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的功绩、处境和命运——从顾雏军案谈起

　　在没有展开问题讨论以前，首先需要界定一下本文讨论的范围。

　　本文所讲的中国企业家，主要是指民营企业家。国有企业的老总不是企业家，是官员。在现实中，国企老总与官员互换有大量事例，中海油老总调任海南省省长，中银国际的老总当了银监会主席，广发证券的老总出任广东顺德市委书记和广东省副省长，中石油老总就任国资委主任，铁道部长也变成铁路总公司总经理等等，况且国有企业的设立、投资、合并、分立、撤销等重大决策，也不完全由他们独立决定。故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企业家是中国最稀缺资源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企业家和企业家才能都是稀缺资源，中国尤甚；企业家才能的涌现和发挥更需要一个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国较为缺乏。

　　按照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柯兹纳等人的理论，企业家才能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在本质上，企业家才能是由发现和觉察（把握）机会来实现某个目的，或获得收益和利润，以及利用环境中产生的这种机会开展行动而构成的。因此，企业家必须具有高度的警觉和持续的警惕性，以便能够发现和把握周围即将发生的事情。顾雏军之所以先到国外创业，后到国内发展，并且敢于大刀阔斧地进行并购重组，就是这种发现和警觉才能的发挥和运用。

　　其次，企业家拥有调整和改变自己行为的信息和知识。这种信息和知识的特征表现在：一是主观的、实践的、而非科学的知识；二是排他性的知识，且是分散在人们头脑中的知识；三是隐含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四是通过实践而无中生有的知识；五是无意识地通过复杂的社会过程才能传递的知识。由此可见，构成企业家才能的知识大部分是通过基因遗传和亲身实践体认的，而不是通过读书学习得到的。

　　再次，企业家才能具有根本的创造性特征。这种才能不需要什么手段，也不发生什么成本，它可以创造以前没有的信息，无中生有地产生纯收益，这种信息通过市场传播出去，还可以协调和调整社会成员的个体行为。所以，企业家才能总是竞争性的，不是给定目标和给定如何分配的手段，而是积极地和创造性地寻求新的目标和手段。顾雏军发明无氟利昂制冷剂并将其应用于实践，就是最好的证明。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每个人都有一点企业家的知识和才能，但总体来看，企业家才能在一个人身上的富集和整合还是稀缺的，特别是警觉性、实践性和创造性才能，就更为稀缺。因此，企业家才能不仅有谁能够具备和发挥出来的问题，更为关键的地方在于，企业家才能能否得到自由发挥，或者说是否存在一种对企业家才能的自由发挥没有施加制度和法律限制的社会状态和社会环境。正是后一点，决定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长期发展中的兴衰成败。正如当年严复在《原富》译序中所说，“吾未见其民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可以有权也。民权者不可毁者也。必欲毁之，其权将横用而为祸甚烈者也。毁民权者，天下之至愚也”。

　　顾雏军的大喜大悲

　　顾雏军，动力工程硕士，格林柯尔集团创办人，顾氏制冷剂发明者。1988年在天津大学热能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发明了格林柯尔制冷剂。然后到国外创业，先在英国成立分销公司，后又扩展到美国，先后建立了9家格林柯尔公司，通过技术入股和资本市场运作，赚得17亿美元，随之回到中国发展。

　　1995年，顾雏军建立格林柯尔中国有限公司，并在天津建立制冷剂厂，然后整合了四家公司组建格林柯尔科技控股公司，2000年在香港创业板成功上市，融资5.5亿港币。上市后又出让股权，套现3亿多，又有1个亿的分红。再加上从国外带回的17亿美元，就成为顾雏军在国内收购和发展的资本。

　　2001-2004年，是顾雏军事业大发展的时期。2001年10月收购控股科隆电器，第二年对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民营化改造，当年一举扭亏为盈，并使科隆上交的税收从1.7亿元增加到5.6亿元。2001年，顾雏军成为《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第20名。《福布斯》这样描述：41岁的顾，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投资开发环保节能的不含氟利昂的制冷剂。格林柯尔在英国和天津均建有生产基地，它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非氟利昂制冷剂的生产厂商之一。

　　接着，格林柯尔于2003年5月收购美菱电器20.03%的股份，2003年11 月收购亚星客车60.67%的股份，2004年4月收购襄轴股份29.84%的股份，标志着格林柯尔进入汽车制造和零配件行业。这样一来，顾雏军就控股了5 家上市公司。

　　就在他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却遭遇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从2004年12月开始，他莫名其妙地遭到了一系列刑事调查和司法审判。结果，顾雏军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680万元。一个年轻有为、叱咤风云的企业家，就这样倒在中国的大地上。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倒下的企业家又何止顾雏军一人，而是成百、上千、累万。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温州的“八大王”，90年代的李经纬、褚时健，投资陕北油田的油老板，到本世纪初江苏铁本的戴国芳，东兴航空的兰世立，电子商务的唐庆南，重庆的吴尚澧，投资山西煤矿的煤老板，直至前年浙江的吴英，去年湖南的曾成杰，等等。与曾成杰比较起来，顾雏军是不幸中的万幸，居然保留了一条性命，今天还有平反昭雪、东山再起的机会。

　　总之，顾雏军是中国一代企业家的代表，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了财富，安置了就业，建立了市场，发展了竞争，推动了改革，繁荣了社会，创造了不杇的业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体现了中国人的创造精神。然而却遭到了“莫须有”的陷害，身陷牢狱之灾，甚至丢掉性命。这不只是他们个人的不幸遭遇，而且是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共同命运，也是中国人的悲哀和大不幸。

