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鲁的“变道”人生

　　一次反思“文革”的公开道歉，让多年来始终远离喧嚣的陈小鲁站在了历史的聚光灯前。他说自己是个追求自由、不说违心话的人。而这种性格，也让“变道”成为他生活的常态：离开野战军、探索政改之路，最终又从体制内“出走”投身商海

　　雨儿胡同的一端是热闹非凡的南锣鼓巷。初冬，时尚前卫的年轻人神采飞扬地从这里走过。一路向西，愈走愈寂寥，恍然从现世堕入历史的尘烟，齐白石故居、罗荣桓旧居、粟裕旧居静静留守在此。

　　除了齐白石故居有大字牌匾外，久居于此的居民都不太清楚共和国两位开国元勋曾经在此居住，在路人眼里两处旧居不过是“31号”和“33号”普通民宅。同样，对于住在“33号”院的陈小鲁来说，平静的退休生活替代了以往荣辱沉浮的一切。

　　“是你们媒体又把我推出来了。”陈小鲁说，自己不谈政治已经很久。

　　今年8月，陈小鲁就“文革”行为的道歉信流传于网络；10月7日，他代表八中老三届同学会向“文革”中遭受冲击的老师郑重道歉。一段狂热的历史再次被深度触摸。

　　陈小鲁，陈毅之子，曾是“文革”初期的学生领袖。只是，他并没有在“造反”的道路上走太远，第一次思想上的“变道”就出现在“文革”初期--逃离疯狂乱世，走向了军营。

　　或许是追求自由、不说违心话的性情使然，“变道”成为陈小鲁生活的常态：离开野战军、探索政改之路，最终又从体制内“出走”。如今则是身已下海，心却上岸。

　　“文革”：就是窝里斗？

　　“至今我对主席依然非常崇敬。”提到毛泽东，陈小鲁更习惯称“主席”。他坦陈，现在自己看待毛主席已经比较客观了，但年轻时对毛泽东的崇拜曾一度达到迷信地步。

　　“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状况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在毛泽东和王海容、毛远新的谈话中把教师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谈话的内容最先在干部子弟中流传，陈小鲁在八中贴出大字报--“让阶级斗争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陈小鲁说，实际上他在政治上“开窍”比其他干部子弟更晚一些。“我的政治启蒙不是来自于家庭，父亲在家里从来不讲党内的事情。”陈小鲁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陈小鲁正在读高三。学校停课，国家宣布取消高考，全班同学高兴得把书都扔了。

　　“父亲跟我谈了一次，告诉我，外交部的事我不要管，不要问。我们学校的事，父亲也不管，也不让我跟他讲。”陈小鲁和时任外交部长的父亲陈毅算是“划清界限”了。

　　从“文革”一开始，陈小鲁就成为学生领袖，和所有中学生一样，他们都被这场全国性运动大潮所裹挟。这是时代强加给这代人的“使命”--奉旨造反。工作组进学校，让陈小鲁给老师们讲话：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今天他解释说，娘和子是一家人，当时是要破除师道尊严，动员老师造校领导的反。

　　工作组走后，各个学校效仿巴黎公社原则选举“校文革”。陈小鲁说，当时他不想进“校文革”，要同学们不要选他，但他却以1100多票当选主任，只差20多票就全票通过。

　　在“校文革”期间，陈小鲁挑头组织了一次批判会。情势失控了。一群学生冲上去痛打教育局干部和学校党支部书记，他们被打得头破血流。陈小鲁挡不住，大喊“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之后，他举起红卫兵旗子喊口号。“这样就不打了嘛。”陈小鲁回忆道。

　　“如果你们一定要打人，也别在我面前打。”陈小鲁当年公开反对“武斗”。在他当“校文革”主任时，学校死了不少人，有自杀也有被打死的。看着学生随便打人，陈小鲁开始迷茫：文革就是窝里斗？

　　“西纠”：惟一不造反的组织

　　“那个时候，红卫兵普遍有一种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舍我其谁的张狂劲。”陈小鲁说，自己还算有自知之明，没有此类想法。

　　1966年8月，陈小鲁开始反思。

　　毛泽东主席写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刘少奇被打倒。罗瑞卿、彭真等，也被打成了“反革命”。看着老干部一个个“落马”，陈小鲁觉得不理解，他记得父亲曾经说过，毛主席讲，苏联党内矛盾比较大，我们党比较团结，没有苏联的那种情况。这句话也成为陈小鲁质疑“文革”的依据之一。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王明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做法，到现在为什么又出来了？”陈小鲁说，当时并不是在质疑毛主席，只是觉得不对头。

　　造反有理，在陈小鲁看来缺乏阶级分析，“造谁的反？造无产阶级的反也有理吗？”

　　在采访陈小鲁的过程中，他反复提到“理论依据”这四个字，即便在文革当中，他说自己也是依此行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中就明确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

　　“我没有参加红卫兵。”陈小鲁说，红卫兵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他建议换成毛主席诗词中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委婉地表明了态度。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没有人通知他参加，因为陈小鲁不是红卫兵。

