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的迷失与找寻

　　转眼又是新的一年，虽然有些俗套，但也确实有必要反思一下已逝的光景。电子邮件总也看不完，生活中又充斥着各种琐碎之事，我们甚至忘了自己来自何处，而又将去向何方。硅谷似乎已经习惯了遗忘。

　　我将简单讲述三个与创新有关的故事，而这三个故事实实在在的反映了硅谷的发展脉络和历史轮廓。自父辈的父辈开始，我们就已定居于此——彼时，大片的果园还未被芯片工厂取代；彼时，芯片制造业还未迁往亚洲；彼时，互联网还远未盛行；彼时，无人机和比特币还未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1930s-1960s：硬件时代

　　尽管“硅谷”这一称号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但这里的技术产业已有大约一个世纪的历史。随着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的成立，联邦政府拨付了大量的科研经费，自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期间，这里聚拢了一批研究人员，而这也是硅谷的雏形。

　　为躲避20世纪初的俄国大屠杀，我的曾祖父逃到了Ellis岛。大萧条期间，曾祖父在洛杉矶开了一家小商店，同时经营犹太食品。

　　他们的生活并不充裕，所以祖父在斯坦福读了两年大学之后就辍学了。在洛杉矶，他应聘进入了一家小型电子公司，从事频率计生产，赚钱补贴家用。将近九年之后，他才结束那份工作，重新回到斯坦福读书。那段经历对祖父而言算是一种倒退，但幸运的是在这过程中，他遇到了我的祖母，两人相知相恋。30岁时，祖父终于完成了他的本科学位——30岁对很多人而言，可能是意味着青春岁月的一去不复返。

　　但祖父决定继续自己的学业，并最终成为一名物理学家。他与同事一道，设计完成了世界上最精确的计时装置。20世纪70年代，他设计的原子钟在全世界巡游展出，部分地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力时间延迟效应（靠近大质量的物体，时间会变慢）。

　　1966年，Dave Packard邀请我的祖父加入初创的惠普实验室。Packard的原话大致如下，“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在知识的海洋中汲取营养。现在，我们也该做出一些成就，回馈到知识的海洋中去了。”当今社会，照片分享软件、社交、移动设备无处不在，你可能会对此嗤之以鼻，认为硅谷不过是想吸引用户眼球，推送各类广告，其目的是赚取利润。但这一理念并未改变，它与Google X和SpaceX等项目的初衷是一致的。

　　我的祖父是一个典型的硅谷人，他痴迷于精确的计时设备，因此除了各类古旧的钟表之外他并无其他爱好。作为一名工程师，在感恩节之前，他会烹制一只火鸡作为前期测试，从而确保感恩节当天的餐宴万无一失。20世纪70年代，Fremont列车事故后，祖父被聘为铁路调度系统的设计师，重新设计调度系统，规避火车拥堵。因此，可以说，祖父不仅为硅谷贡献了无形的精神价值，同时也贡献了基础性物质性价值，而这两者将硅谷紧密连接在了一起。

　　单纯地讲述祖父的故事并非重点，重要的是我们须明白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个人消费网络时代是建立在80年代和90年代PC盛行的基础上的，而PC的盛行又是建立在20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硅谷的基础研究成果之上的。

　　至祖父离世，他所设计的原子钟为国际原子时（IAT）贡献了80%的数据。而世界协调时间（UTC）作为网络通讯同步标准，又是以IAT为基础的。20世纪90年代，网景公司甚至在办公室里安置了几台原子钟。虽然投资者一直在觊觎下一个从哈佛或是斯坦福辍学的天才，寄望着他们掀起新的互联网革命，无论其现实与否，重大的技术变革终究会到来。

　　祖父突发心脏病逝世那年已是78岁高龄，在当年，他仍然在从事自己的工作。他热爱自己的事业，所以他一直在坚持，从未想过要退休。

　　1965-1995：PC时代和新的移民浪潮

　　1965年，一项新的法令颁布实施，从此彻底改变了硅谷的面貌。1965年的移民和国籍法扭转了美国数十年来对于亚洲、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中东地区移民的歧视性政策。

　　由于战争、政治动荡和经济低迷等因素的影响，来自东亚、印度和前苏联的大批技术移民开始涌向硅谷。而硅谷之所以繁荣兴盛，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政治腐败和中央集权式统治使得国家的精英阶层被迫选择逃离。在当时，印度和中国新政府成立还不足二十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令创业者趋之若鹜的经济改革还远未开始。

　　鉴于当时的形势，美国政府的决策不言自明。我母亲也是移民浪潮中的一员，但她是作为一名战争难民来到美国的，而非受到1965年移民法案保护的技术人员。

　　我母亲有七个兄妹（其中两位童年便已夭折），他们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的西贡。当时，家里还圈养着家禽和猪，偶尔也可以看到《星际迷航》，同时在西贡郊区，战火和枪炮声不断。

