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载的产床

　　单独两孩政策放开后，专家预测北京市每年新增出生人口在5.42万人左右，此前三年中北京每年新生儿数量平均在21万左右，争夺“产房”将是准妈妈们的必修课。

　　家住北京朝阳区的韩丽近些天有点纠结。作为1982年出生的独生女，如果她和爱人愿意，他们这个“单独”家庭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迎来第二个孩子。

　　与爱人跃跃欲试准备再当父亲的态度相比，韩丽却纠结犹豫。其实她并非坚定的“独生子女主义者”，最想给儿子添个伴儿的恰恰是她自己。然而，抛开钱和精力的因素不算，去哪生二宝？光这个现实难题就让韩丽头疼不已，她可不愿3年之内再次陷入一个拥挤不堪筋疲力尽的循环之中。

　　2010年底，怀孕6周的韩丽和大多数北京孕妇一样，开始寻找孩子未来的出生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成为他们的首选，第一次挂号，韩丽和爱人特意比放号时间提前半小时赶到医院。当时天色未明，北京妇产医院团结湖院区的半圆形大厅里挂号队伍排了几圈，队尾都无从辨认。挂号窗口一开，队伍迅速前拥，门诊号瞬间被抢完，叹息、咒骂弥漫在人群之间。

　　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的韩丽，最后找“黄牛”买了一张副主任医师号，价格比实际高出不止十倍。

　　挂上号才意味着准妈妈有资格进入建档程序，据韩丽说，第一次挂号找“黄牛”似乎是在大医院建档的孕妇口口相传的“诀窍”。而此后至怀孕28周，孕妇还未获得医生预约号的权利，韩丽的爱人学着“前辈”的样子在凌晨四五点到挂号大厅“占坑”，每月一次，寒冷的北方的夜，小板凳、热水壶和厚大衣，成为这群准爸爸的标配。

　　单独两孩政策放开后，争夺“产房”将是准妈妈们的必修课。这正是让韩丽心中打退堂鼓的重要原因。这也将成为各大医院产科面临的新挑战，初产妇和经产妇生育意愿叠加的现实速度将超过医生、助产士及病床增加的可能性。

　　一床难求？

　　3月8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以下简称北医三院）产科又度过了一个异常忙碌的夜晚。

　　当天晚上，孕妇一波又一波，产科病房的病床、待产床和产床全部满额，还不停有人入院，陆陆续续来了十几个孕妇。扎堆入院让产科床位调配出现暂时性困难，医护人员只好把还没有床位的孕妇临时安置到长沙发上。孕妇或躺或坐，等待着医护人员的医疗处置，沙发一、沙发二、沙发三成为她们临时的床位号。

　　生命的到来极具不确定性，瓜熟自然蒂落，产科无法预见“旺季”和“淡季”。海淀区新生儿数量大约占北京市的1/5，作为北京市12家危重症孕产妇救治中心之一，北医三院是海淀区的“产科大户”，早已出现了一床难求的现象。

　　林欣欣有过亲身体验。2011年她在这里生下了女儿，那一年北京市有19万新生儿诞生，超过了“金猪宝宝”和“奥运宝宝”的数量。

　　因为前置胎盘和胎儿脐带绕颈两周，根据林欣欣的自身情况，医生决定提前给她做剖宫产手术，并定好了手术日期。但林欣欣在手术前3天，都还没接到产科病房通知入院的电话。爱人索性到病房去问，得到的答复是，鉴于病床紧张，通常在手术前一天或当天入院。9月28日下午3点半，林欣欣得到入院通知，5点到达产科病房。护士给林欣欣戴上了“16床”的住院病人腕带，并告诉她还要等一会儿，16床马上就办完出院手续。病房护工说，医院产科是大热门，基本没有空床，基本上都是一边在办出院手续，另一边就在等床位了。

　　当天晚上，林欣欣的床位号改了两次，每次都还没来得及收拾，就主动把床位让给了刚做完紧急剖宫产手术的产妇。床位实在太满了，护士只好把林欣欣带到待产室休息。晚上九点半，一位需要催产的孕妇把林欣欣从待产室换了出来，这才住进了病房。

　　林欣欣入院当天，产科孕妇分娩出现了“扎堆”。尽管是剖宫产，但72小时后她就出院了。而顺产的产妇基本上都是24小时出院。

　　据北京三院产科赵扬玉主任介绍，北医三院产科疑难危重病人比较多，最近几年疑难胎儿疾病也在增加，会出现压床（住院时间延长）的现象，使床位周转受限。产科搬至新楼后，床位较之前增加近一半，赵扬玉说，目前产科病房拥有77张病床、13张待产床和3张产床。

　　但新生儿出生曲线的快速上扬使大医院产科病房依旧显得空间不足。

　　北京市卫生局提供的数据统计显示，近3年，北京常住人口新生儿数量分别为：2011年约19.1万、2012年“龙宝宝”数量较多约22.4万、2013年约21.6万，近三年的平均分娩量为21万。

