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一代”的交棒之惑

　　作为家族企业的创始人和所有者，没有一个“创一代”不希望企业能够走上发展的快车道，也很少有人愿意看到筚路蓝缕的半生所得，旁落“外人”之手。然而，在权力棒的交接势在必行之际，这双即将交棒的手却难以自主地有些颤抖—— 一种“交权综合症”正悄然发作……

　　为什么儿子不像我

　　年近60岁的蔡总，昨晚刚跟儿子的律师通过电话，彻夜未眠。上午9点，他准时走进公司。作为这家公司的主人，他最知道打下这份家业有多么不易。“这是我的公司、我的家、我的全部，我必须全身心投入。”但蔡总对事业的这份执着似乎并没有遗传到他的两个孩子身上。“人们都说龙生龙凤生凤，我怎么就看不出来我儿子哪里像我！”

　　30多年前，当蔡总还是小蔡时，就在厂里办了停薪留职，和几个哥们凑了点钱杀向中俄边境。想起当年“砸”掉铁饭碗的情景，蔡总依然非常得意：“那时候辞职可不像现在，离开工厂意味着当时没有工资，老了没有保障，也不会有单位分的房子，相当于自己把自己的后路给断了。”

　　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刚解体，数以万计两手空空的“淘金者”从中国的各个角落涌向中俄边境。这些当时被称为“二道贩子”的涌动大军，创造了当时边境贸易的神话。

　　小蔡就是这些“二道贩子”中的一员。通过易货，小蔡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没过几年，他和哥们儿合伙在哈尔滨成立了贸易公司，生意越做越大。

　　如今，当年一起打拼的人都已经自立门户。十几年前蔡总在北京成立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高端化妆品批发业务。这是一家典型的家族企业——媳妇主管财务，亲弟弟主管销售，小姨子主管行政。但蔡总这几年却过得不开心。“事业上虽然有所成功，但家里的烦心事也不少，儿子和女儿是我最大的心病。”蔡总直到35岁才有了大儿子小涛，“那时候我经常往来于中俄两国，孩子扔给爷爷奶奶抚养。”由于孩子常年不在身边，蔡总对孩子的感情几乎全部体现在了物质方面。“每次见到孩子，我都会给他最好的玩具，给他的衣服兜塞满零花钱，我这么玩命赚钱还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说起两个孩子，蔡总很无奈。儿子小涛从小就不是“省油的灯”。上学时在同学中穿得最好、花钱最多，学习成绩却是最差的。勉强读到了高二，说什么也不念了，成天泡在网吧打游戏。“老婆那时候劝我，我们两口子已经吃太多苦了，现在这个家底，足够孩子吃喝一辈子了。”蔡总心想也有道理，“孩子学习是为了考上大学，考上大学是为了找好工作，有好工作就能赚钱，但这份家业迟早都是他的，何必让孩子受寒窗之苦呢，何况他也不是那块读书的料。”

　　但小涛并没有让父母就此省心。没过多久，小涛在几个朋友的怂恿下，开始喝酒泡吧、夜不归宿。蔡总再也看不下去了，一狠心送小涛去了英国，在一个语言学校念预科，希望他能在国外学会自立。他说：“我已经不期待他能像我这样挑起公司的重担，只希望他能像普通人一样健康地生活。”

　　一上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在看过了几份合同之后，蔡总坐在靠背椅上有点发蒙，昨晚的电话已经彻底打乱了他的工作安排。远在英国的小涛，因为酒驾肇事被吊销了驾照，正在接受警方的调查。此时此刻，蔡总真想狠狠抽儿子几个耳光：“为什么儿子不像我？这个家迟早会让他败光。”蔡总愤愤地说，“如果没有父母的供养，他该怎么办？”

　　蔡总从未如此迷茫，他和家人在有生之年忙忙碌碌到底是为了什么？他自己说不清楚，更想不明白。虽然他还有个小女儿，但在他看来，女儿依然在“复制”着儿子童年时的成长轨迹，一个家庭中两位“富二代”惊人地相似，怎能不让做父母的忧心忡忡？蔡总一天天地感觉自己老了，没有了打拼的力气，可是，他看不出哪个子女能接下公司的重担，他甚至看不到儿女的未来，更看不到公司和自己的未来。

　　时刻绷紧的神经

　　相对于蔡总子女不成器的“硬件缺损”式无奈，对自己的接班人“不放权、不放心”则更像是一种煎熬。

　　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周总，最近几年在生意场上并不顺。一度在行业内排名百强的企业，近年来却日渐呈颓势。几年前他就开始考虑让儿子接班的问题。大儿子生性敦厚却缺乏经商头脑，二儿子天性聪慧却有点“不务正业”。眼看着自己到了力不从心的年纪，再不把两个儿子“扶上马”就很难有机会“再送一程”了。深思熟虑之后，周总咬着牙送小儿子去商学院“进修深造”，让大儿子直接进入公司从最基本的销售员做起。他经常对身边的亲戚说：“两个儿子，总能挑出一个合适的接班人来吧？”

　　两年后，大儿子的销售业绩越来越好，小儿子也完成了“学业”。“两个孩子看似都做好了接班的准备。究竟选哪一个好呢？”这个问题让周总纠结了很久。周总自己只是勉强读完了高中，他一直渴望能将公司整体的管理上一个档次。几番纠结后，周总在董事会上力排众议，力推小儿子出任公司总经理，让大儿子今后全力辅佐弟弟，弟兄二人合力把公司的香火延续下去，而自己暂时退居二线，在幕后掌控全局。