　　红卫兵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前开大会、游行，要把那条街改名为“反修路”。陈小鲁没有参与。但八中的同学从现场回来告诉他，总理讲了，中学生红卫兵是一盘散沙，不知道谁是头儿，也管不起来。希望红卫兵联络站变成一个常设机构。

　　“十六条里说要自己教育自己，我就提议建立西城纠察队（本文均称”西纠“）。”陈小鲁建立“西纠”的初衷就是维持秩序，匡正红卫兵的行为。他和同处西城区的四中、六中的朋友一拍即合，决定每个学校抽出十几个优秀的红卫兵，管理好自己的学校，再组成一个联合指挥部，统一调度。指挥部设在解散了的九三学社。事实上，“西纠”的司令并不是陈小鲁，而是孔丹（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宣传部长是秦晓（原西康省委副书记秦力生之子）。“我们都没有想过争权，真没那么复杂。”陈小鲁表示。

　　陈小鲁告诉记者，“文革”中成立的所有组织都是以造反为目的，除了“西纠”。“西纠”成立也是他对“文革”的第一次反思。

　　“把西纠与红卫兵暴力画等号，我觉得这不对。”陈小鲁说，如果说在8月31日毛主席在金水桥前被狂热的学生围困时，有“西纠”队员拿出皮带打出一条出路，解救了中央领导人，那确实是使用了暴力，但也是情不得已。陈小鲁认为，暴力并不是“西纠”的主流。正是因为他认为红卫兵的行为已经出格了，才组织起来让红卫兵自己教育自己，算是一小群青年人对左倾路线的抗争。

　　陈小鲁回忆说，在“西纠”他参加的一个大行动就是在北京站调度红卫兵。“红卫兵当时不可一世，别人管不了他们，周总理就要求我们去维持秩序。”陈小鲁说，“西纠”和“东纠”联合执勤，轮流把守大门，困了就在车站大厅搭地铺，没有和红卫兵发生任何暴力冲突。

　　“十一”庆祝活动，陈小鲁带领“西纠”执行调度任务时高喊“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还得到了戍卫区某师长“向红小将学习”的鼓励。而到了11月份以后，陈小鲁察觉到风向不对了。他从朋友那里得知，谢富治嘱咐儿子以后不要到“西纠”那里去了。陈小鲁有点明白了，上头对“西纠”不满意了。后来，“西纠”解散，有的同学成了“西纠造反派”，得到了中央文革的认可。另一派则转而对抗，参与了“联动”。

　　陈毅元帅也受到了冲击，陈小鲁更加迷茫，主动要求下工厂劳动。在大山子的738厂，他没有用真名，化名“陈卫东”。

　　参军：当年最好的出路

　　1968年4月14日，陈小鲁被周恩来总理找去谈话。“你应该到部队去。”周总理还强调，“这不是我的个人意见”。“那时候想的是，总理的上级不就是主席吗？可能这是主席的意思吧。”陈小鲁说。

　　当时，关于陈小鲁的谣言很多。据室友牟尚高回忆，以“陈毅之子陈小虎昨在广州杀人”最为荒谬。最明显的是名字都是错的，况且那几个月陈小鲁都在学校参加军训。牟尚高记得，自己当时扭头看了一下陈小鲁，他一言不发，好像这一切都与自己无关。

　　另外中央文革认为陈毅元帅是“联动”的后台，陈小鲁毫无意外的应该是其联络员。“他们搞过我的材料，让吴法宪的儿子吴新潮跟我交朋友，实际上就是当密探。他没干。”陈小鲁说，吴新潮反而告诉他要当心，有人要搞他的“黑材料”。

　　陈小鲁理解了周总理的良苦用心。“文革”时期，大学停止招生，知识青年只有两条路：上山下乡和参军。后者无疑是当时最好的出路。

　　“这种安排对我对我父亲都是一种保护。”陈小鲁说，周总理保护了很多干部，但对一个中学生进行特殊保护恐怕这是唯一一次。

　　见过总理的次日，陈小鲁被周总理的卫士长杨德中送到了39军，隶属沈阳军区。临行前，他给八中的同学留了条子，写着：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当时，陈毅元帅还住在中南海，他告诉小儿子陈小鲁：“你就做好准备，这辈子不回中南海了！就靠自己奋斗！”

　　去部队，让陈小鲁在疯狂的世界得以脱身，人生“变道”行驶。

　　起码，陈毅元帅被污以“二月逆流”时，陈小鲁所在部队没有落井下石，让他得到了心灵上的安慰。团政委亲自传达，轻描淡写地称，有几个老帅也犯了点错误，他们主要问题是对“文革”不理解，其实他们跟毛主席谈谈就行了。

　　刚进连队，陈小鲁属于编外人员，连军装都不发，他也没提要求，只管干好自己的事情。三年里，他年年被评上“五好战士”，因为抗洪抢险“表现优异”，荣立了三等功，军区专门给总理打报告问是否陈小鲁可以入伍入党。总理批示，如果他表现好的话，当然可以。

