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四行新疆与五次新疆工作会议

　　他抵达乌市当天自治区欢迎便宴后，“有少数民族同志邀请王老跳舞，尽管王老刚动手术不久，双脚又患严重的末稍神经炎，但王老依然十分高兴应邀，十分潇洒地跳了一段新疆舞”

　　开国上将王震，在1949年之后的新疆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于1949年率部进军新疆，先后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政委等。此间，正是新中国民族政策形成的重要期间。

　　1953年，王震离开新疆，到他去世前又曾先后14次回新疆视察调研。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新时期民族政策调整、新疆民族矛盾严峻的上世纪80年代初，他受中央委托，四次赴新疆考察。

　　这四次行程，以及前后举行的5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建立了今天治理新疆的基本框架，并对1978年之后的中国民族政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正如王震的官方纪录片所说：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是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我们今天的每一点变化，都可以从那个时期找到根源。

　　改革的选择

　　十一届三中全会至80年代初，是中国新时期民族政策形成的重要阶段。此前在“文革”中，民族政策几乎全被损毁。民族区域自治被称为“搞分裂”、“搞独立王国”。有些民族自治地方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被撤销，另外一些被肢解、代管。

　　比如1973年8月，云南省撤销4个民族自治州，被周恩来发现并直接干预。

　　到1979年4月，全国边防工作会议强调，“必须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保障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自主权”。

　　随后，1980年初开始，中共中央书记处陆续召开各自治区和民族地区党政干部会议，也就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也称民族工作会议。其中首先召开的，就是1980年3月的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着力恢复被“文革”破坏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据《人民日报》载，会议提出，中央提出的有关西藏问题的方针政策必须符合西藏的实际，必须征得西藏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同意和支持；中央在制定事关西藏自治区的政策时，必须听取西藏自治区党政机关的意见。

　　此外，一些具体办法还包括调整汉藏干部比例，促进自治机关的民族化，确定援藏项目等。根据会议精神，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开始内调。

　　官方公报则说：“这次会议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西藏实际出发，从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确定了西藏一个时期的工作任务和方针政策。这是继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之后，实现西藏历史转折的一次重要会议。”

　　西藏工作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西藏工作会议纪要》和《关于转发“西藏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前者再次强调，中央从西藏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方针政策，对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制定的方针、政策、制度，发往全国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适合西藏实际情况的，西藏党政领导机关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但重要的问题要事先请示，一般的问题要事后报告。

　　《通知》则指出，这次会议的精神也适用于其他民族地区。

　　4个月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据《乌兰夫文选》中记载，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乌兰夫后来在讲话中把它同西藏工作会议的重要性相提并论，认为新疆工作会议决定公布后“必将像《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那样，受到热烈的欢迎。”

　　为了调整汉族、民族干部比例，时任自治区领导也认为，在任的大多数汉族干部可以退休或调往内地。

　　据《新疆日报》载，当时也有高层领导路过乌鲁木齐时指示，1949年和新中国成立初期进疆的汉族干部已经完成了帮助新疆少数民族建设边疆的任务，可以撤回内地。

　　一直到1981年1月5日，中央又召开了第二次、第三次新疆工作会议。1981年4月、7月，还召开了云南工作会议、内蒙古工作会议。

　　步乌斯满的后尘是死路一条

　　然而从1980年春季起，新疆局势已经趋向紧张，不仅发生了多起知青返城事件，还有多地发生了动乱。新疆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受到影响，工农业生产也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最早一起是1980年4月发生在阿克苏的“4.9”事件。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事记》，到1981年1月12日，南疆喀什的叶城县又发生动乱事件。

　　当时民族分裂分子利用清真寺意外失火事故，造谣滋事，煽动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和广播站，并蔓延到周围地区。分裂分子一度袭击哨兵打算夺取枪支，未遂。

　　5月，喀什的伽师县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分裂分子夺取县武装部武器，打算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10月30日，喀什再次发生动乱事件。

　　根据曾任王震秘书的李慎明回忆，1980年9月中央召开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会上中央决定派王震到新疆，“代表中央慰问新疆各族干部、各族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

