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运筹：芯片上的千军万马

　　不见战机、火炮、坦克，挥洒于键盘和硅片上的汗水、心血，同样是为了一个目标：科学地打仗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是数千年来中国军人追求的最高境界。而在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下，即使使用“田忌赛马”的战术，也需要根据马匹、骑手和赛道等等因素，先期进行充分的计算和模拟。

　　作为解放军最新推出的全军级别重大典型，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军事运筹研究中心自上世纪80年代建立至今，“30多年来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利用技术探究现代战争的制胜机理。”

　　从1983年的一台电脑、一个人，至今，这个数十人规模的团队正在追求与智能指挥相关的先进技术。

　　他们还要在技术中融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独有特点，比如政治工作对军队的影响，从而使作战实验系统更加真实、全面。

　　三十而立，这样一个特殊的机构，是中国军队信息化建设历程的一个缩影。

　　不见战机、火炮、坦克，挥洒于键盘和硅片上的汗水、心血，同样是为了一个目标：科学地打仗。

　　打赢为什么

　　陆军第47集团军某旅参谋长张道宁中校，在2001年第一次见识了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军事运筹研究中心的成果。这也是他所说的，该中心给他的部队带来的“三次训练转变”的第一次。

　　彼时，他还是一名年轻参谋，刚刚从大比武中获胜归来。休息未定，就被告知要与其他骨干参谋参加“陆军参谋作业系统”培训。这是一款由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运筹研究中心开发的解放军第一个参谋工作软件系统。

　　“那是我们部队第一个列装的软件，电脑能够替代参谋本人吗？闻所未闻。”张道宁等人充满怀疑，要求与该系统比武。

　　如今这已是常识，手工作业怎么可能与自动化对抗？

　　第二次是2002年，张道宁的部队与另一个旅对抗。演习结束时，双方首长为了裁决结果争论得面红耳赤，更是对导调组提出了意见。

　　当时正好有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军事运筹研究中心的人员在场，“说这个东西可以用计算机裁决，立刻在现地组成了科研小组。”张道宁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其后这个小组到他的部队调研过上百次，终于研发出了解放军第一个部队演习评估系统。“那天演示，态势回放、战损情况一览无余，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三次是2013年，张道宁所在的旅与另一个骨干部队进行实兵对抗。

　　他们在演习前提出了多种战法，但是苦于无法判断实际效果。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军事运筹研究中心为他们提供了合同战斗实验系统，“就是一种作战实验系统，可以进行模拟兵力推演、战法推演，我们通过推演结果再修改作战方案。”

　　对抗中，张道宁的部队轻松击败对方。“后来总结，对方旅长觉得我们的战法、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认为我们提前拿到了他们的作战方案。”

　　得知真正原因后，对方恍然大悟。

　　钱学森的梦想

　　现代军事运筹学诞生至今正好100年。1915年，英国工程师F.W.兰彻斯特在《战斗中的飞机》一文中首先提出，可以常微分方程组的方式描述双方兵力消耗的过程，这就是著名的“兰彻斯特方程”。

　　不过直到二战末期，“兰彻斯特方程”才被军事决策者所关注。那时J.H.恩格尔以琉璜岛战役的数据为基础和系数，完善了“兰彻斯特方程”。结果它的运行结果与作战中的实际兵力变化吻合。

　　此后，恩格尔用历史上的著名战役不断印证“兰彻斯特方程”的可行性，后者也逐渐完善，掺杂进更复杂的要素、系数和理论。

　　不过，在一战中一系列利用数学提升作战能力的尝试中，生理学教授A.V.希尔建立的英国国防部作战研究部，在配置雷达和提升高射炮效率方面取得了参与实战的成果，它是最早的现代军事运筹组织。

　　二战中，盟国大多成立了军事运筹组织。比如美国专门成立了提升反潜作战效果的机构，用计算得到击沉潜艇的最佳战术。

　　最终，到上世纪60年代，计算机的应用不仅使“兰彻斯特方程”更为复杂和完善，也使作战模拟仿真替代数学模型，成为现代军事运筹学的主流。

　　“上世纪70年代，计算机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变革，计算机技术和武器平台有机结合，使硅片制胜的时代到来。”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政委张华伟少将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而在解放军，最早的军事运筹实践一般被认为是上世纪50年代对炮兵火力计划的研究。钱学森归国后，根据对西方尝试的了解，在他主导的国防部五院成立了第一个军事运筹研究机构——作战研究处。

　　在《钱学森传》等资料中，上世纪70年代后期，钱学森正式提出了军事运筹学和系统工程对于解放军发展的重要性。

　　他在著名的“战争是一门科学”的阐述中这样说：“在军事科学，基础理论层次是军事学，技术理论层次是军事运筹学，应用技术层次是军事系统工程。”

