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沮丧地发现，人其实是很容易被“道理”所湮没的动物。
我越来越感觉到，讲道理是人际间最困难的事儿，其困难并非源于对方的“不讲道理”，而是即便面对最基本的道理，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讲法。譬如说吃饭吧，圣人伟人们说“民以食为天”则可，若是我等小老百姓来讲这样的道理，就不见得合适了。我曾经写过一篇搞笑文字叫《不吃饭还不行吗》，说是某人随口说了一句“人是要吃饭的”，结果引来骂声一片。有人骂他鼓吹庸俗吃饭论，有人批判他只强调吃饭而忽视精神关怀，还有人断言他这是否定动物也有吃饭的权利。至此，道理就很难讲下去了。
关于吃饭的道理，讲得最精彩的也许要数报馆老板成舍我了，当时他手下的很多员工抱怨伙食不好，要求改善生活。正好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于是成舍我借题发挥讲起了吃饭的大道理：“你们看，罗斯福是金元王国的总统，营养应当是很好的，可是他也死了，可见吃饭与营养的关系不大。”
学贯中西的大诗人徐志摩讲起道理来也颇为“别致”。当时他的太太张幼仪怀有身孕，早已移情别恋的徐志摩要她去打胎。张幼仪提出打胎有危险，因为她曾听说有人因此而丢掉了性命。于是大诗人理直气壮地教训道：“我还听说有些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人们难道就不要坐火车了？”道理如此讲法，别说是被徐志摩视为“乡巴佬”的张幼仪，就算你是逻辑大师、博学大儒，只怕都要败下阵来。
成舍我、徐志摩之所以能成为业有成者，不知道与他们如此善于“讲道理”有没有关系。但今天的不少 “成功人士”、“有关部门负责人”、“新闻发言人”、“人大代表”的逢凶化吉和游刃有余，肯定和善于“讲道理”大有关系。在他们眼里，地铁职工的家属免费乘车是“为了反恐的需要”，提高个税征纳起点会“剥夺了低收入人群的纳税光荣”，贫困家庭上学难是大学收费还不够高造成的，禁止“低素质人群”进入北京“有利于维护国家形象”等等。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建议道：“只有当道理有利于自己的时候，才会去讲道理。”而这些并非君主的“高素质人群”则要明显高出一筹：“不管道理是否有利于自己，人们都可以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讲法。”
对于读者的批判，余秋雨也不愧是“讲道理”的大师，他说：“这些人就不该看我的书，就比如我进百货商店买袜子，各式各样的袜子很多，我喜欢哪一种就买哪一种，其它不喜欢的我不买就行了，何必开批斗会呢？不要对其它袜子进行大批特批嘛。”道理经他这么一讲，任何作家都可以从此逃脱被批评的命运：明明是你读者瞎了眼，还来怪我怎的？
在道理的讲法越来越稀奇古怪的今天，最冒风险的事情还数臧否人物。可不，我这天才刚开口说了句希特勒的不是，马上就过来一个博士后教训我，“一看你就是个偏激分子，你知道希特勒对于德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吗？你知道他有着诸多堪称模范的个人品质吗？”
一开始，我还理直气壮地反驳：“他可是大独裁者啊，哪有什么贡献和品质！”然而博士后不理会我的激动，耐心给我“摆事实讲道理”……最终还送我两句话：“劝君少骂希特勒，独裁事业要商量。”见我一副瞠目结舌的样子，他接着摇头叹息：“我们国民的素质实在是有问题，怎么面向未来走向世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啊！”
我原本还想向他讨教对夏桀、商纣、慈禧太后以及萨达姆等人的看法，但现在已经彻底失却了开口的勇气。最后，我非常沮丧地发现，人其实是很容易被“道理”所湮没的动物。
文/魏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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