　　王震在新疆的经历曾因50年代的大剿匪而著名。他还率先在牧区推动土地改革和“镇反”。

　　对于前往新疆，王震后来说，“我是自己跳出来管这件事的”。

　　《王震传》等载，就50年代的新疆政策，他坚持认为，“应该肯定50年代新疆的民主改革、土改、镇反、内部清查，起了很大作用。没有这些斗争，就会天天闹地震。”

　　同时，新疆“百分之九十几以上是好人，经过宣传教育，都可以跟我们一道走”。

　　当时年过八旬的王震刚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于1980年春天做了膀胱癌治疗手术。

　　受命后的第4天，他“即带着《马恩列斯毛论民族问题》、《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沙俄侵华史》、《左文襄公在西北》等书籍，登机出发”。

　　王震自乌鲁木齐一路南行，走遍乌市以南的所有地市。对于当地具有影响的民族干部、长老和宗教领袖，王震有着自己的威望。

　　此行共计17天，王震“往往每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脚上的末稍神经炎也往往使他深夜难以入睡，但他仍咬牙坚持。他先后与几百人直接座谈，近万人与他会见、合影并聆听他的讲话”。

　　李慎明还提到，王震“十分注意身体力行，带头为民族团结作贡献”。他抵达乌市当天自治区欢迎便宴后，“有少数民族同志邀请王老跳舞，尽管王老刚动手术不久，双脚又患严重的末稍神经炎，但王老依然十分高兴应邀，十分潇洒地跳了一段新疆舞，赢得在场的各族干部群众齐声喝彩”。

　　回京后，王震即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递呈了《赴新疆慰问的汇报提纲》。

　　《汇报提纲》提出了开发新疆资源、增加高校在疆招生名额、军队办好干部子女学校、组织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及技术人员赴内地或出国访问等具体措施。

　　王震特别强调，除了运用各种有效形式、坚持民族团结教育，还要加强新疆自治区的班子建设，“从长期坚持在新疆战斗、工作的同志中，选拔熟悉当地情况、懂得生产建设并善于团结各民族及与他们有长期友好合作关系而又年富力强的干部，充实进自治区领导班子。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提拔”。

　　《汇报提纲》最后说：“我请求党中央、中央军委让我以现在的职务、身份，在新疆帮助工作”。

　　1980年12月底至1月初，中央召开第三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再次决定成立以王震为团长的中央赴新疆巡视团，到新疆帮助工作。

　　此行也有十余天。当时叶城动乱已经发生，老年慢性支气管炎发作的王震，一再强调：“现在一说到专政，就有人怕扩大化。我们当然要注意不要重犯扩大化的错误，但对唯恐天下不乱的打砸抢分子，对妄图破坏祖国统一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要坚决实行专政。”

　　在各种会议上，他都会讲起50年代剿灭乌斯满的往事。后者是哈萨克贵族，也是1949年之后新疆最后一支有组织的分裂武装力量。

　　王震说，想要步乌斯满的后尘，也是死路一条。

　　恢复兵团

　　新疆伽师县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后，根据王震请求和中央决定，1981年5月16日至5月24日，他第三次率中央巡视团到新疆指导工作。

　　在王震的新疆之行中，每到一地的讲话，除了强调各族人民的团结、边防的巩固、四化建设外，几乎都要强调农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第二次新疆行程中，他曾在自治区党委召开的数千名局以上干部参加的大会上，十分激动又态度严肃地说：“解散生产建设兵团，就是完全错误的……生产建设兵团搞了农业、畜牧业、工业、商业、还有交通运输业，这些办得完全对，有什么错误？……兵团绝不允许破坏，什么抢了‘饭碗’、占了‘资源’，这是完全错误的。中央确定我分管新疆的工作，我就是要管。我要管新疆的农垦，绝不允许破坏生产建设兵团。”

　　李慎明认为，王震在第一次新疆之行中对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了舆论准备，这次讲话实质上在中层以上干部中为恢复生产建设兵团体制作了一次动员。

　　此行后，返回北京的王震向邓小平递呈了报告，希望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农工商联合企业，归中央农垦部和自治区双重领导。

　　伽师县动乱发生后，1981年7月1日，邓小平批示：“请王震同志牵头，约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恢复生产兵团的必要性，作一系统的报告，并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