　　1974年，战争局势渐趋明朗，美国政府支持的南越南政府已是苟延残喘，于是，在18岁那年，我的母亲离开越南，逃往澳大利亚，就读于南威尔士大学。对她而言，最为困难的并不是70年代学习计算机科学的女性寥寥无几（但其艰难可见一斑）。最困难的是母亲与家人完全失去了联系。几个月的时间里，她都是独身一人。随着越南南方民族解放军进驻西贡，她对父母和兄妹的生死已毫无把握。同专业的许多其他越南学生感到了深深地绝望，于是，有些人毅然决然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幸运的是，我母亲的家人终于在1975年逃离了那个饱经战火洗礼的国度。他们搭上了最后一艘停靠西贡的美军航空母舰，并顺利抵达美国。途中停靠关岛难民营，他们也仍旧没能想到，这辈子怕是再也回不去了。彼时距现在已有四十余年。

　　在澳大利亚完成学业之后，母亲决定到美国与家人团聚，他们也开始在美国安家立业。

　　1979年的一天早晨，母亲打开《悉尼先驱晨报》，在商业版块她看到了一则关于“硅谷”的消息。文章将硅谷描述为一个有着各类工业园，企业蓬勃发展的乐土，更重要的是，硅谷充满机遇。

　　次年，我母亲和外祖父从密歇根来到加州。他们兴致冲冲的在半岛各城市间穿梭，探访了AMD和斯坦福大学。

　　母亲似乎清楚地知道自己心之所向，她认定硅谷就是她理想的天堂。于是，一家人挤在Alameda只有一居室的公寓里，努力工作，在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后搬到了离硅谷中心更近的地方。

　　当时，他们还买不起车，于是姑妈和其他游客一样，乘坐公交车游览半岛上的风光。一天下午，在途径惠普在Palo Alto总部时，姑妈下车径直走向前台，告知接待人员自己是前来应聘的。随后惠普人事对其进行了现场面试。一周之后，她获得了一份工作。

　　20世纪80年代，硅谷的房价还处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她们六个姐妹最终积累了足够的财富，在圣何塞购买了自己的房屋。成家立业后，她们又搬到了库比蒂诺的同一个街区。在我二十岁搬到越南居住之前，对于他们的这段故事我并不是特别理解——在那里，许多越南大家庭都住在同一个村子里。

　　虽然她们失去了自己的故乡，我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在世界的另一端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家园。

　　失去是痛苦的，但也意味着重生。

　　20世纪90年代至今：Web 1.0和Web2.0时代

　　我不是大萧条时代的新生儿，也并非战争难民。父母和祖父母辛苦把我抚养长大，我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美国人。

　　年少时，我认为这一切是都是理所当然。我父亲周末也在与各类焊接工具打交道，而高中的那些朋友们则抱着他们的电脑，举行各种LAN聚会。

　　当时，我对20世纪80、90年代的科技行业并无多少兴趣。在第一次互联网泡沫出现前，硅谷的大型企业雇佣着数以千计的员工。整天坐在办公室的白领阶层要远多于电话偷窃者和黑客。办公室里是一个接着一个的隔断，公司的管理层多达7至10级。在那时，仅靠两个人，影响千万用户是超乎想象的事情。20世纪90年代，在我生活的城市，Apple正在不停地关闭门店，而微软势头正劲。

　　当时，律师们正就惠普的命运进行着漫长的拉锯战。惠普是硅谷的元老企业，我的家人在惠普就职的时间加起来已有100年有余。最终，Hewlett家族失势，惠普-Compaq如期合并，而惠普公司的灵魂也随之一去不复返了。人们常常会拿硅谷的一些老牌企业开涮，但很少人会记起这些公司曾经的辉煌，很少人记起这些企业也是从无到有，一步一步发展壮大的。尽管惠普已是积重难返，好在其他一些企业，如Apple和Google已成长为新的科技巨头。于是，硅谷继续前进。

　　而我也曾经年轻过，也经历了一段从无到有的历程。由于年少时的无知和叛逆，我最终并未选择科技这一行业，反而选择成为一名记者。

　　大学毕业后，我放弃了大学校报编辑和一系列薪资优厚的实习工作，离开旧金山湾区（Bay Area），动身前往三个不同的大陆。我在越南居住了一段时间，找到了我外祖母失散多年的妹妹。她们上一次见面还是在1954年，最终我外祖母选择了美国扶持的南越南政府，她的妹妹则坚定地支持北越共政府。50年间，她们相互通信，交流的内容有平常的琐碎生活，也有关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论，有时会惹得外祖母分外生气。

　　最后，厌倦了加州空空如也的工业园，厌倦了那里交错林立的高速公路，厌倦了那里目眩神迷的商业区，我在伦敦找了一份金融记者的工作。在我离开的那段时间，饱受战争之苦、辛苦抚养我长大的祖父和外祖母相继离世。我很想念他们。

　　与商人和银行家共事，或是与创业者、工程师和技术专家共事，这两者存在着天壤之别。商人精明至极，但却并不热爱自己的工作——他们和我的祖父和父亲并不是同一类人。在银行业供职只不过是为了丰厚的年终奖和休假。他们并不会将闲暇时间投入自己的工作。

