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那天夜里，我很晚回家。他们对我说，父亲过世了。我心头一阵刺痛。

　　凌晨两点，我来到他的房间，想看他最后一眼。“他在后面那个房间。”他们说。我走了进去。几小时后，我在晨光熹微中回到了瓦里克纳吉大道，尼尚塔石空无一人，格外清冷寂寥。与我擦身而过开了40年的店铺橱窗里，昏暗的灯光看起来竟那么遥远陌生。

　　清晨。一夜无眠。我像是在梦中一样，机械地接电话、迎宾客，完全融入葬礼等善后事宜当中。在接受大家的吊唁、祈祷以及安慰，在平息争吵、书写悼词之时，我才开始明白，为什么在所有丧事之中，这些繁文缛节永远比逝者更为重要。

　　晚上，我们来到艾迪尔纳卡皮公墓准备丧葬事宜。哥哥和堂兄走进那栋小小的公墓管理楼，我和出租车司机则坐在前排等候。这时司机对我说，他知道我是谁。

　　“我父亲死了。”我告诉他。随后我就不假思索地开始和他谈起了父亲，这甚至连我自己都感到有些吃惊。

　　我对司机说：“我的父亲从不对我发火，甚至从未责骂过我，更没碰过我一个指头。”说这话是由衷的，根本没过脑子。事实上，他最和善之处我还没有提及。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总是发自肺腑地赞叹、欣赏我的每幅绘画。每当我问及他的看法，他总是再三斟酌，推敲言辞，就像面对一幅伟大的杰作。我的每个玩笑，哪怕是最平淡乏味的，他听了也会开怀大笑。如果没有他赋予我的这等自信，我也许难以成为一个作家。他对我们非常信任，单纯地相信我和哥哥，认为我们是独一无二、出类拔萃的。这种信心的建立，全仗他的智慧。他像孩子般天真烂漫，真诚地相信我们一定会像他一样，杰出、沉稳、聪敏、机智，皆因我们是他的孩子。

　　他机敏过人，记性极好：只消浏览片刻，即可背诵杰纳普·谢哈贝丁的诗篇；或者把圆周率记至小数点后15位；和我们一起看电影，也总是能够准确地猜出结局。他也从不谦虚，喜欢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表明自己有多聪明。例如，他总喜欢对我们说起他上中学的时候，还穿着短裤，数学老师把他领进教室的情形，那里面尽是比他大得多的公立学校的孩子。然而，小冈杜兹来到黑板前，算出了比他大三岁的孩子们都头疼的难题，老师直夸他“做得好”，小男孩于是转向大家，说：“瞧，答案就在这儿！”对这个例子，我一方面多少有些嫉妒，一方面又渴望快快长大，与他更为相像。

　　谈到他俊朗的外表，同样也是如此。所有人都说我长得像他，只不过他比我更英俊些。他父亲（我的祖父）给他留下了大笔财富，使他虽然经历了多次商场失意，却从未真正破产。同样，俊朗的外表仿佛使他有资格过轻松、安逸的生活，以至于即使在最糟糕的日子里，他仍然乐观，崇尚崇高，恪守自尊。对他而言，生活不是用以赚取的，而是用以享受的。世界不是战场，而是娱乐之地、运动场所。后来，随着年岁渐长，他隐隐地感到，青年时代所拥有的财富、智慧和外貌并未满足他期待的声誉或权力。但是，他一如既往，对此并不过分焦虑。他依然可以孩子气地耸耸肩，就宽恕了他人，忘掉一切难题和麻烦。

　　彼得·潘式的乐天气质使他远离愤怒和纷扰。尽管他读过很多书，也梦想过成为诗人，而且一生中他也确实翻译过不少瓦莱里的诗歌，但我相信，他也许太过舒适，对将来太过自信，以至于根本无法投入到文学创作的激情中来。年轻时，他便拥有一个很好的藏书室，后来欣然目睹我将它占为己有。他读书，从不像我这般狼吞虎咽，沉浸于狂喜之中。他读书仅仅是为了消遣，为了转移一下自己的思绪，而且常常半途而废。他像很多父亲一样，乐于用将军或宗教领袖般舒缓的语调侃侃而谈，对我描述他在巴黎街头漫步，邂逅他喜爱的作家萨特和加缪的情景。这些故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多年后，我在一家画廊的开业典礼上遇到了艾尔道·伊诺努（我父亲的发小，即土耳其第二任总统，阿塔图尔克继承者的儿子），他微笑着告诉我，在总统官邸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我父亲也应邀参加了。那时他20岁，当伊斯迈特·帕夏谈起某个文学话题时，我父亲问：“为什么我们土耳其没有世界知名的大作家呢？”18年后，我的第一本小说出版了，父亲略带羞涩地送给我一个手提箱。我很清楚地记得，为什么在读到里面的日记、诗歌、短篇，还有文学手稿之时，我是如此惶惑不安：这是对内心生活的记录（也是见证）。我们并不渴望自己的父亲超凡脱俗，而是希望他成为我们理想中的父亲。

　　但他确实已经离开了我们。他走得很远，去了别的国家、别的地方，去了世界上不为我们所知的一隅。曾几何时，他躺在沙发里读书，眼睛却常常离开书本，随思绪四处游荡。就是那时，我明白了，在这个我管他叫父亲的男人体内，隐藏着另一个我无法触及的存在。我猜他正沉浸在别样生活的白日梦中，这让我开始感到有些不安。他有时会说：“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颗无缘无故射出的子弹。”基于某种原因，此话令我气恼。我还常常为诸如此类的事情生气。我不知道谁是对的，也许当时我也很想逃避，但我还是很喜欢看他播放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的录音带。他充满激情，好像握着指挥棒站在想象中的乐团面前。在竭尽一生的时光寻求愉悦、逃避困顿之后，他感到自我放纵只是虚掷光阴，为此悲痛不已，并开始怨天尤人，这让我十分难过。弱冠之年，我在很多时候会对自己说：我千万不要成为他的翻版。然而在另一些时刻，我又会因为自己无法像他那样快乐、安逸、无忧无虑、英俊潇洒而苦恼不堪。

　　很久以后，我把一切抛诸脑后，不再对从不斥责、压制我的父亲感到气恼或嫉妒。这时，我才慢慢明白（并且承认），我们之间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这是必然的。时至今日，每当我埋怨一个白痴或诸如此类的人，或埋怨侍者，或不小心咬破自己的上嘴唇，或将尚未读完的书扔到一边，或亲吻我的女儿，或从口袋里掏出钱来，或与某人玩笑逗乐，我都能看到自己在模仿父亲。这倒不是因为我的臂膀、双腿、手腕或背上的胎记都和他如出一辙，而是由于某些连我都害怕的事情，它们时刻在提醒我，童年时代我是那么渴望自己更像他一些。每一个人的死，都是从他父亲的死开始的。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陈宇凡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别样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