　　1979年7月，钱学森应邀在总部机关领导同志学习会上作了长篇讲演，把计算机作战模拟技术推荐给解放军。

　　他说：“战术模拟技术，实质上提供了一个‘作战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利用模拟的作战环境，可以进行策略和计划的实验，可以检验策略和计划的缺陷，可以预测策略和计划的效果，可以评估武器系统的效能，可以启发新的作战思想。”

　　同时，“在模拟的可控制的作战条件下进行作战实验，能够对有关兵力与武器装备使用之间的复杂关系获得数量上的深刻了解。作战实验，是军事科学研究方法划时代的革新。”

　　这篇讲演，成为中国军事科学领域一个超前性的预告。军委领导很快拍板，在军事科学院成立了军事运筹研究机构，钱学森本人亲自领导的中科院力学所也参与了相关研究。

　　在高层布局之外，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军事运筹研究中心，成为这种超前理念的自发实践者。

　　追赶的30年

　　1983年，兰州军区技术人员马开城调到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领导问我能干什么，我说搞软件开发。领导说怎么搞开发，我说得有电脑。”他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

　　不得不佩服当时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领导的远见。很快，一台耗资13万元的电脑买了进来，这在当时相当于200个团职干部一年的工资。

　　用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的第一台电脑，马开城和先后到来的同事们陆续研发出来了微机辅助裁决系统、合同战术训练模拟系统……

　　所有这些，都是解放军信息化和军事运筹科学的第一次。而辅助决策系统，已经带有钱学森的理想色彩，它也是解放军第一个可以指挥多个军兵种的科学运筹系统。

　　“像辅助决策系统，里面的主要内容，今天仍是研究热点。”该中心作战模拟仿真教研室教授刘非平告诉本刊记者。

　　刘非平是马开城的第一个专业同事。到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前，他是野战部队的宣传干事。如今，他已经是这里最资深的研究人员之一。

　　至于马开城本人，之前一直从事技术工作，在军事上是个“门外汉”，刚开始时连许多军队标号都不认识，观摩演习更是看不出“门道”。

　　他找军事指挥专业的专家教自己，甚至在49岁已带博士生的情况下，又攻读了作战指挥学博士学位。

　　三年后，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配发了一批电脑，马开城的专业伙伴队伍也壮大了起来。到上世纪90年代，他一直作为科技教研室下属一个小组的团队，也正式成为一个教研室，而且有了14个人的规模。

　　在从1983年至今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军事运筹研究中心的一系列成果中，主要分为指挥训练、作战指挥、作战实验几个方面。而作为最新的尝试，是名为“双化”的概念。

　　马开城说，这可以简单理解为之前信息化系统的集大成之作。

　　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拥有电脑的解放军，正逐步实现信息化指挥、作业以及信息化训练，与此同时，努力达到钱学森的理想。其实，在这几个系统之间，往往有交叉之处。比如信息化指挥系统也拥有作战验证的模块，可以部分实现作战实验的功能。

　　在公开向媒体展示的展板中，作战实验系统已经进入“人在环”与“人不在环”结合的尝试。

　　所谓“人不在环”，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在模拟对抗时，与一支参演陆军部队一同协作的“电脑部队”空军、陆航、其他陆军部队，等等，可以进行仿真智能运行。

　　比如识别敌方威胁大小、进行实战化攻击……总之，这些“不在环”的“电脑部队”可以像真正的军队一样作战，从而完全模拟一场战斗或战役的进程。

　　如果在指挥模拟对抗中，一个参与对抗的指挥员可以选择一支“电脑部队”亲自指挥，就是“人在环”；其他“不在环”部队智能运行。当然，他可以随时更换“在环”部队进行指挥。

　　这种仿真作战实验说起来容易，却有着极其复杂的系统。比如，对于战场上的偶发事件，到底应该如何设定？

　　《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曾说，战争是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三好像隐藏在云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确实的。

　　所以，作战实验系统其实是在模拟“一团迷雾”。

　　比如在加入政治工作对军队影响的尝试中，依托了西方军队“士气”的因素。“一般说，战损越高士气越低，但是像电影《英雄儿女》中的作者王成，打到最后一人却是士气最高涨的时候。”马开城说，所有这些，都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这是充满尝试的30年，而且，“这期间正是世界新军事革命从萌芽到蓬勃兴起的时期。面对西方军事强国加速领跑的严峻形势，这个团队始终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使命意识，进行了后发者的奋起直追。”张华伟说。

　　这些尝试、实践和追赶，最终还是希望促使解放军在真实的战争中达到唯一目标：打赢。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特约撰稿 吴旭 杜尚华/河北石家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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