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宋庆龄同葬一陵的女佣（1）
- 来源:章回小说
- 关键字:宋庆龄
- 发布时间:2010-03-25 09:39
“一八九三年—一九八一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名誉主席
宋庆龄同志之墓
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立”
墓地西侧，有一块同样大小的墓碑，碑上刻着三行字：
“一九八一年二月
李燕娥女士之墓
宋庆龄立”
两块墓碑的规格式样完全相同，都是长一百二十厘米，宽六十厘米，没有任何装饰。它们平行而立，分左右紧傍在宋庆龄父母之墓的两边。墓前，环绕着宋庆龄生前喜爱的香樟树、丁香、紫薇、兰花、杜鹃花和郁金山草。
不知道的人一定会猜测，这位名叫李燕娥的女士何许人也？当他们知道后，更会大吃一惊：李燕娥竟是宋庆龄的一位女佣！
一位女佣的墓地，居然和我们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的墓地并肩而列，而且规格式样完全一样。这奇怪吗？不！这是按照宋庆龄生前一再表达的意愿安排的。
当人们来到这里凭吊宋庆龄名誉主席的时候，总要怀着深深的敬意瞻仰这两座墓，总要想起宋庆龄同李燕娥的亲密关系——不是姐妹胜似姐妹的那段绵远深长的隆情厚谊！
李燕娥(1912年—1981年2月5日)从十六岁来到宋庆龄的身边，陪伴宋庆龄度过了整整五十三年。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她们一起同甘苦，共患难，结下了血浓于水、情深如海的姐妹亲情。在李燕娥的心里，她始终敬爱着宋庆龄；宋庆龄则一直爱护着李燕娥，亲切地称这位比她小了十九岁的李燕娥为“李姐”。
在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她们朝夕相处，头顶一房瓦，脚踏一块土，共饮一锅水，同住一间房，结下了患难深情，并共同演绎了一段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可歌可泣的人生故事。
在二十一世纪刚开端的几年中，笔者再次采访了在宋庆龄身边工作过的唯一健在的女佣顾金凤，采访了宋庆龄上海和北京两地故居的两位“管家”周和康与安茂成，他们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与真实的细节，以对历史、对后人负责的态度，补充了宋庆龄与李燕娥之间不少鲜为人知、感天动地的日常生活细节，续写了李燕娥那富有传奇色彩的动人故事。
本文的问世，不但首次披露了一桩发生在宋庆龄家中的血案，解开了宋庆龄何以称比她小了十九岁的女佣为李姐的真实原因，而且使读者进一步看到被周恩来总理称为“国之瑰宝”的伟大女性宋庆龄那血肉丰沛、有情有义的真实的一面，继而感受到她那既平常而又不平凡的人格力量的光辉。
一赤胆忠心的女管家与女警卫
1956年是宋庆龄工作非常忙碌的一年，仅从一月初到四月中旬，她就接连出国访问了印度、缅甸与巴基斯坦三个国家；参加了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六周年、前往波兰驻中国大使馆吊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波莱斯瓦夫？贝鲁特逝世等十多项外事活动；还在寓所接见了前去拜访的周恩来总理，会见了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这对时年六十三岁的宋庆龄来说，其疲惫劳累的程度可想而知。
就在这一年，李燕娥的女儿李园也七八岁了。
终生未曾生育的李燕娥怎么会有女儿？
说来话长。
随着年龄的增长，本来决定单身过上一辈子的李燕娥改变了初衷，尤其是当哮喘病缠上她、迫使她不得不倒卧病榻后，她那需要身边有个孩子养老送终的念头愈发明确了。
解放前，宋庆龄家中就有一个名叫谭明德的专职“跟班”(类似通讯员与采购员)。谭明德是孙中山家中早年的广州籍女佣谭老太太家的儿子，自从1942年春天起他到宋庆龄身边担任“跟班”后，宋庆龄外出活动时他大多跟随左右；1945年抗战胜利后，谭明德跟随宋庆龄从重庆来到上海，住在桃江路46号；解放后，谭明德因患肺病，不得不离开宋庆龄，由政府调到上海市政府大礼堂任服务员，不久病故。谭明德故世后，留下一个名为谭园的女儿无人照管。这时，正好李燕娥欲领养一个孩子，于是，才咿呀学语的谭园就很自然地被李燕娥领养，并很自然地把谭园易名为李园。
谭明德因病故世后，宋庆龄又请原任孙中山副官的陆天麟为“跟班”。这时，“跟班”一称显然不适合新时代，所以，陆天麟到了宋家后，上上下下都仍称他“老管家”或“陆副官”。遗憾的是，陆天麟做了没几年，也患上了骇人的肺结核。于是，陆天麟回家治病，由他的亲弟弟陆志辉前来顶替。
但是，陆志辉不是共产党员，他也不适合在一个国家副主席的身边从事如此重要的工作。经考虑，宋庆龄决定向组织提出要求，请党组织委派一位更为合适的人才，来寓所配合李燕娥，全面负责家中内务管理的工作。
于是，一名叫周和康的年轻党员成为了组织上最为理想的人选。在距离195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还有几天的那一天，周和康怀揣着组织上的介绍信，前往淮海中路1843号的宋庆龄上海寓所报到了。
墨绿色的大门，银灰色的围墙，四周绿树成荫；三面环绕着四十余株高大挺拔、葱葱郁郁的香樟树。它们枝干笔直，树叶婆娑，一片翠绿；黄昏时分，淡幽幽的清香，四溢宜人。更使宋庆龄心仪的是，在万物凋零的冬季，香樟树仍四季常青，生机勃勃；而且它除了拥有芬芳的香味，象征着主人坚韧不拔、高贵典雅的品质外，还能驱虫防腐，治疗皮肤疾病。
进得寓所，随着一阵“噔噔噔”的有力的脚步声，一位留着齐耳短发、身体肥胖、手中拿着一串偌大的钥匙的中年妇女出现在周和康的面前。
