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 找寻李鸿章北京旧迹

　　三千年之大变局，海禁大开，强林环绕的时代，是中华文明受到西方文明挑战，中国开始重新认识自己，从封建专制国家向近代国家转型的时代。中国第一支海军、第一批留学生、第一个煤矿、第一个驻外使馆、第一条铁路、第一份电报，这些第一个无不刻着李鸿章的名字。

　　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在当时外强入侵的国际环境和内政腐朽的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建国后对李鸿章的评价更是褒贬不一。这期让我们走进百年前的老北京，从点滴的佚事去还原这位历史巨人。

　　简介：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清道光年间进士。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历任清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使、湖广总督兼湖北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三口通商大臣、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总理衙门行走、两广总督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李鸿章故居在北京已基本难觅踪迹。据相关资料考证，和李鸿章有关的住所在北京一共有二个，一是贤良寺，即今天的新东安市场，此为当年李鸿章多次进京的居所；二是位于宣武区后孙公园胡同的安徽会馆，为当年李鸿章提议淮军将领所捐建。因贤良寺是李鸿章第一次来北京居住之所，也是李鸿章最后仙去之地。所以咱们就从贤良寺说起。

　　从怡王府到贤良寺

　　贤良寺最早在明朝时是著名的“十王府”，满清入关后，这里就成了清王公贝勒的府邸。雍正年间，这里成了怡亲王允祥（康熙十三子）的王府，雍正八年（1730年）允祥死后，尊其遗愿舍宅为寺。允祥死后谥曰贤，寺名由雍正皇帝钦赐，依其谥号取名“贤良寺”。根据绘于乾隆年间的地图上来看，怡王府面积很大，西临王府井大街，东至校尉胡同，北到金鱼胡同，南至帅府园胡同，包括了中央美术学院等一大片地方。

　　乾隆二十年（1755年），贤良寺迁建于冰碴胡同路北，移建后的贤良寺面积减少，但仍规模不小，主要建筑有山门、碑亭、前殿、正殿、经楼、东西配殿、寮房等。除正殿为绿琉璃瓦歇山顶，其余建筑均为大式硬山灰筒瓦顶，还有乾隆皇帝御书心经塔碑。

　　因贤良寺距皇宫很近，这里便成了外省的朝廷重臣进京朝见的住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晚清炙手可热的地方督抚进京都寄住于此。李鸿章第一次进京时便住在贤良寺，之后的无数次进京，李鸿章均居贤良寺。

　　曾国藩知遇之恩

　　李鸿章的一生，伴随着清王朝走过风风雨雨四十载，从鼎盛走向衰落，直至灭亡。而说到李鸿章则不得不提曾国藩。

　　曾李关系可追溯到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的交往。李文安与曾国藩同是戊戌年(1838年)进士，因此有“同年”之谊。李鸿章在未中进士之前，与其兄李瀚章都曾以“年家子”身份投靠曾国藩门下，拜曾为师，学习八股文、试帖诗和“义理经世之学”，这则奠定了李鸿章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1847年，24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三年后翰林院散馆，李鸿章获留馆任翰林院编修之职。

　　1858年冬，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负责起草文书。曾国藩最负盛名的参折《参翁同书片》，即出自李鸿章之手。当年的安徽巡抚翁同书（同治帝、光绪帝之师翁同龢长兄）对太平天国战争时弃城逃跑。以翁家的权势，要将其扳倒谈何容易，所以曾国藩极其重视，在好几份草稿中，他选中李鸿章稿：“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如此重要之折，却只区区不到六百字，可谓字字千钧，句句见血。朝廷只得不情愿地按规定将翁同书判“拟斩监候”。曾国藩因此更欣赏李鸿章的才华。但李鸿章也因此与翁同龢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后翁同龢处处刁难北洋水师，乃至甲午一战，一败涂地。

