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体制内，倡导说真话的环境尚不完善，保护说真话的机制尚不健全，在约定俗成的语境里，说真话的成本依然过高，风险依然过大。
今年的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依然纵论天下，既有真知灼见，也有雷人雷语。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广为流传：“很多官员出来都是讲好话，我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要稳定，但说真话更容易使人稳定。不讲真话‘是建立政府公信力最大的障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监会原主席刘明康在经济界别小组讨论中所说的这段话引起了广泛共鸣和深刻反思，很多人的心中都挂着这样一个问号--我们的真话都去哪儿了？
不可否认，无论是在举世瞩目的两会上，还是在其它的调研、座谈之类的场合，各种各样的好话里也有真话。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好话里面，更多的是套子话、太平话、应景话、拜年话，你好我好大家好，彼此留着情面，打着埋伏，盖着事实，躲着问题，结果，便如曾任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的刘明康所言，“为什么遇到问题不讲真话？等到事情进一步发展，真相大白之后，自己就会陷入更大的被动。”
其实，耐人寻味的不仅是刘明康的鲜明观点，更是其职务前面的那一个“原”字，也许正是这个意味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受其缚的“原”字，才给了刘明康一针见血的勇气，如果在尚谋其政的任上，还真的不敢断定刘委员是否依然能出此言或者始终在工作中践行着自己“讲真话”的观点。
此语并非出于对刘委员的不信任，而是他的一番感慨恰恰击中了当前官场文化的要害，说明在我们的体制内，在约定俗成的语境里，说真话的成本依然过高，风险依然过大。
仔细究之的话，遇到问题不讲真话的原因并不复杂。
一是倡导说真话的环境尚不完善。上面不爱听，下面自然不敢说，忠言逆耳总不如蜜语顺耳，让说者与听者皆大欢喜。
二是保护说真话的机制尚不健全。就像破窗效应一样，说真话者并没有因为实事求是获得更大的认可以及更多的升迁机会，而讲假话者不但无需付出名誉、德行、行政追究或经济处罚的代价，反而会在“数字出干部”等畸形政绩观的推手下，带病提拔，越腐越升，这样的冰火两重天，自然是对说真话者的沉重打击，也自然会使更多的讲假话者趋之若鹜，投其所好。
当下最热之词非“顶层设计”莫属，而让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敢说真话，愿说真话，除了依赖于顶层设计外，别无他法。那些寄望于某个地区、某个单位出个明君的想法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让我们重蹈人治大于法治的覆辙。只有从选人用人机制、干部考评标准、约束一把手权力等方面想实招，立规矩，灭虚火，出重拳，才可能彻底改良说真话的土壤墒情，否则，必定陷入刘明康所指的“很多官员讲好话的目的是为了要稳定”的怪圈。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个凭借“讲好话”讲出来的“稳定”，是粉饰太平的稳定，是官官相护的稳定，是权力寻租的稳定，是利益集团的稳定，如果放任这样的“稳定”，势必导致社会和公众情绪的不稳定，这种假象的稳定无疑是令人忧虑的和具有传染性的。
发展之路遍布荆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正视的勇气和破解的办法。各级官员都是有影响力之人，他们的所言所行绝非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级政府公信力和一众官员政绩观的真实写照。无论何时何地，真话一旦成为稀缺资源，政治清明、社会公正、百姓认可都将成为无本之木。
文_马宇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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