尽管那时的李燕娥还不像晚年那样肥胖，但她那口夹杂着浓重的广东口音的上海方言、肥胖的身材与手中握着的一串偌大的钥匙，就使从没见过她的周和康马上猜测到，她就是那位忠心耿耿的宋家女总管李燕娥。
“我叫李燕娥。”果然一猜一个准。
接过介绍信，李燕娥让周和康在客厅小坐片刻，便一个人上楼去禀报宋庆龄了。不一会儿，李燕娥下得楼来，笑眯眯地把家里人员的组成情况、周和康的主要工作及需要注意的事项，一一向他作了一遍介绍与叮嘱。
家中共有司机刘春生、厨师何元光、绿化工王宝兴、文字秘书黎沛华、警卫秘书隋学芳、警卫员张建俊与程瑞庭、女佣李燕娥与钟兴宝。连宋庆龄一起正好十个人。
家中除黎沛华每天只在上午上班、下午在家休息外，其他工作人员每周末放假一天回家休息，其余六天一律住在寓所里。
李燕娥住在主楼上，睡在紧邻宋庆龄卧室隔壁的房间里；钟兴宝住在辅楼的楼下；其他工作人员包括警卫人员全部住在西边那幢辅楼里。
未经宋庆龄特许，不是因修理水、电、煤、卫必须上主楼的话，任何男子不得上主楼。
周和康被安排住在辅楼靠西楼上的那个房间，与隋学芳为邻。
楼下则分别住着绿化工王宝兴、厨师何元光与司机刘春生。刘春生是从上海市政府车队调到宋庆龄上海寓所的专职司机，他和王宝兴一样，都是1956年调到宋庆龄上海寓所工作的。后因工作需要，王宝兴于1972年调到上海东湖宾馆工作，由卫四弟接替。1979年，卫四弟因工作调动，由沈根林接替，一直工作到宋庆龄逝世后才退休。
接着，李燕娥俨然以总管家的身份，如数家珍般地向周和康介绍着家中的一切——
1948年秋天，宋庆龄的家从上海市桃江路46号迁居到这里。
淮海中路1843号是个拥有主、辅两幢小楼的花园式大院，院中有主、辅两幢两层的楼房，均是朝南坐北、冬暖夏凉的好住宅。楼前是一大片草坪，绿草茵茵、赏心悦目；中间两旁放有四只花鼓型彩釉圆凳，既可落座休息，又起装点作用。每当风和日丽的日子，女主人便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悠悠漫步，来到这里闲庭赏花，在这瓷凳上休息片刻；或缓缓徜徉在软绵绵的大草坪上，活动手脚，舒展筋骨。
在屋前，种有几棵桂花树，夏不畏暑，冬不畏寒，繁叶满枝，郁郁葱葱。每年中秋前后，花蕊重重，香飘四方。还有一排爬藤蔷薇，攀登直上二楼阳台，枝叶茂盛；春秋季节，幽幽的花香中，鲜红的、鹅黄的、粉红的蔷薇花，繁花似锦，连绵一片，逗人喜爱。
李燕娥还向周和康逐一介绍了布置在家中的各种四季鲜花和盆景。宋庆龄平时喜爱的插瓶花有玫瑰花、香水月季、菖兰、康乃馨、阿丽斯、菊花、象牙红、水仙、腊梅、天竹、银柳等。每当家里接待中外重要来宾时，宋庆龄总是事先作好周密的布置，亲自巡视，调整插瓶花与盆花的布置，有时还拿起剪刀，亲自修剪一番。
1956年10月接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前一天，宋庆龄在客厅里曾对李燕娥与周和康说：“插花是一门很有讲究的艺术。在厅室里，插上一束绚丽多彩的鲜花，可以画龙点睛、满室生辉，给人以美的享受。周同志，你看，李妈插的瓶花，千态百姿，多么有趣呀！你要向她好好学习。”
事实确也如此：家里的鲜花插瓶和盆花摆放，都是李燕娥的拿手杰作：从花卉剪插到花瓶摆放，她都要自己动手，把五颜六色的菖兰、香水月季、康乃馨、水仙、腊梅、象牙红等配得五彩缤纷。红花绿叶，生机盎然，幽幽花香，飘飘逸逸，给人以十分优美的感受，颇得宋庆龄和中外来宾的赞赏。
宋庆龄还告诉周和康，“插花要和季节相结合，在元旦，要插上象牙红、腊梅和水仙，给人以艳红、青翠迎新年的喜庆祥瑞的气氛；在春节要插上腊梅、天竹和银柳，这是中国式的传统插花，给人以吉祥如意、凝重幸福的感觉。要使鲜花开得鲜艳、饱满而又持久，花瓶里的用水很讲究，早晨在花瓶里加水、换水，可使花朵在较长时间里不会枯败；盆花要在临夜时搬到室外，放在阳台上，让它吃些露水，才能长期保养好。”
宋庆龄的一番话，充分显示了她对养花、护花、插花的渊博知识。百花丛中，宋庆龄最喜爱梅花，可谓与梅花结下了不解之缘。光从她每年寄给国内外亲友的贺年片上来看就知道了。她专用的就是一幅天蓝色的梅花图，那是周和康根据她的意愿，从中华书局印刷厂选来制版印成的。宋庆龄生前每年寄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的贺年片，用的都是这一张梅花图。这也许是梅花喜欢漫天雪，在寒冬腊月照样吐蕊开花，体现了蕴藏在宋庆龄心底的那种斗志昂扬、不屈不挠的精神的缘故吧？
就连宋庆龄在上海寓所的办公室内那张偌大的办公桌后面，正中也挂着一幅梅花图，那是友人用以祝贺她华诞的礼品，画面上那傲霜斗雪、卓然不群的梅花，象征着她那坚强不屈的性格，显示出她那对中国革命、对孙中山先生和中国人民的忠诚、坚贞和信念。
在寓所后面有前后两个较大的花圃，里面种着宋庆龄喜爱的香水月季花：那都是从上海市郊漕河镇一个专种此花的徐姓小弟处移植来的，颜色有红、黄、紫和粉红的。每天早晨，绿化工王宝兴总会剪来一束束各色的香水月季花，交给李燕娥，然后再由李燕娥分别插在楼下客厅和楼上卧室里。
在二楼卧室，有四件柚木大家具，一张素色的藤木结构的双人床，大衣橱、五屉橱、梳妆台，这是宋庆龄父母从广东老家给她定做的嫁妆；室内另有的单人沙发、茶几、八音钟，也都是孙中山生前曾经用过的遗物，是从孙中山故居搬过去的。在卧室正中挂着宋庆龄与孙中山先生于1915年10月在日本东京结婚后的合影。
在二楼的办公室内，靠近壁炉的正中置放着一架“斯特劳斯”(STRAUSS)钢琴，根据她的嘱咐，每逢阴雨天气，需要在钢琴的背后插上一只一百支光的电灯泡，利用它发出的光与热，起到防潮去湿的作用。每当宋庆龄在上海的时候，遇到星期天上午，工作人员便会从不同方向听到楼上传来的美妙悠扬的琴声。宋庆龄除了弹奏她最爱听的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外，有时还弹奏肖邦的小调叙事曲和舒伯特降B大调奏鸣曲以及《黄河大合唱》等乐曲。
在宋庆龄上海寓所主楼的客厅里，铺着红色的梅花地毯。李燕娥告诉周和康：这幅梅花地毯是解放后毛泽东主席送的。
上海寓所的主楼里，还有一块名为“百鸟朝凤”的玉摆件，那是解放后林伯渠来拜访宋庆龄时赠送的。这块玉摆件中的凤凰，是指宋庆龄，寓意着宋庆龄是百鸟之首的凤凰。