　　一个多月后，1981年8月10日至8月20日，受王震的多次请求，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与王震到新疆“休假”。同行的另一位高层领导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王任重。

　　在乌鲁木齐一下火车，邓小平就对前来迎接的自治区领导说：“我们明、后天就到石河子垦区去看看。”

　　石河子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立的军垦新城。李慎明说，邓小平在此“对阡陌相连的绿洲，高矗入云的林带和丰收在望的棉田欣喜不已、感叹不已。邓小平还认真听取了各族干部群众对恢复生产兵团的看法”。

　　邓小平此行对新疆工作及全国的民族工作作了一些著名的指示：“新疆的根本问题是共和国还是自治区的问题。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不能搞共和国，我们是自治区。法律上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有民族区域自治法。今年下半年召开人大常委会，把它肯定下来。”

　　他还说，“新疆稳定是大局。新疆一定要稳定，不稳定一切事情都办不成。”

　　邓小平特别提到，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对思想作风正派，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又有突出工作表现和一定资历的同志要大胆提上来，甚至放到自治区很高的领导位置上。”“干部问题具有极端重要性，新疆工作能不能搞好，关键是干部问题。”

　　回到北京后不久，邓小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强调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起来确实有必要。组织形式与军垦农场不同，任务还是党、政、军结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

　　《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报告》也是王震一手推动的。最终在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上述报告，联合发文，决定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官方纪录片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王震抱病四到新疆，为新疆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有的老战士，老党员却开起了小差”

　　邓小平新疆之行结束后，1981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第四次新疆工作座谈会。

　　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引述这次会议决议包括，中止汉族干部的内调和撤销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书记的职务等。

　　会议认为，新疆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干部必须要有这样一种共识，“要想使新疆的事业走向成功，汉族和少数民族谁也离不开谁。必须在政治上尊重自建国以来在新疆工作的汉族老干部。……在新疆工作的汉族干部要做好毕生在新疆工作的准备”。

　　一个月后，1981年10月，中央书记处召开第五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决定任命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开国中将王恩茂到50年代初一直是王震的部下，曾任329旅政委、自治区第一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首任司令员兼政委等。他在1986年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之前的几年中忠实地延续了王震的治疆理念。

　　王震在80年代初的新疆之行，还奠定了新疆资源开发的基础。他在《汇报提纲》中例举了新疆的水利、石油、天然气、水力、煤炭等资源，“只要政治局势稳定下来，号召奋发图强建四化，全力发展生产。”

　　1981年5月，王震作为中央巡视团团长第三次赴新疆时，不仅负责指导平息新疆伽师县发生的反革命暴乱，同行的还有七位副部长和几十名部门领导、专家。

　　此行中，王震得知年产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尿素的新疆大化肥于1980年11月列入停缓建项目，当场在工地上以中央巡视团团长的名义要求地方加速施工。

　　他又在呈报国务院主要领导请求开工的报告上写道：“我已责成该施工单位立即按照施工计划进度日程施工。详情另有书面报告。”

　　王震真的十分热爱新疆。1992年他重病之时，还动员守候在身边的警卫战士复员后到新疆工作。

　　1981年8月王震第四次在新疆视察时，曾遇到一位一起长征、进疆的老同志。当王震听说他在1974年就调回老家湖南工作后，严厉地说：“我死了不让你给我送花圈，你死了我也不给你送花圈！”

　　他引用张骞、班超、林则徐、左宗棠等人先例，批评对方：“我们有的老战士，老党员却开起了小差？！”后者满面通红，连声说：“我错了，我错了，我作自我批评！我还有三个孩子在新疆，我向您老保证，我一定教育他们安心新疆，扎根新疆！”

　　王震仍然不依不饶地说：“好，咱们一言为定，你一定要将功补过！”

　　后来，根据王震的遗嘱，将他的骨灰洒落于天山。而王震对新疆的影响，至今仍留有强烈的踪迹。

　　（本文参考了：人民出版社《王震传》、当代出版社《王震传》、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王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事记》以及中央文献出版社《邓小平年谱》、《乌兰夫文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等）

　　文|山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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