　　时隔多年，陈小鲁已经是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副团职干部。老连队指导员转业前告诉陈小鲁，那时候，每周都要专门给军区写报告，汇报他的情况，“我把你写得跟雷锋一样”。

　　“下海”：大不了从头再来

　　现在的陈小鲁生活得自由而随性。家里客厅的一面墙上挂着几张风景相片，他说那是在旅行途中，爱人粟惠宁拍的，他们已经走过了88个国家。“我这个人就爱自由。”陈小鲁说，他从来没有为离开野战军和走出体制而后悔。

　　陈小鲁的爱人是粟裕大将的女儿。

　　提到离开沈阳军区调到总参的经历，陈小鲁说，他不想说违心话，只有离开。

　　沈阳军区当时比较左，当时整个军区对抓典型很重视，搞大批判、搞文艺演出，让陈小鲁决定离开的是“批邓”。“我不愿意批邓小平，但是因为工作还得带头批，在大庭广众下批。我是真呆不住了。”陈小鲁给岳父粟裕大将写信，用“道不同不相为谋”表明心迹，要求调动。

　　“因为我跟爱人是两地分居，就用家庭问题没解决搪塞了上级。”陈小鲁的关系调到总参没多久，“四人帮”就被抓起来了。粟裕大将觉得陈小鲁当时申请调动有点太着急了。当记者问道，是否有点后悔时，陈小鲁摇摇头说：“是没想到那么快‘四人帮’倒台，不过也没啥后悔的。”

　　年轻时“造反”，成熟后探索改革之路。用陈小鲁的话说，正是“文革”时期的经历与思考，激发了他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热忱。“国家有希望了，我们能够参与进程，我是共产党员，要实现我们的理想，让社会更平等一点，更自由一点。”

　　1986年9月，根据邓小平提议，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政改办）成立，当时这是一个临时机构，由政治局常委领导。

　　次月，陈小鲁借调到政改办，关系还在总参。在陈小鲁的口述中提到，他们当时奉为圭臬的是邓小平1979年关于党的领导制度的讲话，不能人治，要有制度保障。后来，政治体制改革有点行政改革的味道了。

　　陈小鲁告诉记者，政改办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起草十三大报告。当时，陈小鲁他们提出一个建议，报告中应该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有所描述，后来十三大报告把基本路线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十三大报告起草完毕，也通过了，政改办的历史使命也就等于完成了。后来老邓还说报告一个字不改。”陈小鲁说，但当时实行的也不多。1987年10月，政改办成了政改研究室，成为中央正式的部级机构。陈小鲁任社会改革局局长，主管范围覆盖人大、政协和民主党派等领域。

　　彼时，胡启立公开讲，研究室内可以放开讲，不打棍子，但是不要流出去。也因此，政改室做了不少调研，提出了很多问题，例如工会改革和危机处理。陈小鲁以直言著称，1988年年终总结时，他提到，政改室是党的机构，不能专为某领导工作；政改室要研究政改问题，不能只起草讲稿。

　　没过多久，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工作组被派进政改室。“上面可能认为我们这里黑得不得了，深得不得了。有人找我，让我揭发内幕。哪有什么内幕嘛，开会都是公开的，全部都有会议文件，研讨结果也有文件啊。”翻箱倒柜，查个底掉，啥干货也没有，中直机关党委领导亲自出马，陈小鲁烦了，清查怎么搞得跟文革“四人帮”整干部一样。领导不高兴说“你怎么能这么说”，陈小鲁回应道，“我就是这个看法！”现在他认为那说法过了，是气话，但领导并没有追究，这与文革大不一样。

　　政改室被撤销，1992年1月正式解散。陈小鲁没有背处分，他是留守的党委书记，“先给我这帮兄弟善后”。回到原单位，有点心灰意冷，陈小鲁要求转业。这一次，他的选择更为坚决，不在体制内干了。

　　陈小鲁跟时任体改委主任贺光辉说，他真是对官场寒了心。档案从总参调出，放到人才交流中心的那一刻，陈小鲁自由了。

　　朋友一句“我们‘下海’吧”，陈小鲁真就成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商海里游泳的弄潮儿。“就我‘下海’了，他们全都又跑回机关。”陈小鲁对经济浪潮中的沉沉浮浮看得也很淡，“当过兵，吃过苦，什么都不怕。大不了从头再来呗。”

　　人物简介

　　陈小鲁，陈毅元帅之子，1946年出生于山东。“文革”前为北京第八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现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3年10月7日，陈小鲁回母校北京八中开“文革”道歉会，公开向老师鞠躬道歉。

　　“把西纠和红卫兵暴力画等号，我觉得这不对。”陈小鲁说，正是因为他认为红卫兵的行为已经出格了，才组织起来让红卫兵自己教育自己，算是一小群青年人对左倾路线的抗争。

　　文｜《小康》记者 尤蕾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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