在主楼的客厅里，还摆放着一套组合音响。那是l958年6月20日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二十周年之际，上海市委、市人民委员会赠送的。其中有放在卧室茶几上的一架收音机，还有上海试制成功的第一只手表等物……
这套在当时还被人们视为珍贵家电的音响，根据宋庆龄的指示摆放在客厅里。紧邻客厅的西书房里，放置有一张单人木床。宋庆龄在中午休息时或等候华东医院保健医生和按摩医生小蒋的过程中，就在西书房内，躺在这张单人床上休息，一边静静地享受着美妙的音乐，一边等候医生前来为她服务。李燕娥告诉周和康：在医生到来的一个小时前，才可停止播放唱片。
李燕娥边引领周和康熟悉家中环境与摆设，边简单地指导周和康操作音响，播放诸如《蓝色安琪儿》、《你的眼睛告诉我》、《今夜梦中相会》、《漫漫乡间路，蜿蜒向前行》和《可怜的蝴蝶》等唱片。
宋庆龄藏书甚多，楼上卧室门外走廊里并排放着的两个书橱里，楼下东书房和西书房的大书橱里，都分上下两格整整齐齐地摆满了书。这众多的书籍中，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学等各方面都有。其中以英文为主，中文次之。宋庆龄在楼上办公室里的时候，她用书时很方便，随时可以拿来阅读；但对于楼下的就费劲了，她必须亲自上下楼梯去书橱里翻寻。为此，宋庆龄把她所需要看的书名摘录在纸条上，请李燕娥下楼转交给周和康，然后由周和康到大书橱中去查找，找到后，即把书籍交给李燕娥，再让李燕娥拿到楼上去交给宋庆龄。
博览中外群书，手不释卷，是宋庆龄人生的一大乐趣。
楼下客厅的廊檐下，有个狭长的十二平方米的大阳台，一溜排放着藤椅、藤茶几、藤圆台，铁结构的四方台和木制的花架等，几盆绿色花草、盆景点缀其间，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几盆兰花，是朱德委员长送给宋庆龄的礼品，被放在大阳台的正中间。在大阳台的东首客厅门口，放有两盆高大的白兰花，每当含苞绽放、花香扑鼻时的早晨，用毕早餐后，宋庆龄常会下楼来到该树旁，采摘两朵白兰花，放在上衣口袋里，闻闻白兰花发出的沁人肺腑的芳香，别有一番情趣。每天午餐后，只要是晴天，宋庆龄会在李燕娥的陪同下，在大阳台上散散步，晒晒太阳。
宋庆龄喜欢养鸽子，是众所周知的事。鸽子是她的宠物，她在上海寓所与后来的北京寓所里，分别饲养了许多的鸽子。这些小精灵长着红红的眼睛尖尖的嘴，棕色的翅膀细细的腿，一只只或白或灰色，在鸽笼里拥拥挤挤、熙熙攘攘地嬉闹着。它们啄麦粒、吃豌豆，饮清水、拍翅膀，不时发出咕咕的欢叫声，并有时展翅飞上蓝天，有时又忽然降落了下来。宋庆龄每次散步到鸽棚前时，总要饶有兴致地驻足留步，抓起一小把豌豆或绿豆，摊放在掌心中，等待鸽子们闻声前来争抢与啄食。每次从北京回上海，或是外出回家，一进门，她也总要先来到鸽棚前，看望那些活泼可爱的鸽子们。宋庆龄喜爱这些小精灵，除了喜欢它们的单纯可爱美丽外，还因为它们象征着和平，象征着她那颗纯洁无瑕的心。
不过，宋庆龄还喜欢其他小动物。如饲养小猫咪也是她的乐趣。在上海孙中山故居楼上的卧室里，朝西正中的墙上，就挂有一幅亲友送给她的小猫的刺绣珍品。那只小猫绣得是那么的逼真：猫的两只眼睛，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你无论从哪一角度去看，它的两只眼睛始终是对着你看的。这就是名闻中外的乱针绣。宋庆龄生前十分喜欢这幅绣品，特地把它挂在故居的卧室里。每当她前往孙中山故居去整理文物和视察工作时，她总要走上楼进入卧室，端详上几眼她所喜爱的这幅“猫”。
在上海寓所里，饲养过四只真正的猫。第一只名叫“彼德根”，是黑白相间、毛色油亮的中国花猫，它爱清洁，从不随地大小便，总是在小扶梯旁边上指定的地点方便。“彼德根”性情温顺，善解人意：宋庆龄走到哪里，它就跟随到那里，而且一边柔声地叫唤着，一边甩尾巴；宋庆龄在办公时，它就一声不响，一动也不动地蜷伏在主人的脚边；主人在起居室的沙发上休息时，它就卧在沙发旁，闭着眼睛，陪伴着主人入梦；主人在餐厅用膳时，它就抢先一步坐在餐桌下，用前爪抹嘴洗脸，等待着主人给它美食，然后津津有味地吃个不停。午膳后，只要是晴朗的好天气，宋庆龄总要到大阳台上去散步，它亦来回追逐着主人跟着小跑步；当主人静坐在藤椅上休息晒太阳时，“彼德根”亦懒洋洋地卧在地上晒太阳，时而睁开眼睛瞅瞅主人，时而活蹦乱跳，不断翻身嬉耍；高兴时，它纵身一跳，跃入主人的怀抱里撒娇……令人称奇的是，到后来，每当宋庆龄外出归来，只要汽车开到大门口，一按三响喇叭声，“彼德根”就会连蹦带跳地从楼上蹿下来，等候在大扶梯旁，“喵呜、喵呜”地轻轻叫唤着，欢迎主人的归来，然后不住地摇头摆尾，跳跃着跟随主人上楼而去。
令人惋惜的是，“彼德根”由于逐年衰老，不幸死亡。根据宋庆龄的意见，周和康和李燕娥把它深埋在了庭院东侧的竹林中。
上海寓所里还饲养过一对波斯猫，宋庆龄分别为它们取名为“珍妮”和“汤米”。它们分别长着一身洁白蜷曲的长毛，生着一双碧绿似翡翠的大眼睛，从外表看，确实好看迷人。但是它们不争气，到处大小便，弄得家里整天臭烘烘的。根据宋庆龄的意见，周和康把它们物归原主，退还给了西郊公园。
最后一只猫，是黄色虎狸斑的。它娇小伶俐，活泼可爱，是从外面逃进家里来的不速之客。宋庆龄依据它的来历，为它取名为“来宾”。可惜“来宾”野性不改，经常要到外面去，直到饥饿才回家。1979年冬天，“来宾”在又一次出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从此，宋庆龄再也没有在上海寓所里饲养过猫。
上海寓所里还饲养过鸡、鸭、广东的狮头鹅与亲友送来的火鸡。这些家禽大都在饲养了一两个月后，不是送给亲友，便是成了寓所餐桌上的美味。
或许是长期革命斗争生涯的磨难，又或许是年纪大了，使晚年的宋庆龄的神经非常脆弱。这在宋庆龄1973年4月30日那封致廖梦醒的信中可以得到佐证：
“我的神经不好，我现在不能忍受任何突如其来的大声的声音。如果听到什么声音，我会像一只受惊的猫那样跳起来！我的脊椎骨都会颤抖起来，就像冰水浇在我的背上一样。”(引自《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459页)。
