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碗酒，做场春秋大梦

　　在这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床戏”里，演员在床垫拼成的舞台上摸爬滚打，观众则在床垫搭建的座位上辗转腾挪。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只要在《新青猿》的演出时间里挤进这个刻意搭建的异度空间，你都会有种被卷入一场不知何年何月何时何地何人做的春秋大梦里的感觉。

　　从《生态养猪新模式》到《庄子》和《中国佛教史》，从《养猪场猪病防治》（第二版）到《普罗米修斯之罪》和《世界十大文学名著：哈姆莱特》……18本格式整齐规范、内容亦正亦邪的参考书目赫然列位话剧《新青猿》的节目单上。导演石可在一篇批评《新青猿》的长微博下说，书目“一半讲养猪，一半讲了戏里出现的主要典故”，本是玩笑之作，无奈“天下最闹心的事儿，就是跟人解释笑话，可叹的是，一般观众都懂了笑了，偏偏狭胸蛙鸣者呜呜渣渣最厉害。”面对友人戏谑提议专门安排一场解释笑话的戏时，导演石可则表示“我才没那闲功夫惯那个臭毛病。”

　　的确，导演石可很忙，从9月19日到29日，北京蓬蒿剧场一连八场的演出还没落幕，他就马不停蹄回到了杭州的讲台。在他看来，与其费口舌与“长期渗透到各个层面的反智教育”为敌，不如回归自己作为戏剧工作者的本分，严肃认真地 “再造一个世界”。为了再造这个“世界”，石可用了十年。

　　十年可以积淀很多想法，也可以将很多想法妥善地隐藏起来，用在舞台表演当中，刻意与否的隐藏便成了隐喻，大体上呈现出一种喧嚣的孤寂感。2个半小时的话剧，促狭，逼仄，氧气稀薄。尽管笑料频出，但却体会不到半点儿酣眠的舒适。

　　多梦总难免疲倦，更何况这毫不容人喘息的节奏。好在，“梦境”虽然吊诡但线索还算清晰：当灯光以暖色呈现时，舞台上讲述的是居住在红山口的村民与不知名的大侠一道上山寻猪剿匪的故事，当灯光变成冷色调时，舞台则变成了徐霞客与静闻和尚寻访迦叶尊者坐化之地鸡足山的故事。一个貌似荒诞离奇，一个仿佛有据可靠。不过真假虚实本就不是艺术的关键，贝克特式的喜闹剧背后是对“现实迷局”的有所指。

　　一种解释说，这部戏指向“我们”——被赋予了“村民”身份的广义农民，他们是“执掌中国人生命最核心奥秘的原动力与维系其基本运作的人群”，他们“通过弱者身份来定型整个结构，就像一个无所不在的阴影一样笼罩在每个人的头上”。在前台唱戏的农民背后，衬托着乏味的符号玩弄者——官僚。毫无疑问，中国历史的主体向来便以这两种概念人物交织而成。由此也便决定了，无论“村民”行走在哪段历史进程当中，行走在怎样荒谬的设定当中，他们都无法真正逃离或超越实用主义的宿命，即便有人疯言疯语道出了真相，也很快会被麻木的惯性自我消解。

　　与之相对的，徐霞客与静闻和尚这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逃出了庸俗的日常。但随之而来的是对意义的叩问和对人性的考验。在村民语境里可以被轻描淡写的生死在这条平行的线索里却显得份外凝重。符号是没有重量的，承载符号的人才有。当两条线索在死亡的终点交汇时，很难说清，导演的用意究竟是殊途同归还是一语双关。

　　对此，石可曾说过，这部戏是对自己和中国社会的集体疗愈。为了避免矫情，石可补充对自己的所谓疗愈是不值得观众琢磨的，那会显得好像自己“在跟社会撒娇”一样。而对于中国社会，说“疗愈”不如说是“劝架”。仿佛一个立下誓言想要救死扶伤的医生在诊断一番病情之后无奈地劝病人去疗养一样。也许石可也并没有找到最终、最合适的答案。

　　回到舞台，关于这部话剧的解释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每个人看到的都会是不同的侧面，这既是指观众的体会也是观看舞台的现场体验，没有人强迫观众去接受来自导演的信息，那无疑是枯燥且充满恶意的要求，就仿佛面对这个世界，没有人能在经历了一件事乃至一生之后就宣称了解了世界的全部真相。在选择12位各自从事着与戏剧毫不相关职业的“非职业”演员时，石可就很清楚，无论谁来演，戏剧本身都将有自己的命，成功也好，失败也罢，都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酿酒，你醉了，可以了，不要琢磨别的有的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