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退”拆东墙补西墙？

　　不同利益主体关心的问题，总是迥然不同。

　　延迟退休在当代中国是个极具争议的话题。日前，人社部抛出了一个被媒体称为“女先男后”改革思路。在现行的退休制度之下，男性60岁退休，女性则有两种情况：女工50，女干55。“女先男后”的意图，显然就是先把女性退休年龄与男性看齐，然后待时机成熟，才“男女平等”地一齐挪到65岁。

　　在进行理论推导时，经济学模型总是喜欢先假定其它条件不变，但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因素总是交错影响。在延迟退休的问题上，道理也一样。“女先男后”此一发倘若拉动，整个社会将如何被牵动，是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这要从官方何以不得不再碰这“延退”这个烫手山芋开始说起。人口结构变化，养老制度就必然要作出调整。然而，不同主体关心的问题，总是迥然不同。在“延退”的问题上，官方最担心的是财政包袱，民间抱怨的是待遇不公。焦点围绕着三条主轴：首先是养老保险如何跨地统筹，尤其是让农民工能在回老家退休时领到钱，不白缴保费；其次是如何“并轨”，也就是把公务员、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及农村居民四类退休安排合并在一起，把钱摊开来用，减少不同阶层在退休待遇上的差距；第三则是如何“延退”，延长缴保费的年份并减少领退休金的时间，以确保能平账，使制度可持续。

　　过去几年，上述三类改革都在推进中，例如2011年开始实施的《社会保险法》就把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写了进去，今年初更宣布了“城居保”与“新农保”的合并计划。相比较而言，“延退”则只是一直在试水温。从整个改革的逻辑上看，既然前两项已有进展，“延退”现在要动真格的可能性较以往要大得多。

　　在看到这个新闻的当天，笔者正在访谈一位敬老院院长。就在这位院长抱怨请不到足够护工的时候，一位阿姨前来应聘。但在知悉阿姨已经年届50时，院长婉转地拒绝了对方，让阿姨回家享清福。就笔者所见，这位阿姨似乎不是那种能享福的低龄老人，还能工作的她很希望再赚点钱才退休，而院长也确实很缺人手。然而，由于对制度上过了退休年龄的人，院方不可能为其买社保，于是一切只能作罢。对于年届50岁的女工而言，这似乎并非个案。

　　因此，让50岁女工延迟几年退休，除了可以让她们多缴几年保费为人社系统“作贡献”，倒也未必不符合她们的个人利益。作为女工的她们，大部分比较贫穷，即使退休，可以领到的居民保相较其生活支出只是杯水车薪——在北京，现时只是每月520元，比低保还要低——多赚几年工资绝非坏事。这一点，恐怕难为渴望早日退休的白领一族充分理解。

　　然而，倘若真的让这批徘徊在贫穷线边缘的城乡女工们“延退”，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也必须留意，尤其是就业与儿童照料。关注就业问题的学者（如蔡昉）一再指出，中国有相当严重的就业不足问题，“延退”的直接后果，首先是会让这些就业不足演变为失业。其次，关注儿童照料的学者（如唐钧）认为，女工50岁能退休的好处在于，很多祖母和外婆能腾出时间来帮其工薪子女照看小孩。“延退”之后，“入托难”问题对社会的冲击将较以往来得更为猛烈。届时，一直对儿童照料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府部门，将不得不作出全面的改革。

　　如果说就业问题的严重程度人言人殊，儿童照料的困境其实相当直观，很多读者可能也会感同身受。诚然，为了让祖母和外婆们照料小孩而早早退休，不能成为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缺乏完善的儿童照料政策，如果祖母和外婆们继续上班，小孩谁带还真是一个问题。在对这种全局影响未有清晰的掌握前推进“延退”，当然有机会解决人社系统的财困，却很容易给民政和教育系统带来新的支出压力，到时的结局会否是拆东墙补西墙？

　　文/陈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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