所以，在宋庆龄上海寓所里，放着四只铜铃(钟)。
一只较大的放在主楼卧室靠近门旁的一架收音机上面，那是宋庆龄招呼李燕娥与钟兴宝时用的，只要听到铜铃声，她俩便会召之即来，听候宋庆龄的指示；第二只放在主楼楼下电话间红木茶几的上端，是宋庆龄在楼下有事招呼李姐和钟兴宝用的；第三只是一只最小的铜铃，就放在楼下工作人员吃饭间的窗台上，这是专为工作人员准备的：如有国内信件、报刊、文件送到，需要及时送呈宋庆龄阅示的，就由工作人员通过摇晃这只小铜铃，召唤李燕娥或钟兴宝从速下楼领取，以免误事。
还有一只大铜钟，挂在楼下工作人员餐厅北首的转角处(即现在接待前往故居瞻仰参观换鞋的那间)；这只大铜钟是用木架子吊起来的，钟上串有一根绳子，轻轻一拉，就会发出“当当”的洪亮的声音。这只大铜钟同样是用来传达信号的：敲一下是喊警卫秘书；敲两下是喊管理员周和康；敲三下是通知全体工作人员用餐。通常情况下，只有李燕娥有权力敲响这只大铜钟。每当她敲响这只大铜钟时，大家便知道李大姐又有要事找人布置工作或传达宋庆龄的指示了。
有时，宋庆龄在主楼卧室里时，就不一定使用摇铃的方式，而是采用独特的拍手方式：拍一下手是召唤李燕娥；拍两下是召唤钟兴宝。
面对寓所中严明的纪律与家规，说实话，周和康当时心中确实非常忐忑不安。
时年三十岁的周和康结婚早，妻子是同乡人，名叫李秀菊。他俩从小青梅竹马，听从媒妁之言，双双在二十二岁时就结婚成家了。所以当时他俩膝下已有了二男一女三个孩子，大的五岁，最小的才一岁。刚到宋庆龄上海寓所工作时，周和康的家在南市区尚文路138弄，后来为便于工作与生活，才在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照顾下，举家搬迁到淮海中路1843号附近的淮海中路1754弄61号。
但尽管自己的家就近在咫尺，周和康仍坚守着严明的纪律，未经批准，决不轻易擅自回家。
然而，一周回家休息一天的铁的纪律，锁得了周和康的身，锁不住他的心。每逢思念妻儿心切的时候，他常常长夜难眠，推窗眺望家的方向，遥寄自己对妻儿的思念。
试想，这该要何等坚定的纪律性与坚强的意志才能做得到！
在1956年5月1日前的那几天，宋庆龄因整整一个月被外事国事所忙累，没有下楼，一天三餐均由李燕娥或钟兴宝端上楼。所以，周和康刚到淮海中路1843号时的这几天里，没有见到他崇敬仰望已久的宋庆龄副主席。直到5月1日那天，宋庆龄设宴招待亲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时，他才第一次直接见到宋庆龄。
周和康刚报到那天，李燕娥向他介绍完家中的情况后，又强调道：“周同志，你的信件登记簿上的字，应写正楷，不要潦草，因为这本簿子每月都要送夫人亲自看的。家里用的账簿，也是如此。每张发票，你要重新写一张，把品名、金额核算清楚后，贴在原来的发票上面。这样可以让夫人看起来省力，做到一目了然。还有，你每天早晨到四川中路上的上海食品公司特种食品供应站购买小菜，所有东西都要挑选新鲜的，质量好的。买回来后，就直接交给厨师何元光验收。凡是一切外边买进来的食品，你要绝对负责；食品拿到手后，你就不能离手，要一手抓到底，亲自交给我，绝对不能交给别人转手。因为这些食品，都是直接给夫人吃的，责任重大啊！出了事情，你我可担当不起的。所以，你要提高警惕，谨慎小心，保证食品的清洁卫生，千万不可疏忽大意！客厅里古董橱的钥匙，今天我就交给你保管好，不要乱放。这些古董瓷器，其中有一套是夫人的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送的，你每月都要揩一次，用软布轻擦细拭，经常保持清洁，不能沾有灰尘。这些都是很贵重的古董，你要小心轻放，千万不能碰坏。对楼下每个厅室的清洁卫生工作，你要仔细认真检查，镜框、门框、护墙板的上面，都要用自己的手去摸一下，看看是否有灰尘。夫人是十分重视清洁卫生的，检查起来要求高，很严格。你千万不要马马虎虎、疏忽大意……”
面对李燕娥如数家珍般的侃侃而谈，周和康不由肃然起敬，她那对宋庆龄的一片赤胆忠诚，深深感动了周和康，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像李燕娥那样，忠于事业，忠于首长，把工作干好。
其实，李燕娥不但是宋庆龄上海家中的总管家，更是宋庆龄最最贴身的心腹女警卫、女保镖！
周和康刚到上海家中上班时，外面寄给宋庆龄的邮件都是由李燕娥亲手签收的。她不识字，更不会写字，所以有些挂号的邮件来后，她就从腰间取下那枚私章，代替自己的签名。一天上午，邮递员送来一只四方的邮包，李燕娥签收后，就捧着这个原封未动的邮包下了楼，一个人走到花园中，向正在花园中忙碌的周和康命令道：“走，你走开。”
“去哪里？”周和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走得越远越好。”李燕娥不耐烦地向周和康挥了挥手。
直到周和康远远地退到厨房那边，李燕娥才又捧着那个被拆了封的邮包走了回来，回到楼上。
事后，周和康曾担着违反纪律的风险，私下里小心翼翼地向李燕娥打探个中的秘密。
李燕娥这才笑着告诉周和康：“什么秘密呀！这是我几十年的规矩了，凡是外面有邮包来，一律都由我先拆封，没事后，才给夫人的。解放前这样，解放后也这样，一直不变了。”
一经李燕娥说穿，周和康立即恍然大悟：原来李燕娥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保护宋庆龄的安全所采取的一种特别的措施呀！
面对李燕娥没事人一般的样子，周和康不由对这位忠诚的女佣更加崇敬了。
后来，李燕娥因身患绝症不得不离开上海赴京时，周和康就根据李燕娥的指示，接过了这个特殊而又重要的任务。这是后话。
有关李燕娥赤胆忠心为夫人服务的事例，周和康还能举上一大堆。
随着岁月的流逝，宋庆龄的身体也难以遏制地开始发胖了，原来的一些衣裤已穿不上身；要想亲自外出去裁缝店，又唯恐惊扰了市民、违反了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内部规定。无奈，李燕娥只得请来外面的裁缝师傅到家里专门为宋庆龄量体裁衣。
