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大做强国企”的真实含义

　　编者按：

　　未来十年，将是中华民族复兴史上最宝贵、最关键的十年。中国经济如何发展，社会结构乃至政治结构如何演变，如何适应未来的发展而主动地、自上而下地“重启改革”？

　　主动应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不失时机地推动各项改革应是我们在转折时期的首选。本期推荐《改革：中国关键十年》，通过官员、学者以及企业家的思想碰撞，为中国重启改革建言献策。

　　所谓改革开新局，有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建立竞争性的市场体制。现在的体制还存在较大的缺陷，尚不能称之为一个现代的市场经济制度。

　　现行体制的“短板”表现为，市场没有完全形成，它的产权基础是模糊的，不能受到法律保护，例如土地产权正是许多问题的根源。目前，对于建立市场和保护产权的重要性，人们已形成共识，缺乏竞争却往往被忽视，而市场的灵魂正在于竞争。

　　市场赋予力量，竞争带来繁荣。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说：“单单利用市场是不够的，单有私有化也是不够的，真正需要的是自由私人市场，这里自由的含义是对国内外的资源进行公开竞争。”

　　即使赞成市场化改革的人，对于什么是市场也常常有误解。市场机制为什么能有效配置资源？为什么能形成所谓兼容的激励机制？根本原因是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机制反映供求，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权力控制下的市场经济，价格信号是扭曲的，不可能有效配置。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取得很大进步，一些不好的现象也随之出现，有人解释为市场化造成的。事实上，这不是因为市场化，而是权力控制了市场交易。当时思想上的许多争论一直延续到最近几年，中国出现的问题到底是因为市场化还是反市场化？

　　答案是，没有竞争的市场比没有市场更可怕。不论买卖一方有行政上的控制权，还是买卖双方都被一个更高的行政权力所控制，都不是市场交易。在权力支配下失去了竞争性的市场，只是一种貌似市场的假市场。

　　市场机制是解决中国深层次问题的突破口，新形势下的市场作用更应被重视。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民营企业，如果有强大的国有企业任意占有资源、占有各种利益和特权，对市场经济是一个巨大的破坏。因此，改革要向市场经济过渡，国企改革是重头戏。未来要实现GDP翻番，或者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国企改革十分重要。国企改革不好，就不可能组成一个有活力、有效力的民营经济整体，对社会稳定也带来诸多影响。

　　国企要做大，应该用一个好的系统来梳理改革。今天的国企与从前的国企是不一样的，因为从1990年开始，大规模的改制和上市、引进信贷公司治理制度等等，使得2/3的国企开始亏损。而到今天，很多国企依然非常有能力，有很大进步。问题在于，由此产生了很多错觉和幻觉，感觉国企本身基因就是好的、强的，要继续做大做强，这只是一种幻觉。

　　一个企业，不论是国企还是私企，要有一个好的外部环境。新加坡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小型经济体，本岛虽小，但是它有很好的航空公司--新航。作为国企，新航与国泰、华航、英航等全球最好的航空公司竞争。新加坡拥有政府主权，它一定是要有回报、要赚钱的，这与中国国企的体制不同。非商业的动机，导致银行体系基本上破产，即使国企新有的模式经过改制重组，也都面临一个新的困境和瓶颈。信贷公司都是有模式的，有董事会、外部董事、有披露，但是治标不治本。归根结底，董事会不是最高的决策机关。国企要做得好，一个两个好企业是可能的，但是不能太多，占整个GDP的比重不能太高。国家要支持一些公共品和服务性行业，如普通邮政和军工。大部分营利性的行业，应该让民营企业去做。

　　剩下的国有企业，应该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建立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实行董事会负责制，包括管理团队选拔、任命、薪酬、考核、奖惩，都应由公司来决定，而不是由组织部门决定。近些年，“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做成功的寥寥无几，正是由于决策机制的问题。

　　此外，整个国有资产管理制度要改革。国有企业资产应划拨到社保，由于老龄化，中国的养老缺口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隐忧，对社会稳定而言是很大的威胁，必须充实社保。新一届政府要有魄力，3年内把整个国有经济的比重降低，剩下的国有企业真正实现政企分开，以商业化为导向。国有企业的存量，基本上划入国家社保资金。

　　毫无置疑，全球洪流朝着市场驱动发展，一个健全的治理结构尤为重要。德国有一些十分有意思的经验，比如两层董事会、监事会制度。一层是董事会，实际上是管理角色，它上面还有一个监事会。另一层是执委会，确保管理企业是非常健全的，运用的资源也是非常有效的。执委会上面有一个更为多元化的监事会，是员工各方面利益的代表，与政体没有完全直接的关系，而是强调如何找到权力的制衡机制。

　　推荐语

　　守本分，有期待

　　推荐人：王石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中国新一届领导刚上任就提出了以市场为主导、“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深化改革目标。这对每一位支持市场的企业家而言都是好消息。

　　人类社会的近代历史，或许能为美国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的蚂蚁社会的“运气”提供一点解释：自上而下的、全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的变革，运气就好些；自上而下的、过程中要掀桌子的变革，运气就差些。我不愿将这种进程简单描述为“革命”或“改良”，因为这种二元话语体系其实限制并束缚了我们对社会进程的想象。我们需要更包容、更含蓄、更容易说服其他人的话语方式来讨论“社会转型”问题。

　　我很赞同“理念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这种说法。参与到他人中间也好，引导他人到我们这边也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认清我们所肩负的使命，并且正视它、理解它、响应它，改善作为社会细胞的我们自己，以及我们身处的单元、组织和社区。

　　冯仑提出企业家对改革的态度应该是：守妇道，有期待。但他也强调，守妇道的前提是要能给妇人以期待。守妇道，仅仅是一种略带自嘲的自我安慰。企业家们当然应该更谨言慎行，作为市场力量的代言人，必须为市场的健康发展负责。

　　企业家们对改革的期盼和设想，在这本文集中多有体现。但市场的力量不能总是等政策、要条件，企业家们更应从自己做起、从自律做起，努力营造更好的市场环境，为中国的现代化、市场化做出更多努力，这才是面向未来的企业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