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 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归宿

　　Q：最近您的长篇小说《孽子》被改编成舞台剧在台湾上演，场场爆满，在现在这个快速消费的物质时代，做这样的事其实挺有挑战的，是什么打动了浮躁的现代人？

　　A：这次的《孽子》舞台剧我看过八次，每次看都会哭，不光是我，周围的观众也都在哭。如果问观众为什么掉泪？每个人答案都不同，各取所需。这部戏包含的人伦情感，父子情、母子情、兄弟情、爱情，触及了现代人不敢面对的问题，大家沒准备，猛不防被戳动了。除了“情”之外，它的背后是“家”这个字，因为每个人其实都在寻找自己的归宿。我做的事，本质上是提醒大家被遗忘已久的重要东西。

　　Q：看得出您很重视家和父母亲情，但据说您的父亲白崇禧将军认为“文人自古多饿饭”，而您却成为作家。

　　A：在《孽子》里体现的父子关系是非常紧张激烈的，但我的父亲却很器重我，尊重我。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念文科的，念中学课本时，上面写着三峡大坝建好，可以发多少电，灌溉多少农田。我就想，我也要去建坝，所以大学时我就选了成功大学才有的水利系。只念了一年，又放弃水利重考台大外文系，折腾呢。我非常感激我父亲。虽然他不赞成，但是他很尊敬我的选择。我父亲18岁从家里跑出来，我像他的个性，一旦决定了做什么事情，就得做。

　　Q：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考大学因为缺乏考虑或其他限制没能去喜欢的专业，但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重新选择的。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A：去建坝完全是一个孩子的梦想：三峡风景很好，我可以一边建坝，一边写小说。但念了一年后，虽然我在水利系还是考第一名，可是我知道我理科上的观念不是很强，只是会算题目，人家做实验，我就看小说。我勉强做一个工程师还可以，但是要做一个杰出的工程师是不太可能了。

　　Q：一些做作家梦的80后或90后也会选择不上大学或中途退学，您觉得成就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什么？您的邻居三毛小时候也是个怪怪的、不去念中学的小女孩，据说是您最早发现三毛的才华，她第一次投稿便发在您创办的《现代文学》杂志上，三毛回忆说这无意间种下了她一生执著写作的那颗种子。

　　A：我还记得，她的第一篇小说叫做《珍妮的画像》，是我发现的。她那时喜欢画画，她的老师是我很好的朋友，有一天他拿了一篇三毛的小说给我看，说他有一个弟子跟他画画，作画方面没有什么才，小说写得不错。她那时才16岁，挺有才华，我看了这篇小说，题材挺特殊，写的是很浪漫的一个人鬼恋的故事。以作家而言，还是个人天赋最要紧。但肯定是有挫折的，我的国文老师叶先生对我说过，给你受点儿挫折也很好，小说家不受挫折怎么会成家。作家的作品跟时代也有关系，但有那个时代，未必一定产生大作家。

　　Q：和您同样经历过大时代变动的张爱玲，常有评论家将您的作品与她的放在一起比较，不知道您怎么看？

　　A：我曾见过张爱玲一次，那时我刚毕业，和同学一起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张爱玲刚好到台湾，我们一起吃过一次饭，我恰好坐在她边上。她很开朗，也许是看到我们这群小孩子刚开始写作吧，觉得很好玩。她看上去挺和蔼，讲话有趣，一口正宗普通话。

　　现在有人把我和她的小说相提并论，其实张爱玲的小说非常细致，比我的精巧得多，她的文字非常玲珑，好像一个个字雕过的。我的小说的基本理念和她不一样，但写的人物可能和她的有相似之处，我想可能因为我们是同出一个“师门”，那就是《红楼梦》。除此之外，作家有相同的感受，这跟时代有关。我的时代主要是内战时期，张爱玲是抗战孤岛时期，都是历史大变动的时期，今天好好住着的房子，明天门一关你就走了，去了另一个地方，也许永远就回不来了。

　　Q：1962年您去美国留学时也是这样的心境么，那算是您人生中一个大的转折点？

　　A：那年我母亲刚刚去世，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她在医院折磨了半年多，我陪着她，深深感到死亡无可抗拒的威力。父亲暮年丧偶，我又刚好远行，父亲专门到机场去送行，破例一直送到飞机的舷梯下，我看见他老泪纵横，是生死离别的感觉。

　　别人出国留学，大概都很兴奋期待，我却没有，头一年在美国，心境是很苍凉的，环境大变，一下子找不到文化的定位，完全不能写作，可以说是无从下笔。直到年底圣诞节，学校宿舍关门，我到芝加哥去过圣诞节，一个人住在密西根湖边一家小旅馆里。有一天黄昏，我走到湖边，天上飘着雪，湖上一片浩瀚，沿岸万家灯火，四周响着圣诞福音，到处都是残年急景。我当时站在堤岸上，心里突然起了一阵奇异的感动，回到爱荷华，我就开始写作了，第一篇就是《芝加哥之死》。那一年我思想上、情感上的成长很快速。黄庭坚的词说，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我说不必十年，一年就够了。