每当裁缝师傅前往寓所为宋庆龄量体裁衣时，周和康便根据李燕娥的安排，站在楼下电话间的红木圆台旁，担当临时警卫。李燕娥陪同着宋庆龄下楼后，就寸步不离、侍奉在侧，既做了首长的参谋，又当了保护神，直到裁缝的工作结束后，她才搀着宋庆龄一起回到楼上。
李燕娥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当宋庆龄在上海寓所时，每逢星期日上午，李燕娥就会赶往乌鲁木齐路北路的一个教堂去做祈祷。整个上午，她就在那里度过，风雨无阻，从不缺席。而当宋庆龄离开上海赴京工作时，她就足不出户，连她最信仰的教堂也不去了。她日夜守候在寓所里，集中精力做好家里的每一件工作。总之，可以这么说，平时在家里，总是宋庆龄走到哪里，她就跟随到哪里，从不轻易离开。她俩那对胖胖的身影，就像一双并蒂开放的莲花，让谁看着都动情……
然而，使周和康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李燕娥对宋庆龄的一片赤胆忠诚，后来竟然换来了一场杀身之祸！
二发生在厨房里的一桩杀人血案
时光匆匆，光阴似箭。转眼，已是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高峰期的1961年了。
在周和康没担任宋庆龄上海寓所管理员之前，寓所所用的菜与大米都是厨师何元光采购的。
不分春夏秋冬，每天早晨，周和康总是五时起床，五时三十分骑着自行车出门，前往四川中路的特种食品公司采购寓所一天所需的菜与大米；购买回来后，就按纪律直接交给厨师何元光，然后由何元光验收合格后藏入冰箱里。
然而，他又怎么会想到，他每天采购回来的食物，不管是荤的还是素的，都会发生数量减少的误差呢？
起先，他还以为是特种食品供应公司的差错，所以回家后特意用秤称了一下，认定半两不差后，才交给厨师何元光。然而，随着每顿饭、菜数量的依然减少，大家都喊吃不饱、没吃好时，他困惑了。周和康搔头摸耳，弄不清问题出在哪里。
面对大家投向他的猜疑与误解的目光，周和康在百思不得其解之际，悄悄地把心中的疑惑告诉了李燕娥。
其实，李大姐也早就对每顿餐桌上数量骤然减少的饭菜起了疑惑，如今听周和康汇报后，她略加思索，便与周和康一起找到了厨师何元光。
何元光是广东顺德县人，与李燕娥是广东老乡，由于乡情这层关系，所以平时里他俩的话比较多，也比较随便。何元光长得瘦瘦的，也是孙中山原来家中的厨师，是宋庆龄从重庆带来的，从1936年算起，他在宋家已干了二十多年，是和李燕娥一样，都是最早在宋家服务的人。
找到何元光时，何元光正在厨房里忙碌。
淮海中路1843号寓所中的厨房，并不大，有一个灶，还有可以做西餐的一些家什。餐厅里的那个饭桌是广东式红木镶边大理石的老式小圆桌，边上六个小圆凳，可以想见是无法大摆筵席的；一台冰箱虽说容量较大，但式样也很老很旧了，装备丝毫也不现代化。可见从帝制转向共和，当年孙中山这位中国的第一位大总统和夫人的生活确是简朴的，与封建宫廷的富丽堂皇、淫逸奢侈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元光，问侬个事体。”因为李燕娥与何元光都在上海生活了十几年，所以他俩对话也习惯了用夹杂着广东话的上海方言。当然，这也是为了让不懂广东话的周和康一起听个明白的原因。
“什么事？”
“不知怎么搞的，近来家里的饭菜总是少，总是不够吃。侬晓得是什么原因吗？”
“我怎么会知道呢？买菜的事情，我不是早就不管了吗？”言下之意：这个问题，要问，就得问采购员周和康去。
“肯定是少了嘛，昨天中饭时吃的那两碗猪肝的数量太少了，而周同志买回来的猪肝，有一斤半呢。”李燕娥两眼如锥直盯着何元光，不大的双眸里明显流露出一种怀疑的神色。
何元光被李燕娥犀利的目光盯得不自在，他一边手中忙碌着，一边随口回答道：“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猪肝放进冰箱里一冰冻，本来就是会缩水的嘛！”
“会缩水的？那么大米呢？月初买回来的三百斤大米，一向可以吃到月底的，现在怎么才二十多天，就快米甏见底了呢？难道大米也会缩水吗？”
何元光被李燕娥的紧追不放惹急了，顿时发起了脾气，嗓门也大了，凶巴巴地冲着李燕娥嚷道：“都问我，都问我，什么都问我，难道你就不问问负责采购的人吗？！”
谈话无法继续下去了，无奈，周和康只好暗中拉了把李燕娥，撤退了。
但是，李燕娥回到主楼后，依然想不通，何元光那双明显与以往不同的躲躲闪闪的目光，始终在她眼前晃来晃去。她决意抓住何元光刚才随口吐露出来的“猪肝放在冰箱里一冰，本来要缩水”这句话中的破绽，非把此事弄个水落石出不行！
然而，不弄清楚也罢，这一弄清楚，一场突如其来的横祸，就顷刻降临到了李燕娥的头上。
说起厨房，就不得不又要提及宋庆龄了。
其实，宋庆龄是一向喜欢烹饪的，在她楼上的书房里，就收藏着不少有关烹饪的书籍。她不但喜欢阅读此类书籍，有时还喜欢亲自下厨掌勺，当李燕娥每天傍晚向周和康提出需要另外购买一些副食品时，周和康就知道宋庆龄明天又要亲自下厨做菜了。果不出所料，在那天上午十一时以后，宋庆龄在李燕娥的陪同下，下楼来到厨房，亲自烹饪菜肴。
宋庆龄经常烹饪的两道菜，也是她的拿手菜：一道是牛肉京葱烧豆腐；一道是红菜头、洋葱、青椒、茄子、蕃茄等炒成的蔬菜什锦盆。菜肴做成后，她除了自己享用一小部分外，大部分亲自分配给了大家品尝，有时还要派人给沈粹缜送去一小碗盏，让她品尝。不说奉承话，宋庆龄亲手烹饪的这两道拿手菜肴，确实色、香、味、形俱全，谁尝了都准会赞不绝口。就连专职厨师何元光，也不得不佩服。尤其是其他不擅下厨的工作人员，那种惊奇、折服和幸福感就更不用说了。有关宋庆龄喜爱厨艺烹饪的事例，从《宋庆龄年谱》下册第1331页中可以得到佐证：
“1月13日(1954年)，复函王安娜谓：
‘感谢你的来信。新年放假期间，我从楼梯上滑下来，扭伤了左半身，还摔裂了一根骨头。我的血压一直就很高，这一下就更高了。’‘当疼痛有些减轻，我的情绪好些以后，我会告诉你的。是的，我非常喜欢红菜头。我们要一起在厨房再比试一下手艺。’”
