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利刚 应放开中国资本流出

　　如果国内有效的金融市场建立不起来，光是把资本账户打开，将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

　　中国关于资本账户开放的争论已持续多年，但决策层依然保持谨慎的态度。这样的谨慎背后有其道理，要知道开放资本账户的新兴市场基本都爆发了金融危机，譬如令亚洲各国心有余悸的东南亚金融海啸，导致东南亚萧条十年。

　　那么，在上海自贸区启动之后，中国是否做好了资本账户开放的准备？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澳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表示，在利率、汇率改革还未完备的情况下，资本账户的开放是非常危险的。同时，他对于应该怎样进行资本流动监管的顶层设计，也给出了最直接的意见。

　　资本流入催生房地产泡沫

　　《英才》：美联储表示要延续QE，但是QE的靴子迟早要落下来。在这段时间内，中国是否应该尽快进行汇率方面的改革？

　　刘利刚：当前中国的资本管制，对资本输出有很多限制，但对资本的流入没有太多的管制，这就造成了所谓的非对称资本流入，导致的结果是资本吸收量太大。当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3.6万亿，超过正常水平。

　　资本流入也是造成中国房地产价格飙升的一个原因。开发商用美元可以很便宜地融资，拿到钱后到国内可以拿更贵的地，地价一上升房价一定要上升，所以汇率制度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当前中国正在进入“三元悖论”的状态，一方面资本账户逐渐开放，另一方面，汇率还是盯着美元，这样一来货币政策就没有效，或者失去所谓的独立性。怎么使货币政策更加有效？我认为主要的问题还是汇率制度的改革，因为资本账户开放的趋势不可逆转。在这种情况下汇率一定要加大浮动，如果是双向浮动，就会抑制资本大幅流入流出。

　　下一步应该允许居民在海外投资，如果居民每年可以换美元的额度从5万美元提高到25万-50万美元，将会大幅降低资本流入对中国的压力，这样一来汇率才会真正的双向波动。

　　《英才》：上海自贸区内允许人民币在资本项下可兑换，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论。有人认为中国应该尽快开放资本账户，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应该非常谨慎。你怎样看？

　　刘利刚：很多人谨慎是对资本流出的谨慎，我跟他们刚好相反。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流入而不是流出，我认为应该对流入变得更加谨慎，但对流出要放开。资本有一个双向流动，就会使中国的汇率制度有弹性，汇率制度有弹性之后，就可以走出“三元悖论”的窘境。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国际宏观大趋势是，2015年左右美国才可能会退出量化宽松；日本的量化宽松正在进行，规模比美国还大；欧洲央行也在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中国的货币现行政策持续到2015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很有可能变成像当时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东京那种状况，房地产泡沫的破裂造成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因为那个时候全球资本会流出发达经济体，中国境内的资本也不例外。

　　因此，与其在那个时候放开，倒不如现在让中国资本更加自由地流出去，防止房地产泡沫进一步吹大。

　　另外国内的金融市场改革一定要加速，利率更加市场化，同时债券市场要赶快建立起来。如果没有债券市场，等于说你这个国家资金池非常小，资金像洪水一样流出去你就干枯了。所以一定要尽快建立一个很大的有深度的资本市场，才可以抵御资本的流入流出。

　　这就是当务之急，政府应该尽快做的。如果国内金融改革滞后，有效的金融市场建立不起来，光是把资本账户打开，将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

　　《英才》：历史上开放资本账户的国家大都发生了金融危机。中国会吗？

　　刘利刚：60%的国家在进行国内资本金融改革，资本账户改革的时候，都发生了金融危机，中国是不是下一个国家，能不能避免危机，很难说。

　　金融政策改革的先后顺序非常重要，这一系列政策的布置非常关键。如果首先就把资本账户打开，然后再去做国内金融改革，这样改革的模式一定是非常危险的。韩国、泰国、印尼金融危机的爆发，都是因为他们在政策先后顺序方面没有做对。

　　国内的金融改革应该先行一步，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金融无效。我们有这么多的金融资本，但是效率却很低，资金不能流到最需要钱的地方，中小企业还要忍受20%—30%的高利息。更多的钱进来也会使最需要钱的地方拿不到钱，不需要钱的地方会拿更多的钱，而这些行业拿到钱以后，会创造更大的泡沫和产能的过剩。

　　稳增长还靠投资

　　《英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7.8%，是今年最快的增速，你是否认为经济增速已经见顶？

　　刘利刚：这这一轮的经济反弹主要是投资拉动。短期政府要想争取达到7.5%的经济增长率，还是用一些比较传统的方式，投资是其中一项。

　　预计四季度经济增长可能稍微放缓一些，大概是7.7%左右，今年政府完全可以达标。我认为明年新政府很有可能提出7%的经济增长目标。预计明年经济增长会在7.2%左右，但这并不是一个坏的数据。

　　《英才》：现在中央改革的决心非常坚定，为什么经济转型还没有到位？

　　刘利刚：第一，结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第二，大家都在说消费要上去，但是消费的决定是由家庭来做的，而不是由政府来做的。

　　政府可能劝说家庭去消费，但不能强迫他去消费。我的建议是，政府应该从机制层面的设计上下功夫，比如说重建中国的社保网络。现在96%的中国居民，有最基本的医疗保险，这对农村的消费起到非常大的促进。

　　此外，如果新政府能够在养老保险方面进一步，允许每个中国居民都有全国性的养老保险，每个月往账户中打钱，这个账户将跟着你。这对劳工的跨省流动会有很大的好处。

　　同时在养老金的投资方面是否可以进行改革？我认为养老金应该拿到资本市场上投资，甚至可以投资海外。如果老百姓觉得将来养老金的投资回报很高，那么他的储蓄动机也会下降。

　　文|本刊记者 谢泽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