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服欧洲银行

　　上个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人们期待已久的银行改革蓝图，目标是抑制欧洲最大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但改革方案遭到了巨大阻力，有人警告它会腐蚀欧洲银行的竞争力，有人指出它不足以有效降低银行风险。这场争论将对欧盟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负责这次改革的欧盟委员米切尔·巴尼尔（Michel Barnier）表示，改革方案措施将增强金融稳定性，保护纳税人。这些措施包括强制将银行的高风险交易活动与其揽储业务分离，禁止最大银行开展自营交易。但监管草案的内容与2012年高级别专家小组的建议相去甚远。专家小组的建议包括建立绝缘墙，隔绝银行的投机性交易业务和零售及商业银行业务。

　　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人说巴尼尔的方案走得太远了。反弹最强烈的，也许要数法兰西银行行长克里斯蒂安·诺耶尔（Christian Noyer）。他表示，这份改革方案“不负责任，与欧洲经济的利益南辕北辙”。

　　在这场复杂争论中采取这样的立场，与传统的政治左翼不太合拍。巴尼尔是一个中右翼法国人，建议对私人银行业务采取更多的公共控制（事实上，加强银行监管是所有人都同意的观点）。此外，诺耶尔的央行行长地位虽然让他具有了独立性，但他是在由左翼政府领导的法国宣扬银行部门自治的。这场争论关系到欧洲能否避免比2007年更加严重的金融崩溃。

　　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资本主义系统总是难免发生震荡和危机，问题在于如何反应，让它们的影响最小化，同时增强系统的恢复力。

　　1929年，一场投机资本家之间的危机让人们产生了误判，导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不出四年，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政府，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禁止商业银行用客户的存款交易证券。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还禁止投资银行收取现金存款，从而帮助维持了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金融稳定。这一法案与汇率金本位（保证了信用量不会超过经济的生产力）一起，为保持全球经济增长起到巨大作用。

　　1971年，一切都发生了改变。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因无法解决越南战争和社会福利计划扩大带来的财政赤字，宣布美元不再与黄金保持直接可转换的关系。由此引起的汇率、利率和商品价格波动，一直延续至今。

　　此后，金融部门将全部精力都花在了金融工具上，希望设计出能规避价格波动、将私人债务转化为可交易金融证券的金融工具，并进入投机市场。但这些努力成了欺诈和不当行为的温床，也引来了新的金融危机潮：1992年的欧洲危机、1997年的亚洲危机和1998年的俄罗斯危机，以及21世纪初欧洲和美国的衰退。

　　20世纪最后25年，还出现了其他两大破坏性趋势。一是用债务来提振需求，二是以抵抗通胀为幌子，以市场价格从私人机构中为公共债务融资。这两个趋势增加了公债负担，同时，与实体经济交易无关的私人银行活动产生的流动性，充斥着全球金融系统。

　　结果，到2006年，全球流动性增加到世界GDP价值的两倍以上，而美国金融部门大肆开展次贷和证券化活动。在接下去的两年中，全球金融系统濒临彻底崩溃。

　　为了防止崩盘引发新的大萧条，各国政府以纳税人出资的巨额援助计划干预市场，导致公债负担进一步增加，许多发达经济体的公债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更糟糕的是，美国、英国和日本开始实施量化宽松——即开始印钱，以维持GDP增长。

　　做完了所有这些，政府并没有提高银行监管强度，流动性创造、衍生品风险暴露和避税等关键问题大多没有解决。如今，全球流动性总量为750万亿美元，其中98%位于投机市场。与所有泡沫一样，这个泡沫也注定要破灭。

　　欧盟委员会已经认识到这一危险，宣布唯一的降低风险之法是阻止银行同时涉足实体经济和投机市场，从而实现后两者的分离。但是，在诺耶尔看来，这一方案在欧元区不会起作用，因为欧元区银行利润严重依赖高风险行为。如果这些行为转移到英国，欧元区经济将严重受损。

　　从短期看，诺耶尔的看法大体上是正确的。但可能失去的利润仍比再来一次金融大危机的潜在代价更低。欧元区成员国不应该再一次面对如此大的代价。

　　（作者为法国前总理，法国社会党前领袖）

　　米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