　　“刚开始的一个月，小儿子把公司治理得还算有模有样，重新修整了管理制度，制定了未来几年的发展目标，当时我还很满意，朋友也都夸奖‘虎父无犬子’。”但让周总万万没想到的是，小儿子开始对公司的整体架构“动刀”了。首先“挨刀”的是行政系统，几个小部门被撤销。随后，开始重新定位目标客户，投入大笔资金用于产品的转型和广告营销，原有的销售团队和客户资源也几乎因此报废。面临颠覆性的组织变革，周总在家族和创业伙伴的压力下，无奈再次走向前台，重新掌管公司，小儿子被暂时“打入冷宫”。待到公司团队和业务稍微稳定后，周总再次将公司交由儿子治理。几经反复，公司已经失去了占领市场的先机。

　　在周总看来似乎是“双保险”的二选一策略实际上并不成功，虽然他渴望接纳新的管理方式，但其子鲁莽处事的作风一来并没有让企业元老们接受，二来也无助于企业发展。更重要的是，一个既没有内部管理经验也没有外部实践经历的接任者，仅凭书本上学来的商业案例，根本无法支撑起家族企业这把沉重而硕大无比的雨伞。

　　如今的周总，已经没有了入围国内行业百强时的意气风发和豪情壮志。不断地反复试错，亦让其子畏首畏尾，这不仅让公司失去了市场先机，更让核心团队心灰意冷纷纷离职投奔竞争对手，就连大儿子也有了另立门户的想法。元气大伤的周总再也不敢奢求早日“退休”，只有用尽强弩之末的力量来亲力

　　亲为地督阵，可是，接班人问题始终像噩梦一样夜以继日地困扰他，每每从梦中惊醒，他只有盯着天花板无奈地发出一声声叹息。

　　公司永远都是我的

　　据统计，我国多数家族企业处于所有权与控制权相统一的状态，公司总裁、总经理主要由企业主本人及家族成员担任。仅有7.9%的家族企业，总裁或总经理由职业经理人担任。在这背后，凸显的是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信任体系的严重缺失。

　　在公司刚刚经历完一波动荡之后，公司的控制权再次回到刘总和其家人的手中，企图“兴师犯上”者已被彻底踢出公司。“公司仍然姓刘，公司永远都是我家的”，刘总信心满满地在董事会兼家庭会议上如是宣布。

　　时间要倒回一年半前。当时，刘总和家人创办的公司已经走入第十五个发展年头，经过十余年的奋斗，又通过数次收购重组，公司已经成为国内知名的电动车企业，几乎占据了国内同类产品的半壁江山。此时，刘总突然意识到，仅凭一己之力已经很难统揽全局，而子女还在读书、一时难以挑起这份沉重的家业，是时候寻找一个富有经验的成手帮忙打理家业了。

　　在一次收购中，被收购公司的总经理程先生进入刘总的视野。程先生“海归”一枚，不仅管理经验丰富，对市场的嗅觉更是出奇地精准。本已被猎头说服要动身到其他公司赴任的他，在刘总的三顾茅庐之下决定投其麾下。刘总许诺，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作交由程先生全权处理，自己甘愿退居幕后。刘总曾拍着胸脯说：“公司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你就放手干吧！”

　　然而，程的经营策略大大超出了刘氏家族的忍耐限度。程先是带来了一大批老部下，逐渐接管原来把持在刘氏家族成员手中的财务、营销等重要渠道，刘总感觉自己正在被程架空。虽然心里不快，但程毕竟是自己请来的，顾及面子，无法轻易否定。

　　人员队伍刚刚稳定，程又开始着手组织架构的调整，一些由刘家七大姑八大姨负责的部门被纷纷裁撤。与此同时，他又着手将核心业务打包上市，并宣称“公司应该是股东的，本不应该有姓氏”。刘总再也坐不住了，他渐渐感觉到，自己手中的股权正在被稀释，虽然公司业绩蒸蒸日上，但要不了多久，公司可能就不再姓刘了。

　　刘总决定采取强硬手段夺下程对公司的管理权。然而，各部门负责人却站在程的一边。最后，还是家族企业独有的决策方式战胜了企业管理法则，刘总不惜采用休克疗法，迫使程和大批中高层管理者先后出走。接任者范女士是刘总的弟媳，惨烈的控制权之争终于以自家人重新掌权而告一段落，公司依然是刘氏天下。

　　风波平息之后，刘总仍对外来人的抢班夺权心有余悸。他开始考虑将正在读高中的儿子送到国外去念常青藤商学院，学成归来后在身边历练几年，好早日接管自己打下的江山。他从此再也不敢把公司管理大权轻易放手，只希望在权力平稳交接给儿子之前，不要再度上演夺权风波。可事实上这种忧虑是仍然存在的——让他总是不敢再往下想的是，谁又能保证弟弟和弟媳不会突然在某一天上演“逼宫”大戏？如果弟弟和自己分庭抗礼，带走公司的核心团队和客户，他和他的公司又该何去何从？

　　目前，绝大多数中国家族企业都将面临“掌门人”的交接难题。随着交权大限即将到来，以子女难承父业、质疑子女管理能力、对职业经理人的不信任为代表症状的“交权综合症”正在“创一代”身上悄然发作。

　　“你有病啊？”“你有药啊？”

　　“创一代”的交棒之惑已成为一种难于自愈的综合症，可是，谁是再世华佗，又到哪里能觅得那一帖既能治标又能治本的神奇药方呢？

　　文/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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