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几代知识分子的不同梦想（一）

　　1880年代出生的人，1890年代出生的人和1900年代出生的人决定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命运，这三代人的梦想就是那个时代决定中国方向的梦想。他们的梦想迄今为止仍在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乃至影响着我们未来的生活。

　　我们知道梦想有两种，一种是大的，宏大的梦想，从国家出发，另一种梦想是从每一个个人出发的。1930年，20世纪最有影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说，在人生丰富多彩的表演中，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具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这段话深深地触动了我，其实，真正的梦想是从每一个个人出发的。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梦想，上一个世纪或者说20世纪的中国大致上是由三代人决定的，一代人我们可以称之为“80后”，第二代人可称为“90后”，第三代人可称为“00后”。换一句话说，1880年代出生的人，1890年代出生的人和1900年代出生的人决定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命运，这三代人的梦想就是那个时代决定中国方向的梦想。他们的梦想迄今为止仍在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乃至影响着我们未来的生活。所以他们的梦想实在太重要了。

　　1880年代出生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无疑是宋教仁；1890年代出生的代表人物有很多，在文化上可以以胡适之等为代表，在政治上可以以毛泽东为代表，一个是1891年出生的，一个是1893年出生的，上个世纪的90后曾展开他们的梦想，他们的梦想的较量和竞争、挫败和成功，又决定了中国的未来。1900出生的这一代人在49年以前还比较年轻，像王芸生、徐铸成、钱钟书等人那个时候都已在各自的领域崭露头角。整个20世纪就是由这三代人80后、90后、00后所决定的。

　　一百年前的中国——1913年，1882年出生的80后宋教仁，不过三十出头，就已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展开了他梦想的翅膀，把他的梦想付诸了实践，几乎差一点就将中国变成他梦想中的那个中国了，但是很不幸，一颗小小的子弹击中了他。那年3月20日晚上，在上海闸北火车站，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心脏，中国的道路也因此拐了一个弯。

　　宋教仁那一代的梦想是什么呢？“政党如具有庞大之结合力、有系统、有条理、真确不破之政见，壁垒既坚，旗帜亦明，自足以运用其国之政治，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以其所信之政见，举而措之裕如；退而在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己处于监督之地，相摩相荡，而政治乃日有向上之机。”一百年前的80后竟然有这样的梦想，即使今天看来仍然是超前的。这是一个80后在一百年前发出的响亮的声音，也是他们在那个时代曾付诸实践的梦想。我在20岁时就读过这番话，40岁以后重读，对宋教仁那一代人的梦想有了更深的体会。它不仅是具体的，也是超越的。它不仅是关乎制度的，也是关乎人格的。比进而组织政府、退而在野监督更关键的是“相摩相荡”，也就是说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是一种博弈的关系，和平竞争的关系。两党之间并不是敌对的、你死我活的，允许你存在，也允许我存在，我上你下，你上我下，相互监督，相摩相荡，政治才日有向上之机。

　　今天如果有梦想，大致上也只关乎个人基本的物质层面，生物需要的一面，而没有社会需要的一面，没有公共需要的一面。而一百年前80后的梦想可以如此的宽阔。诸位可以说那只不过是宋教仁一个人或他所代表的一小部分人的梦想而已，但这一小部分人恰恰在那一个时代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正是他们主导了那个时代的潮流，他们的梦想是具有代表性的。

　　1913年3月18日， 两天之后宋教仁将要被子弹击中。那一天，他在上海国民党交通部发表演讲，中心的主题是从革命党向普通政党转型。他认为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之前是革命党，是为了推翻清王朝而存在的。到了革命成功之后必须转型为与其他政党地位平等的普通政党。他说：“革命党与政党先后事实上说，本非同物，就性质上说利国福民、改良政治的目的则无不同。本党今昔所持态度、手段，本不相合，然牺牲的进取的精神则始终一贯，不能更易。昔日在海外呼号，今日能在国内活动，昔日专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则用平和手段谋建设。今者吾党对于民国，欲排除原有之恶习惯，吸引文明之新空气，求达真正共和之目的，仍非奋健全之精神一致进行不可。”他比较了革命党和普通政党的异同，其中最重要的区分是昔日专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用平和手段谋建设。当时有人说，听孙中山演讲，理想高远，是一大哲学家；听黄兴演讲，诚坦动人，是大实行家；听宋教仁演讲，条分缕析，是大政治家。一个80后的年轻人，竟然用自己的梦想主导了那个历史的段落，成为那个历史段落的弄潮儿，他的死足以令一个国家的历史改弦易辙。

　　那个时代，如果只有宋教仁孤身一人，孤独地站到历史舞台上，根本无法去尝试这样的梦想，根本不可能去推行他的梦想。在他身后，同样站着一批80后，这些80后，有很多人在民国初年当过国会议员。

　　曾三次出任司法总长的张耀曾是1885年生的，做过众议院议员的李肇甫岁数更小，是1887年生的。还有宋教仁早年的同学，1884年出生的胡瑛，他最后成了“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但他也曾是一位有梦想的80后。殷汝骊是1883年生的，杨永泰是1880年生的，这个名单可以继续开下去。那个时代怀抱梦想的这些年轻人，已成为议员、总长，宋教仁并不是孤立的， 他是整个80后一代中脱颖而出的其中一个。

　　那个时代的中国，不只有80后有那样的梦。如果只有80后，这样的梦想根本就不可能在那个短暂的历史段落中，有机会付诸实施，更重要的是那个时代比他们岁数大的70后、60后，甚至50后的那些精英，同样与80后有着相似的梦想，即便他们站在不同的政治阵营，参加或组织了不同的政治党派、团体，有着不同的政治立场，但他们之间是有相当多政治共识的。特别是在进而在朝组成政府，退而在野相互监督，执政党与在野党相磨相荡这一点上他们是有共识的。1873年出生的梁启超、1874年出生的汤化龙 ，这些立宪派重量级的代表人物，同样跟80后的宋教仁、张耀曾他们有政治上的共识。1853年出生的老一辈状元实业家张謇，跟他们也有着共识。当他们的君主立宪梦破了之后，1911年的冬天，他们都选择了共和，张謇是最早站出来支持共和的士绅阶层的代言人之一。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那个时代，看上去如此超前的梦想竟然在中国的大地上付诸实践，不仅仅是80 后，也不仅是70后，甚至年龄更大的老辈人当中，也有认同这样的梦想。

　　1912年8月，在宋教仁主导下，同盟会联合其他几个党派成功改组为国民党，成为国民党的实际领袖。在1912年冬天到1913年春天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多党参与的国会参、众两院直接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选举虽然有教育和财产条件的限制，当时只有百分之四的人口参与了选举，但大体上是公正、公平的。在那个短暂的时光，宋教仁曾为梦想成真欢呼过。

　　当宋教仁们忙于在中国推行他们梦想的时侯，比他更年轻的、1887年出生的蒋介石，已经在上海暗杀了重要的革命党领袖陶成章，此事成为他一生一个得意的杰作。同是80后，他们的梦想也并不相同。1881年生在绍兴的周树人，比宋教仁大一岁，也曾经留学日本。他目光冷峻，甚至带着点嘲讽，他跟宋教仁就很不一样。在1912到1913年的中国，很少有人注意到他，更没有人会想到这个人将对未来产生持久的影响。他后来自述，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的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这是他对那个时代的评判。阅尽沧桑之后，他将用犀利的、嘲讽的，冷峻的目光审视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

　　（作者为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

　　傅国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