守土之责，但除了做好诸如防止文物被盗、被人破坏之外，是否也应该予学术研究以更多的支持？

　　其实，对地域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同样可以为加强文物保护力度、促进旅游开发提供有力的支持。或许，这不是立竿见影的，但其潜移默化之功却绝不应被忽视。近数十年来，海内外历史学界、建筑学界对徽州文化的内涵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徽州学”在中国史研究中异军突起，徽州文化也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安徽古村落--黟县的西递、宏村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无疑为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与此同时，大批徽州文书的发现和利用，使得历史学者深感此前对传统社会的理解乃至了解均远非全面。在徽州，我曾看到，一处颇为完整的文会遗址竟被锯木厂占据，而其不远处就是被列为文物重点保护和旅游开发单位的某姓宗祠。其实，文会原是族中缙绅、士人的会文之地，后亦成为调解民事纠纷的重要场所。作为明清徽州民间社会的基层组织，文会与宗祠、社屋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只是囿于史料，以往学术界在对徽州宗族、村落社区的研究中，仅仅注意到村落、宗祠和牌坊等，对文会则极少涉及。因此，一般人可能连文会是什么都不清楚，更遑论保护和开发了！这一例子，不知是否可以说明学术研究的现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但不管怎样，我衷心希望文物收藏单位能够与历史学者通力合作，以共同推进中国的学术研究、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

　　文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振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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