　　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中写道：“我们不停地探索，最后突然发现我们重又回到了起点，并如初见时那样，满心欢喜。”于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我重又回到硅谷，成为一名科技记者。

　　无休无止的变革

　　相比较父辈们所处的时代，硅谷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科技行业产出的价值和财富愈多，它也会愈来愈渗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也会有愈来愈多的人怀揣着梦想，义无反顾地投身这一领域。

　　在当今的科技行业，各类耗资巨大的产品或公司并购信息不时映入人们的眼帘，使整个行业呈现一幅欣欣向荣之势。这就像一把双刃剑：随着商业运作的日渐深化，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在这一领域一试身手。从全局来看，更多的创业公司也意味着更多人在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但同时这也表明，创业者开始变得浮躁起来，他们可能更多的看到了创业的功成名就，却忽视了创业的艰辛。

　　惠普公司成立伊始，第一份合同是为迪斯尼的电影《幻想曲Fantasia》制作声频振荡器。当时，惠普的声频振荡器产品远非普通消费者所能驾驭，因而作为惠普的员工需要具备过硬的技术能力。与电影《幻想曲》所引发的轰动相比，惠普的成功则显得平平淡淡。没有登上《财富》或是《福布斯》杂志的封面。没有进入各类所谓的排行榜。当时更没有大批的粉丝在微博上争相传颂。

　　现如今，Facebook之类的科技公司正在逐步取代电视和电影。它们已成长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媒体。

　　正如媒体影响着信息，它同时也影响着选择进入这一行业工作的人。这也是为什么硅谷与娱乐行业有些相像，用户游走于不同的app，就像是在不同的餐馆或是俱乐部之间穿梭。

　　其次，硅谷已成为全球性的文化符号，其所指已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理位置。虽然其他地域的生态系统不似硅谷这般完善和密集，但两者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短。

　　这样来看的话，我母亲当初移民美国的决定也不见得有多么高明了。北京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我所认知的一些创业者，他们的公司最初多分散在班加罗尔、斯洛文尼亚、巴基斯坦、芬兰等地。硅谷只是其中一个比较活跃的地区。

　　再者，我居住在旧金山，并不在半岛之上，与硅谷向城市北移的趋势是一致的。新一代的人们喜欢居住在大都市之中，而不是偏远的郊区。虽然这给纽约和柏林等技术园区创造了机遇，但这一城市化转变给旧金山带来了一系列的阵痛。如果说软件将正在吞噬整个世界，那么科技行业正在占领湾区（Bay Area）。

　　在去年，这已成为旧金山发展的最大障碍，政府亟须制定新的政策以容纳更多居民，唯有如此，旧金山方能保持其快速发展的步伐和繁荣的产业。过去几年间，我个人的房屋租金已经增长了一倍有余，对我而言，这里已非久留之地。如果旧金山无法大量增加住房供应量，那么可能就只有年轻人和富人才会选择留下。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硅谷的某些特质并未改变。它的某些魅力吸引着我的母亲和祖父，而同时，它的这些魅力也在吸引着更多的年轻人。不随波逐流，勇于创新的精神仍旧在一些企业中传承。每年，已有150年历史的淘金热驱使着无数工程师在这里开创事业。但硅谷关于物质和地位的独特文化符号却是经久不变的。年复一年，硅谷旧貌换新颜，但比之于纽约或是洛杉矶，硅谷人对于着装和豪车有着一贯的谨慎和淡泊。

　　这是因为，在硅谷，成功的概率和中彩票相差无几。除了勤奋的工作，你还需要有很好的运气。风水轮流转，某些年份，公司业绩表现出众，而之后可能一挫千里。前一个月，你可能还在掌管着硅谷最炙手可热的公司，而到下一个月，你可能成了众矢之的，人人欲诛之而后快。之前你可能手握金山，顺利拿到第二轮融资，之后一年则有可能发生沧桑巨变，被踢出局。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那些志在改变世界的人都是在自我欺骗（Self-delusion）。你首先需要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你所描绘的美好蓝图终究会实现，然后将它搬上更大的舞台。在极少数情况下，投资者从你的表演中看到了商机和发展潜力，那么，你的春天就到来了。而这正是资本市场的逐利本性所致。商人为王（entrepreneur-as-hero）的神话也是保持生态系统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

　　通常，只有少数的公司会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一些企业彻底出局。但多数企业会在生存的边缘垂死挣扎。然而无一例外，这些企业都面临着优秀工程师短缺的问题。应聘者寥寥无几，一些公司负责人不得不在全国各地的大学甚至国外招募员工。

　　我的母亲和祖父在20岁左右来到硅谷。现在，虽然面临着极大的住房压力，但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年轻人依然蜂拥而至。

　　年轻人踌躇满志，来到硅谷，他们在自我觉醒和自我欺骗之间徘徊游走。自我欺骗是发挥创造力的必要条件，两者只有咫尺之遥。

　　年轻人在重新发现和创造自我的同时，他们也在重塑着硅谷，正如父辈们所做的那样。我们曾迷失过，但我们重又找回了自我。

　　原文作者为TechCrunch科技记者Kim-Mai Cutler。

　　本刊记者 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