　　曾国藩生活极有规律，每天很早就起床查营，然后在黎明时分与幕僚共进早餐，或谈一天工作安排或随意谈天说地。初到曾国藩幕府时，比较懒散的李鸿章很不适应这种规律、刻板的生活，深以为苦。一天早晨，他以头痛为名想多睡一会儿，但曾国藩知道他是装病多睡，所以几次派人请李鸿章起来一起吃饭，最后告诉李鸿章必须所有幕僚全都到齐才开饭，李鸿章匆忙披衣“踉跄前往”。曾国藩吃饭时一言不发，饭后严肃地教训他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说罢生气地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曾国藩素知李鸿章“才气不羁”，故对他要求格外严格，尽力雕琢，陶冶其性情，培养其道德。许多年后，李鸿章对人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一生签订了三十多个条约

　　李鸿章一生签订了30多个不平等条约，比如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1901年八国联军《辛丑条约》等等，都是由李鸿章作为清政府代表与列强签订的。

　　这不仅使李鸿章为同时代人所诟病，即使身后，也引来议论纷纷。但有这样一件事，也许更发人深思。1896年，李鸿章作为大清国全权特使，参加沙皇加冕典礼，随即访欧。当时李鸿章已是75岁高龄，据说此次出访他还带了口中国式的棺材，准备如果客死他乡就把遗体送回。值得一提的是，在德国，李鸿章见到了铁血首相俾斯麦，并且进行一番对话。

　　面对俾斯麦，李鸿章问：“在我们那里，政府、国家都在给我制造困难，制造障碍，我不知该怎么办？”

　　俾斯麦答道：“反朝廷是不行的。如果最高层(指皇帝)完全站在您这一方，有许多事情您就可以放手去做；如果不是这样，那您就无能为力。任何臣子都很难反抗统治者的意愿。”

　　李鸿章继续说：“如果皇帝一直受他人影响，接受他人的意见，那我怎么办？每天都有一些麻烦，让做臣子的很难开展工作。”

　　俾斯麦忽然用了一句法文回答道：“跟我们这里一样”。接着又用德语说：“在我当首相的时候，也常遇到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来自女人方面……”

　　这段话其实可以用来加深世人对李鸿章的理解。大清国最终的覆灭、甲午战争的失利以及《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订本身不能证明李鸿章是一个卖国贼。在政治腐败的前提下，丧权辱国不是某个人的事情，作为一个政治家，李鸿章其实是无为也没有办法有所作为的。他最终成了朝廷内外的出气筒和国家衰亡的替罪羊。

　　消失的痕迹

　　1900年庚子事变之后，正在两广总督任上的李鸿章从广州被调回北京与联军议和。当时的北京城里，八国联军宣布除了“两个小院落属于清国政府管辖”之外，京城的其他区域都由各国军队分区占领。联军所称的“两个小院落”，一个是与联军议和的庆亲王府，还有一个就是李鸿章回京后居住的贤良寺。

　　两个月后，李鸿章胃血管破裂。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在贤良寺死于钦差大臣任上。死之前，北京的天气突然骤变，秋风萧瑟，满街的落叶如人们撒落的冥纸。当时在贤良寺西跨院的卧房里，已经穿上寿衣卧于病榻上的李鸿章忽然睁大眼睛，嘴唇喃喃颤动，两行清泪缓缓滚出。匆忙赶来的部下周馥痛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李鸿章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终年78岁。

　　消息传到慈禧处，慈禧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史书记载，临终前李鸿章曾吟诗一首：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乱/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或许，这就是李鸿章一生的苦衷。如今，在贤良寺的旧址上矗立着人潮如织的新东安市场，据记载，曾记载中国近代屈辱历史的贤良寺早在民国时期就已不存在了。

　　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和外交的现代化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同时他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痕迹，这些痕迹在现实中的消失，对于北京而言是一种损失。李鸿章去世后，梁启超称其“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人无完人，李鸿章的功与过，历史只不过是一面镜子而已。

　　栏目主持 图片提供：陆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