长话短说。且说自从李燕娥对何元光看似专业、实为搪塞的那句假话中发现了蛛丝马迹后，就下定决心，非要亲自弄个水落石出，以维护首长与集体的利益不受任何侵犯。那天，周和康遵从李燕娥的嘱咐，又特意从食品公司买来一斤半猪肝，并直接用纸包好、用绳子扎紧后，再交给何元光，放入冰箱里。然而到了第二天，趁何元光不在场，拿出来一称，乖乖，居然少了整半斤！
这回，李燕娥没像以往那样一触即跳，而是格外冷静。对于何元光，别人不怎么了解，她还是清楚的。因为何元光跟随宋庆龄二十多年，也可以说是一直忠心耿耿的。这从李云那篇《党派我给宋庆龄当秘书》的回忆录中可见一斑：
“这年(1937年)‘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炮轰闸北，袭击虹桥机场，当时租界非常混乱。许多华界的居民都纷纷拥挤到租界来，靠近租界与华界的地方居民则纷纷往市中心逃。到处抢商店，米店纷纷关门。有一天，我去宋家，恰巧宋庆龄不在，李妈对我说：‘家里的米只能吃几天了，元光出去找米店，都关了门，他实在买不到米，急得不得了。’正这时，何元光来了，他说：‘钱秘书(李云的化名)，请你想想办法，买点米，我实在没有办法，又不敢对夫人说。’对这件事，我也没有把握，只好答应说：‘好，我去想想办法吧。’我找父亲帮忙，他托米店熟人买到了米，第二天，又雇了一辆汽车给宋家送去一担大米。事后，李妈、何元光看到我，再三谢谢我。”
随着猪肝失窃的暴露，李燕娥决意趁热打铁，对何元光作进一步的试探，以确定真伪。
这天，周和康遵嘱采购回食品后，仍直接交给了何元光处理。这批食品中，有几条鲳鱼。
第二天上午十时许，趁何元光还没开锅烹饪，李燕娥与周和康一起来到厨房。李燕娥以总管的身份，当着何元光的面，从冰箱里拿出昨天已洗干净、切成段的鲳鱼块，逐一摆放在案板上拼凑。这不拼凑也罢，一拼凑，漏洞更明显了：任凭李燕娥他们怎样拼凑，这几条鲳鱼就是拼不拢。
顿时，大家面面相觑，心明如镜。
何元光那张瘦巴巴的脸，更是涨得通红，目光都不敢朝面前的两人扫一下。
事到如今，何元光利用工作之便，经常小偷小摸，把寓所的食品拿回家的事实，已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了。
赤胆忠心的李燕娥当即把这个事情向警卫秘书隋学芳作了汇报。
隋学芳听后，除了马上向宋庆龄汇报外，还当即找到何元光，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面对铁铸的事实，何元光不得不低下了头。但从此他对李燕娥的仇恨，也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他恨李燕娥全然不顾同乡情，全然不顾他们之间那二十多年的同事情，无情地揭露了他那小偷小摸的行为，从而使自己在全体工作人员与宋庆龄的面前抬不起头；当然，他更恨的是李燕娥从此阻挡了他把食品偷回家，切断了家中的妻儿老小能够借此摆脱饥饿长期纠缠的唯一途径。
仇恨的种子一旦埋下，就随时会酿成灾祸。
何元光东窗事发后，李燕娥加强了对他的监督，从此每天一有空，就往厨房跑，直到亲眼看着何元光把整个烹饪蒸煮的过程全完成、饭菜端进餐厅后，才离开。她唯恐何元光贼心不死，故伎重演。
李燕娥的赤诚与认真，终于使何元光深埋在心底的仇恨，像火山一样喷发了出来，引发了一桩视为国家一级机密的、近五十年后的今天才解密的宋庆龄上海寓所厨房血案。
在这里，无须作者饶舌，可以摘录周和康老人晚年(2005年)一段回忆录为证：
“关于‘宋庆龄始终称呼小了自己十几岁的燕娥为李姐’，这是不正确的。从1927年，李燕娥经谭洁怀的母亲谭妈的介绍，来到宋庆龄上海寓所香山路7号当保姆开始，宋庆龄就称呼李燕娥为李妈。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按照当时上海人对保姆的称呼，都是姓氏下面加一个‘妈’，姓李的称李妈，姓朱的称朱妈。一些老上海人对此都是一清二楚的。与宋庆龄关系密切、曾经长期担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的李云，就知道宋庆龄曾称呼李燕娥为李妈的。
“然而，宋庆龄改口称呼李妈为李姐，则是鲜为人知。其中还有一个真实动人、感人肺腑的故事。过去由于保密纪律的约束，不能透露内情。现根据我的亲身经历与亲眼目睹事情的真相，深感有叙述的必要，让事实不得误传。这完全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
“详细过程叙述如下：
“1961年11月25日早晨七时左右，当时，我正在小厨房前面走廊上扫地，突然听见李燕娥传来一声‘啊唷哇’的尖锐的喊叫声。我回头一看，只见厨师何元光在厨房里，所以我起初还以为李燕娥是在吃饭间里呢，即闻声奔进吃饭间大声叫喊：‘李同志，李同志！’但是得不到一声回答。我情知不妙，就转身奔到厨房门口，厉声责问何元光：‘老何你在干什么？’可是，何元光非但没有理睬我，反而反手把厨房的门给关上了。我急忙推门进去，却没有想到何元光就隐藏在上楼梯旁的门后，见我进去，何元光就举起一根铁棒(一根水汀炉子上的摇手柄)，猛地朝我的头上打来。幸亏我眼疾手快，举起双手往头上一挡，才没有击中要害，但当时亦被打得头破血流了。
“当时，我就意识到出了大事情，所以不顾一切，就在小楼梯旁与何元光争夺起了铁棒。由于我年轻力大，何元光那时已四十开外，他夺不过我，被我夺下了铁棒。何元光见丢了凶器，连忙逃进厨房，在里面把厨房门反锁上，并紧紧顶住不放。我虽用尽力气拼命推门，仍推不开。于是，我一边努力，一边连声大喊：‘王宝兴快来啊，出大事情啦——’同时，我连喊带跑奔到大门口传达室，对警卫张建俊说：‘何元光要打死李同志了，快进去捉呀！’
“当我和张建俊一起奔到厨房门口时，绿化工王宝兴也闻声起来了，我们三人在吃饭间的窗口上连声向里面叫喊：‘何元光你快开门出来！’可是，何元光站在厨房里恶狠狠地威胁我们：‘你们谁敢进来，我就杀死谁！’
“见状，我们忍无可忍，三人齐心协力，奋力推门。破门而入后，张建俊首先冲进厨房。当时，只见何元光手中紧握一把菜刀，高高举起，面目狰狞，眼露凶光，还想杀人。事不宜迟，张建俊当机立断，拔出手枪，朝何元光的右手臂上开了一枪，顺势上前夺下了菜刀。