　　“二胎”政策落地后，这一趋势增长或会短期凸显。此前中国人民大学所做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北京市20岁至49岁（以妻子为标志）的单独已育一孩的家庭占20岁至49岁全部家庭的比例为23.69%，约45.1万户。其中，绝大多数符合新政条件且具生育二孩意愿的家庭，会在5年内完成第二个孩子的生育。

　　但是，这一数据显然并未包含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北京市社科院2013年发布《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及与户籍人口的比较研究》的报告显示，流动人口明确表示要第二个孩子的比例为48%，比北京市户籍人口高16.6个百分点。当近800万流动人口中符合二胎政策的家庭也加入京城生子的大军中，对于日趋紧张的医院产床来说，将是一种巨大的考验。

　　建不上档的妈妈

　　2011年，北京妇产医院开始实行建档限制，每月最多建档1100个。

　　赵丽的孩子来得有些意外，她发现怀孕时已超过10周。因为没有感到任何不适，赵丽想等到12周去做第一次B超时再建档。家住望京的她，首选离家较近的北京妇产医院团结湖院区。但护士告诉她，已经没有建档名额了。赵丽顿时傻眼了。回家后，她又打电话询问了多家三甲医院产科，结果基本相同。

　　建档，决定了准妈妈是否可以在固定医院进行完善的产检，直至分娩。

　　由于孕妇数量激增，与产科接诊能力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为了最大限度保证母婴安全，北京市几乎所有医院产科都会对建档人数进行限制。据了解，目前几家热门的三甲医院产科，预产期在今年11月底之前的孕妇即便挂上号，也不能建档了。《小康》记者走访了几家三甲医院产科，候诊孕妇大多在怀孕6周左右就着手建档了，有的产科甚至要提前至4-5周。

　　供给不平衡的现状，必然意味着有些准妈妈无法跨过建档这道门槛。

　　产检时，医生曾建议赵丽去二级医院建档，她听了默不作声。北京市卫计委公布的数据显示，北京市各级助产机构产科核定床位数共计4466张，按一位产妇住院分娩6天计算，一年可满足25万新生儿。但实际上一床难求的三级医院产床床位使用率为110%，且长期加床，而二级医院床位使用率为60%至80%，空床至少仍有两成。

　　赵丽拿定主意，即使不能建档也要在三甲医院产检。接下来的日子，赵丽夫妇开始了电话挂号、找黄牛、挂特需门诊的“折腾”，几个月下来，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医院、北大妇儿、北大人民医院，甚至军队所属301医院她都看了个遍。

　　“虽然没有建档，但挂上号了，医生一样给产检，没觉得有什么区别对待。也赶上过特别好的大夫，不仅给开了B超检查单做大排查，还在结果出来后给我加了门诊号。”赵丽在辗转产检至32周后，觉得基本可以放心了，她回到了山东莱州老家，托了熟人把产检档案一并转到当地一家医院，在那里生下女儿。

　　大多数孕产妇并没赵丽这般执着，《小康》调查结果显示，如果无法在大医院建档，34.8%的受访者会退而求其次，在二级医院建档，21.7%的人会继续托关系尝试在大医院建档，13%的人会转向私立医院，仅有8.7%的受访者会不建档但坚持在大医院产检，另有21.7%的人另谋他法。

　　到了分娩时刻，直接冲进大医院的孕产妇也是有的，甚至这种方式被未在大医院建档的孕产妇当成一种“捷径”。记者采访过程中，受访医院均表示，对于此类孕妇一般不会拒绝。非但如此，赵扬玉还强调，在产检过程中，只要挂上号，就会完善此类孕妇的产前检查。

　　非高危孕妇是否有必要在大医院建档？调查结果中，34.8%的受访者认为非常必要，30.4%的人认为不一定，21.7%的人认为没必要，13%认为无所谓。针对孕产妇钟情于大医院，赵扬玉表示，正常孕妇其实没有必要非在大医院建档，不过她也理解孕产妇的选择，三级医院在医疗水平上优于二级甚至一级医院是不争的事实。

　　“生孩子和其他疾病治疗不一样，即使一个非常正常的孕妇，在生产时随时都可能出现问题，如果救治水平跟不上，就会很麻烦。”也因此，赵扬玉亦表示，现在他们能容纳尽量容纳。不过她也担心，如果正常的孕妇都挤进来，真正的疑难危重孕妇收治就会受到限制。因为要承担危重症孕产妇救治工作，北医三院产科希望能对正常孕妇进行一定控制，要为危重症或大龄孕妇留出空间。

　　产科医生经常也会因此而感到委屈，限制建档会引来孕妇的抱怨，而尽量收治孕产妇，必然床位紧张，就诊人多，又会遭到“没能力谁让你们收这么多人”的责骂。就像挤公交车时的心理，在车下的时候恐怕挤不上去，使劲挤，一旦上了车，马上就又嚷嚷人太多太挤了一样。