　　Q：是什么让您从这种四顾茫然走出来快速成长？

　　A：我想是在外国文化的冲击下产生的认同危机，反而激起了我对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的一种回顾和反省。有个距离之后，看得更加清楚一些。当时我在美国，虽然在课堂里念的是西洋文学，可是从图书馆借的却是一大沓一大沓有关中国历史、政治、哲学、艺术的书，还有许多五四时代的小说。当时我还看了许多中国近代史的书，看到抗日台儿庄之役，还打算回国的时候，去向父亲请教，问他当时战争实际的情形。在西方环境中彷徨和茫然的文化乡愁成为我创作的源泉。

　　Q：您26岁到美国至今一直雕琢自己的文字使之具有中国风格，这和您50多年来始终迷恋昆曲一样，都是源于这种文化乡愁吧？

　　A：我在美国住了几十年，念的是西方文学，但我还是刻意地避免自己的文字用西化的句法。中国古典文化给我很多的养分，传统文化有它的民族性和特色，我很愿意去继承它。从五四以来我们的教育出了很大问题。毛笔不用了，山水画没人学了，都去画石膏像，笙箫管笛没人吹了，都去弹钢琴，这是很不可思议的。把自己的东西丢掉，根就没有了。十年前青春版《牡丹亭》出现时，中国处于文化认同的十字路口，这部戏演了230多场、走了30多所大学，从兰州演到西安、桂林，很多大学演出时造成轰动。因为，这部戏找到表现中国人表情的方式，以中国最美的形式，表现中国人最深的感情。

　　Q：您说过青春版《牡丹亭》最大的目的和效果便是感动了大批大批年轻观众的心，您很重视年轻人的作用，对他们有什么期待？

　　A：我们累积了四五十万人次的观众，其中60%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昆曲的很多剧目都是描述爱情故事，这就是一个优势，因为年轻人容易被爱情感动。虽然当下的年轻人是吃着汉堡、看着好莱坞大片长大的一代，但他们的ＤＮＡ里还是有着中华民族的诗经楚辞，所以我一点儿也不担心他们能否接受，反而是如何触动他们内心对传统文化的向往更重要。不要低估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好奇，他们是懂得艺术的，就是看你精心不精心。

　　Q：但在目前的流行文化中，年轻人还是更喜欢追星？您怎么看待现在大学生的功利浮躁？

　　A：现在好多港台的歌星都到大陆演出，而且还有“哈日”、“哈韩”。我想这是一时的现象，每个社会都有的，年轻人追时尚，这也没有什么，但不要忘了，有通俗文化，也应该有精致文化，它们应该是并行不悖的。有人喜欢流行歌，也有少数人欣赏昆曲，那就好了。我常常听说现在的大学生在社会上比较注重功利，但在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我感觉青年人中有一种内心的渴望，渴望优雅精致的文化。昆曲这些是一种文化教育，而不是以娱乐来论。如果是娱乐的话，我也不会花那么大的代价。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也不需要完全用“昆曲”的方式生活，只需要在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之余，偶尔能够放慢一些，细腻一些。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某个周日的午后，几个好友聚在一起，吹吹长笛，唱唱小曲，吟诗作赋，舞文弄墨，挺好的。

　　Q：您在美国度过了29年的大学教书生涯，您说教书是您写小说之外最喜欢做的事，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听说您是个严师。

　　A：我所在的大学是加州大学，加州大学的学生不管什么专业，一进来一二年级的就有一课是西方文明史，很厚的一本，从源头讲到现在，每个人都要修，他们修了那科以后，对西方文化有一个正确认识。之后还有一科也是必修的，就是非西方文明。很多学生选我的课，中国现代文学，我上课时非常“专制”，学生功课准备不好，会讲得他们下不了台。我上课就跟他们讲，你来念中文，我不跟你讲民主。总的来说，认识自己的文化和文明的同时也要认识别人的文明，但在这之前，自己的文化先要有底子。

　　Q：文化底子中最基本的是什么呢？

　　A：我们的文化之所以能够传承到今天，语言文字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电脑兴起以后，我们对语言的教学方面，似乎比较简化。就拿台湾来说，中文课的时间比以前大大减少了，台湾的老师非常反对。不管是学哪一课，我们的语言文字是最基本的，连一篇最简单的文章都写不通，无论哪一行都上不去。

　　Q：最后，请您给我们的读者推荐几本值得阅读的书。

　　A：现在的年轻人在传承文化上，我觉得还是要读经典。所谓经典就是世世代代，经过时间、地域不同，很多读者看了之后，还能够感动他们。《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这几部是底子，新闻学方面的就更多了。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当然也应该看，这样才能形成比较广的视野。现在很多人很好新，但我觉得应该把这些经典读完了，再读自己喜欢的东西。

　　后记：

　　今天我跟白先勇先生说，“我是重庆来的，2012年夏天我住在南京总统府附近，对面就是白崇禧将军的故居。”他眉毛挑了一下，我接着说，“那时您正好来南京，我没有去参加您的讲座。没想到，今天能在台湾见到您。”他低下头对我说：“我小时候在重庆住过好几年，前几年还回去过，不过完全不认识了，我们挺有缘呀。”眼中都是对故乡的怀念之情。他就像他笔下的人物，在悲伤底色里带有温情的光，对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充满了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