“我们三人合力制服了何元光后，把他拖到传达室看管起来。同时把躺在厨房地上、已是满头浑身是血、不省人事、奄奄一息的李燕娥用救护车急送华东医院抢救。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抢救及时，李燕娥的生命保住了，但她的头部被何元光砍了又长又深的一条刀伤，医生给她缝了十几针；身上也有几处不同程度地被何元光砍伤。
“当时，宋庆龄正在北京开会，对家里发生的血案一概不知。圣诞节快要到了，宋庆龄打电话回来，要李燕娥寄取贺年卡，因为每年的贺年卡都是宋庆龄从自己家里取来分寄国内外亲友的。无奈，我只得把李燕娥从医院接回家中，取出贺年卡后，再把她送回华东医院继续治疗休养。
“但是，纸总包不住火的。原来，宋庆龄与李燕娥之间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宋庆龄一周一封信来，李燕娥一周一封信去，互通信息。多少年来，双方从未间断过。这次不对了，宋庆龄多日没有接到李燕娥的亲笔签名信(由于李燕娥识字不多，凡是写信等文字工作，都是我到寓所后代笔的，她只是在信后以签上自己的名字为证)，使首长感到十分不安，冥冥中，她总似感到家中出了什么事。后经再三询问警卫秘书隋学芳，隋秘书才不得不将情况如实向宋庆龄作了汇报。
“首长知悉李燕娥头部受伤住院，心急如焚，立即于1962年1月11日从北京乘飞机赶回上海。当宋庆龄步入家门，一眼看见站在大楼梯口迎接首长回来的、头上还绑着白纱布的李燕娥，当即上前紧紧拉着李燕娥的手，用动情的目光久久凝视着李燕娥受伤的头部，她一边用手轻轻地抚摩着伤处，一边心疼得流下了眼泪。宋庆龄激动地表示：‘为了我，你受苦了。我在夜里梦见你满头是血，吓得我一夜难眠，这像是梦，亦真亦假，今天才算弄清楚了。’俩人手挽着手，一起步上二楼。
“当天中午，李燕娥把首长的一封亲笔信交给我，信中说：‘周同志，今天本来想下来和你谈谈家里的事，但因神经痛得厉害，只好在信上讲几句。首先，我要对你表示我衷心的感谢。你自己亦受了伤。这次如果你不这样做，或许李同志的命就没有了。这里其他同志也很负责，有勇敢的表现，值得表扬。李同志的身体很虚弱，虽出了医院，但须要休息，精神上受了这样大的刺激，必须放弃一切，好好休养。因此我请你暂时掌握李同志平时的责任为荷。匆匆，并致敬礼。1962年1月11日’。
“接着，宋庆龄又在1月18日上午十时，在客厅接见我时对我说：‘何元光这个人劳动改造是改造不好的，如果给他放出来是要害人的。现在处理定案否？为什么还不处理？我早已告诉过有关部门，一定要依法处理。据说张同志开了一枪，是吗？他们(指警卫处王济普处长和警卫秘书隋学芳)都骗我，说什么李同志在医院住了八天就出院了，一切都好，这是王处长打电话来说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还要造谣冤枉诬蔑李同志，说她要和他(何元光)同居，这真是胡说八道！老实说，前几天，我在夜里梦见李同志的头被刀砍了，满身是血。所以我就立即决定回家来了。我知道你也没有办法，他们不许你写信告诉我。其实这样大的事情，是应该及时向我报告的。今后我可以放心了，有你在家里。否则叫我下次怎么好放心去北京呢……’”
三把小了自己十九岁的女佣称为李姐之谜
当时，曾有别有用心的人造谣诬蔑李燕娥，说她是因为何元光不肯与她同居而怀恨在心，所以故意整治何元光。当时周和康也有所风闻，但他根本不相信！因为他知道何元光平时还是个生活作风轻浮不检点的家伙，他见李燕娥终身未嫁，曾暗地里动她的歪脑筋，想占李燕娥的便宜。
周和康曾亲眼目睹过这样一幕：
一天上午十时许，李燕娥又像往常那样，在厨房里自己准备中饭。李燕娥平时在寓所里的主要工作是侍奉宋庆龄，端水沏茶，送早点、水果和食品，传递文件和信函，都要经过她的手；有时也下厨房，亲自为宋庆龄烧几个清淡可口的菜。
这天，何元光自以为四周无人，从后面悄悄走过去，又嬉皮笑脸地向李燕娥动手动脚了。李燕娥顿时勃然大怒，舀起锅子里一勺滚烫的菜油，就泼向了何元光。幸亏何元光躲闪得快，才没受到皮肉之伤。从此，吓得何元光再也不敢对李燕娥耍流氓了。
对于李燕娥的为人，宋庆龄更是了如指掌，当她事后听到警卫秘书隋学芳向她汇报，说何元光在接受法院审判时贬损李燕娥，说她是因为不能达到与何元光同居的目的而恼羞成怒，处处对他寻衅滋事、打击报复时，她当即不假思索地付诸轻蔑一笑道：“简直是乱说八说！”
没多久，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判决：何元光因犯有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多少多少年。至于到底判了多少年？周和康老人已记不得了，只知道何元光是1990年才获释的。
宋庆龄正式把李妈改称为李姐，并和李燕娥一起在楼上小餐室共同用膳，就是在厨房血案发生后开始的。
这仍可以以周和康的回忆录为证：
“往常，首长总是在楼下餐厅用膳，有时遇到国事繁忙或身体不适时，就改在楼上兼做小餐室的办公室里用膳。小餐室里的中间，有一张小方桌，桌旁经常放着两把靠背椅，一把朝南，一把朝西。有一天用膳时，首长把朝南的一把椅子推开后，笑容可掬地对站在一边的李燕娥说道：‘李姐，这边坐吧，一起来和我吃饭。’李燕娥在感到激动之余，心中还是明白的，她知道这朝南的是主座，几十年来，一向该是首长坐的；而我是为夫人服务的，怎能这样就座呢？所以，她当即怀着不安的心情回答首长说：‘夫人，您是主人，怎么能这样客气，叫我怎么坐得下去？还是请夫人自己坐主座吧。’首长抿着嘴笑道：.‘李姐，别这么说，侬跟随我几十年了，工作勤奋，忠心耿耿。长期以来，我们相处得很好，早就像亲姐妹一样了。侬坐、我坐还勿是一个样？’
“首长的这番肺腑之言，亲切动人，暖意融融，当场感动得李燕娥的眼眶都湿润了。
“这就是宋庆龄何以改口称比自己小了十几岁的李燕娥为李姐的来龙去脉，是李燕娥后来私下里告诉我(周和康)的。自从我拼死救下她以后，她也更是把我看做了她的亲人，基本上可以说是无话不谈的了。”
此外，在宋庆龄1976年3月26日致杨孟东的亲笔信中，也有权威性的佐证：
“我们不再叫李妈，因为她的地位变了。我叫她李姐。她从原来的岗位上退下来了，现在作为我的管家和我住在一起。”