　　产科医生忙与累

　　北京市2013年12月抽样调查显示，符合政策的单独家庭，生育二孩意愿比例约为50%-60%。按照这一比例测算，政策放开后平均每年将新增加出生人口5.42万人左右。

　　赵扬玉告诉记者，目前高峰还没有到来，据她估测，2013年底孕产妇数量应该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通常遇到羊年，与其他年份相比，产科相对轻松一些。不过，对于想生二胎的孕妇而言，主要考虑因素是年龄增长，“明年的分娩量整体应该不会降，而真正的高峰可能将在2016年出现”。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三甲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说，2012年她觉得龙宝宝扎堆的日子暗无天日，再看看马年的孕妇，再一想二胎就要来了，顿时特别怀念龙年。她一周出两次门诊，每次一整天。出门诊的日子几乎都是同一节奏，上午8点半查完病房就急匆匆赶到门诊，诊室门口必定已经排了一队等候加号的孕妇。她告诉记者，最多一次她一上午连同加号在内，看了68个号。她说这两年孕妇实在太多了，她基本上喝口水、上个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以前出特需门诊还比较轻松，现在特需一样孕妇众多。

　　让她记忆深刻的是2012年8月28日，集中了做了一天的剖宫产手术。

　　从当日早晨8点开始，她就像流水线的工人一般，熟练地把胎儿从子宫中“捞”出，指导辅助医生缝合刀口，期间有不符合顺产条件的，有为了让孩子提前一周出生不至于晚一年上学的，还有紧急手术的，一直忙活到午夜时分。第二天一早，她还替一位换班的同事出了门诊，她说不能抱怨什么，现实就是医生少，孕妇只愿意来大医院。

　　大医院产科门诊量居高不下给医生带来巨大的接诊压力。据赵扬玉介绍，北医三院妇产科有主治医师以上级别10人，每天接待孕妇的总门诊量最多达500人次，一周平均保持在每天350-400人左右。“普通门诊一个单元，也就是半天，一个医生接诊人数通常为50-60人，不过我们有一个医生全天不超过70-80，”甚至我们一个医生有时候接诊量能够达到100人。医生不但要对每一个孕妇进行病情询问，给出诊治建议，还要进行常规的检查，比如测胎心、量宫高腹围等。这意味着从八点开始出门诊一直要到下午一两点钟，大家忙得一上午都顾不上喝水，主要也怕上厕所耽误时间。午饭也是看完门诊以后再匆匆解决。孕妇挺着大肚子来看病不容易啊！“赵扬玉说道。而在北京妇产医院，王建东副院长曾表示，产科门诊量日均达1000人。

　　同用”限号“来解决北京交通拥堵的做法如出一辙，北京出台类似的”限档“做法，利用限制建档人数，卡住建档时间点，缩短住院时间来缓解医院接生压力。但此类做法亦只能治标，随着孕妇数量增多，”限号“效应越来越不明显。因此，改建、扩建、新建成为医院的一种新出路。

　　据了解，北京妇产医院已经申请扩建，院方希望能够盖一栋新楼缓解就诊压力，同时北京各区的妇幼保健院也都不同程度地完成或计划完成此动作。空间固然需要扩大，床位也要增加，但是大医院产科中失衡的医患比例却不能因此而得到根本校正。事实上，北京市早已建立起二级医院产科转、会诊绿色通道。正常孕妇可以就近到二级医院检查和分娩，危重孕妇可以在第一时间转诊至三级医院。在2012年龙宝宝扎堆时，当时北京市卫生局就曾明确规定，在相邻的二、三级医院之间，各区县要建立联动关系，引导孕妇到还有床位的二级医院产检分娩。

　　也因此，短期内缓解大医院孕妇扎堆、医生超负荷工作的方法依然是分流，即完善就诊和转诊体制。不过，调查结果却不乐观，超过50%的受访者依然选择三级医院产科和三级妇产专科医院就诊。

　　对此，北京市卫计委近日称，近三年内全市各级助产机构还计划增加产科床位1000余张，可增加约7万人次分娩量。

　　对于北京市来说，如何统筹利用医疗资源仍是一个大难题。继去年放风要将一些大型医院移往远郊区之后，2014年，”控制人口增速“首次被写入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对于这座特大型城市来说，如何控制和疏解非首都功能人口是面临的重要问题。与此同时，还要面对人口新政带来的公共服务剧增的烦恼。北京市副市长杨晓超就曾坦言，”单独二孩“实施后，幼儿园的入学压力也会增加，北京正在准备进一步增加幼儿园学前教育的学位，中小学也要提前着手，保证”单独二孩“顺利实施。

　　最近五年北京常住人口新生儿曲线图

　　2009年 13.7万

　　2010年 17万

　　2011年 19.1万

　　2012年 22.4万

　　2013年 21.6万

　　文_尤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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