　　企业家为何身处险境

　　应当承认，在当下的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环境还不如人意，还存在着种种遏制企业家才能发挥的规章制度和社会习惯。

　　首先，我们缺乏一整套保护私人财产权的制度安排。自从土改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到后来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和公社化，我们都在公开地大张旗鼓地侵犯私人产权。直到现在，在中国，财产权仍然不是一项基本的制度安排，而是一个政策变量，政府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包括实施产业政策、保护环境等，随意改变公民和法人财产权。很多官员凭借手中权力，冠冕堂皇而又明目张胆地侵犯私人产权，更是累见不鲜。顾雏军等民营企业家的财产被掠夺、被侵吞、被瓜分就是最好的证明。

　　其次，我们的法律还不够完善，有些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侵犯私人产权的工具。应当肯定，保护人权和私人财产权入宪是一大进步，但是，很多具体的法律、法规、规章、条例仍在明显与中国宪法相冲突，宪法这个国家根本大法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尊重和实施。至于权大于法、选择性执法，更是司空见惯，成为很多侵权事件的直接原因。

　　再次，政府和官员的权力不受约束成为侵权案件高发的重要原因。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中国的现实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各级政府不仅控制了大量资源，而且成为经济发展和经济决策的主角，企业家不过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地方政府已经企业化了，实际上成为一个大的投资型企业，借助融资平台进行资本动作，且组织得像一般性公司，政府官员的行为更像企业老总。在地区竞争中，民营企业不仅是竞争的工具，也是竞争砧板上的鱼肉，地方政府既可以向中央转嫁负担，也可与民争利，甚至可以随意向企业索需。对官员的行为只有来自纪律检察部门的监督和约束，而无社会和法律的制衡，大量的贪赃枉法、胡作非为也就无法遏止。

　　企业家的命运与选择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官员整治企业家易如反掌。从近几年来发生的案件来看，整治企业家的主要罪名有：

　　一是非法经营罪；二是注册资本不实罪；三是抽逃资本罪；四是非法集资罪；五是金融诈骗罪；……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和法律管辖下，企业家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正常经营活动，往往采取一系列适应性行为，因而，其行为也发生了很大的扭曲和变形，其效果也颇有戏剧性。据此，可以将中国的企业家分为以下四类：

　　一部分人开始时靠自己打拚，赚得第一桶金，成为一个企业家。一旦企业做大，感受到各种行为限制和安全威胁，于是选择了投靠政府和官员，寻求保护，而且投靠的官员地位越来越高，甚至官商勾结。有的请官员做自己的股东，有的向官员送干股，有的替官员支付各种开销，有的通过各种途径给官员好处，帮官员做其不能做的事，同时也通过官员寻租，获得各种短缺资源、各种批文、各种垄断市场的机会和权力。其中少数甚至借助官员权势，狐假虎威，欺行霸市，横行乡里，互相倾轧，胡作非为，无法无天。官员在位时，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令人侧目，一旦官员倒台，他们也就走到了尽头，他们的企业也就到了清算的时候。这种情况不仅今天如此，历史上也不乏其例。

　　一部分企业家对经营环境不满意，但无力改变；对于一些官员的非法侵权和牟利行为，他们恨之入骨，又得笑脸相迎，不能与之对抗，且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适当满足。他们不仅不敢得罪政府和官员，而且还要与政府和官员搞好关系。一方面千方百计地进入体制内，戴一顶红帽子，弄个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当当，借以寻求政治上的保护和经济上的好处。另一方面，也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为由，为政府和官员的一些活动提供捐助，借以博得官方的理解和支持。总之，他们一方面在市场上打拚，一方面在官场上经营，以便保护自己企业的运营和财产安全。这些企业家也许能够做大企业，表面上很风光，其实，内心也很苦闷。“在商言商”也是迫不得已和无奈之举。

　　一部分企业家对中国的体制状况和社会环境了解不够，认识不透，以为靠着自己的知识和才能，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下，不懂得与政府搞好关系，也不愿给官员好处。一旦企业做大，不仅同行中有人觊觎，也会被一些官员盯上，再加上企业经营中总会出现一些问题，如创业初期的所谓原罪，某些不当避税，甚至偷税漏税行为。官员要整倒这些企业易如反掌。这些企业家也往往会遭殃。

　　一部分企业家已经完全认识了中国的问题，决心为改变现状而努力。他们深知这样做的困难和风险，既然已经下定决心，就要安排好子女和家人，甚至安排好身后的一切。这是一些制度企业家。

　　有鉴于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环境，有不少企业家千方百计地把资产放到国外，把家人送到国外，很多人也都持有外国护照，甚至绿卡。一旦有事，拍屁股走人。

　　对顾案的五点建议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中国的问题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我们的官员素质都还不错，其文化水平也在一般人之上，很大一部分还是学士、硕士，甚至博士，不少人还曾留学国外。而我们的制度是政府一家独大，对权力的制衡和约束还不够，官员腐败严重。因此，要真正解决问题，非得从根上治理不可。为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繁荣，为使中国改革获得最终的成功，为了真正实现民富国强的战略目标，中国必须创造一个能够让企业家才能自由发挥的制度条件和法律环境。因此，借助于顾雏军案，笔者提出以下五点建议。

　　一是公开审理顾雏军案；

　　二是对顾案中涉案不法官员，公开追究其法律责任；

　　三是对顾案中知法违法法官，公开追究其法律责任；

　　四是修改刑法，废除非法经营、非法集资等不当罪名；

　　五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整倒判刑的企业家案件，重新复查审理。

　　由此整顿吏治，推动司法独立。

　　（作者为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张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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