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宋庆龄何以称比自己小了十几岁的李燕娥为李姐，始终是一个谜，就连不少史书资料上，也以讹传讹，众说纷纭。现在，通过周和康老人的回忆，通过宋庆龄这封亲笔信中的记录，这个本来很可能永远成为历史之谜的谜底，现在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下了。
可以坦言，李燕娥这段舍命维护宋庆龄利益的故事，使宋庆龄与李燕娥之间的友谊，确实又更加深了一层，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不是姐妹胜似姐妹的手足之情。
何元光被判刑入狱后，上海机关事务管理局重新向宋庆龄上海寓所调派了一个名叫唐江的厨师。唐江当时在上海新亚饭店任厨师，是一名政治可靠、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共产党员。唐江来到宋宅后，整整工作了16年，才于1978年退休。1992年逝世。
厨房血案发生后没多久，这天，周和康正在楼下小餐厅里埋头记账，没有注意到宋庆龄已走下后面主楼，站在了厨房门口，并亲切地叫了一声“周同志。”
周和康闻声回头一看，正要连忙站起来，却被宋庆龄示意坐了下来，然后，她轻轻走到周和康的身边，悄悄地对他说道：“等一歇侬到客厅里来一下，我有话要对侬讲。”
就在这天，宋庆龄第一次向周和康透露了李燕娥不平常的身世及她对李燕娥的真挚感情。
当周和康记好账来到客厅时，宋庆龄已端坐在那里等他了。她示意周和康坐下后，含着眼泪对周和康说道：“周同志，我从来没对侬讲过，李姐是一个没有亲人的孤独妇女，在旧社会里深受迫害，吃尽苦头。伊十六岁时来到我身边当保姆，对我忠心耿耿，工作一丝不苟。解放前，在上海孙中山先生故居，国民党、反动派多次以金钱、地位、介绍对象或者威胁的手段，妄图引诱与迫使伊监视我的活动和与共产党的交往，搜集情报向特务机关告密，都被伊严词拒绝。伊不顾个人安危，保护了我，支持我的革命活动。1938年，我居住在香港，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飞机在头顶上盘旋，李姐不顾自己的安危，立即架好扶梯，帮助我翻越墙头，搀扶我到隔壁邻居的防空洞里避难……”说到这里，宋庆龄的泪水顺着两腮滚滚而下。
宋庆龄用手帕轻轻一揩，接着又神色庄重地吩咐道：“周同志，侬也许还勿晓得，李姐最近身体很虚弱，虽然出了医院，但留下了脑震荡的后遗症。伊精神上受到这样大的打击，需要好好休息。所以请侬暂时代为兼管李姐平时的工作，让伊静养休息一段时间吧。好口伐？”周和康听了宋庆龄的这番嘱咐，他在感到宋庆龄对自己的高度信任外，还感到肩头的责任更大了，他庄重地点点头，受命接过了李燕娥暂时脱下的担子。因为他知道，李燕娥掌管着整个大家庭中所有事务：大到工作人员请假外出，小到鸡毛蒜皮，都有权力过问。李燕娥是家中威信最高、权力最大的总管家。别的不看，就看那串除了晚上就寝才拿下来、白天须臾不离身的满满一握的家中所有的钥匙就知道了。
宋庆龄与李燕娥平起平坐、亲如姐妹的举止与品格，使周和康对宋庆龄超群的修养与崇高的品德更加肃然起敬了。
厨房血案发生后，宋庆龄对李燕娥更加亲密有加了。
秋天是鸽子们产蛋的季节，也是工作人员最开心的时候，因为每年这个时候，宋庆龄总要和大家一起玩她独创发明的“藏蛋”游戏。鸽子产蛋季节一到，宋庆龄就要命钟兴宝与李燕娥把鸽蛋细心地收集起来，积蓄多了，利用游戏的方式，把鸽蛋分到大家手中。
游戏很简单，也很热闹。开始前，宋庆龄先把全体工作人员“禁闭”在家中，然后她一人提着一篮染成各种颜色的煮熟了的鸽蛋来到花园里，把一只只鸽蛋秘密地分藏于花丛草坪里与假山石之间。然后宋庆龄回到小楼，向众人宣布游戏开始。一声令下后，众人便快乐地蜂拥向花园里寻找，以谁寻找最多者为优胜。每当这时，宋庆龄便倚在二楼阳台上，居高临下，快活地观看众人争相寻找鸽蛋。
钟兴宝个子小，灵活，每次寻蛋游戏中，数她寻找到的鸽蛋最多，常常是满载而归；李燕娥身体肥胖，反应迟钝，眼力又差，所以，数她寻到的鸽蛋最少。一场游戏结束，她只能寻到几枚鸽蛋，且还是色彩最鲜艳的。于是，在检阅战果时，宋庆龄总要为李燕娥动上恻隐之心，几乎每一次结束后，她都要向钟兴宝“借”上些许，然后转送给李燕娥。可是，说是“借”，却从不见宋庆龄还给钟兴宝。为此，钟兴宝只能埋怨夫人“偏心眼”。
宋庆龄对李燕娥确实“偏心眼”。据周和康回忆：
“每年农历十月初十，是李同志的生日。据我所知，首长从未忘记过。届时，若首长住在上海家里，提前几天，就嘱咐我到上海大厦预订一只奶油大蛋糕，上面裱有‘生日快乐’的红字，连同两大包广柑、苹果，送给李同志作为祝贺她生日的礼物。宋庆龄还和大家一起吃寿面，为李燕娥祝寿。
“当首长住在北京时，在李同志生日前几天，她一定会有一封亲笔信来嘱咐我照例为李燕娥祝寿。”
在平时的生活上，宋庆龄对李燕娥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有时都入夜上床休息了，宋庆龄也会悄悄地走进李燕娥的卧室，轻轻地替她盖好被褥。鉴于李燕娥人胖体重，她原来睡的一张铁床较高，上下床不太方便，为了安全起见，宋庆龄嘱咐周和康到家具厂去，为李燕娥特地设计定做了一张低矮适宜、上下方便的席梦思床，使李燕娥得到了一种老年人特有的满足，舒舒服服地睡了十多年，直到她与世长辞。
宋庆龄不仅在日常生活上关心体贴李燕娥，在政治上也经常勉励她努力学习，提高文化。她常不惜抽出时间，手把手地亲自教李燕娥读书识字；宋庆龄到北京工作时，也经常从北京寄来《人民画报》、《中国建设》和学习资料，并将有关重要报道，亲自用红笔划出来，提醒李燕娥着重学习。为了让李燕娥能及时收听广播，宋庆龄还把自己一直喜爱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赠送给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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