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IT”
- 来源:计算机世界
- 关键字:逃离,IT
- 发布时间:2010-04-30 17:20
PC黄昏
“如果你还是这样飘飘荡荡一无所有，我们就算了吧。”在女友说完这番话后，刘亮心里一咯噔，“原来自己的工作在别人严重是如此地低贱。”一夜未眠，他辞掉了一份安逸却枯燥的工作，成了百脑汇电脑城的一名电脑导购，没有基本工资，全靠提成。
作为一名新闻系的学生，《联想风云》一度是刘亮的枕边书。上世纪80年代，从国外进口一台“PC/XT”需要2万元人民币，很多中国人愿意花4万元买下，利润高达100%。那时候，卖电脑是一种“特权”。当时全球正处于计算机开始进入商业和生活的阶段，中国的计算机更是刚刚起步。攒机+销售的模式是小作坊们的立足之本，品牌机还没有找到更多元化的渠道，通过电脑城里的小商铺打通路成为了传统。
20年后，现代高新科技技术的日新月异，品牌电脑生产商注重旗舰店的建立，苏宁等卖场跃跃欲试，赛博、灿坤等3C卖场摩拳擦掌，宏图三胞的IT连锁商店也开始冲击原始的电脑城业态。
PC的利润在品牌间白热化的竞争中，价格逐年跳水，PC当成白菜卖。电脑的售价从过去的上万元波降到几千元，电脑城里的PC利润则从过去的50%跌到了8%。
刘亮所在的电脑城里，大多是没有学历或者低学历的年轻人，这些生活在产业链末端的销售人员只懂一些初级的技术知识，每天混在电脑城里，靠“宰客”为生。厉害的销售一个月收入过万，手段不高明的也就只有千元。拿着本科学历的刘亮，像是个另类般格格不入。“以前回家遇上同学，真不好意思说我是卖电脑的。”
他曾经一个月卖不出几台电脑。“想给顾客配性价比高的电脑却没人相信。一台只需要4000元的电脑，你告诉他打折卖4500元，他还觉得自己赚了。”刘亮说。
电脑销售行业里的“蚁族”多如牛毛，熬出头的毕竟是少数。一年前，他带着打拼的心情来到上海，站在黄浦江畔大谈创业理想。一年后，现实击碎梦想，这个黑黑瘦瘦的26岁小伙子，一无所有地回归家乡。
如今刘亮的目标简单，就是考上公务员，钱少但安稳，还有社会地位。“考上了，我就能结婚了。”刘亮憧憬着。
外包梦断
“在这个行业里，我从一开始就缺乏安全感。”谢寒霜还没入行就被人“忽悠”了一次，找到工作没几个月，SJC由于“内部矛盾”意外倒闭，谢寒霜跟着当时的业务一起被挖到了现在的公司。
到了新公司，谢寒霜很少在晚上八点之前回家。由于客户主要是日本金融企业，2007年到2008年之间，谢寒霜多次作为“协力员工”去日本，帮助客户野村证券升级系统。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日语水平还不完全与人无障碍交流，他很少一个人上街。在日本工作的一年时间，对谢寒霜来说最大的收获是“数额不小”的出差补贴。
事实上，2003年到2008年，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2008年我国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产业规模达到1567.7亿人民币，同比增长为41.2%；从企业数量来看，2008年我国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企业数量达到3600家，从从业人员数量达到41万人。
第一次从日本回来后，谢寒霜就搬离了唐家岭，在网上找了清华东门附近的两室一厅，与一个陌生人合租。“只要有了点基础，肯定会对唐家岭的条件感到不满。”谢寒霜当时在唐家岭住的是平房，一下雨，地板砖缝里就开始往外渗水，有次遇上暴雨，一边外面下着雨，一边谢寒霜在屋里拖地。屋子里则是冬天冷、夏天热。“现在回忆起来，唐家岭好像一直在不停地拆房子，盖房子，两层拆了盖三层，三层上面加四层，越盖越象炮楼。”谢寒霜说，盖房子用的都是旧砖块、劣质水泥，全是豆腐渣工程。
2008过完春节，他给家里留了一张3万块的存折，那是他一年的积蓄。怕父母不要，他就先把存折放在了柜子里，到了北京才打电话告诉父亲。这时他每月已经有3000元的固定收入，谁知几个月后的一场金融危机又让他乱了方寸。
9月，谢寒霜忽然发现公司少了十几个工位，原本40多个人的大办公室顿时显得稀疏了，连前台都走了一个。第二天，谢寒霜才知道日本受到金融危机强烈冲击，公司的很多新项目都流产了。很快，他就接到了群发邮件，公司宣布整体降薪，按照日企的一般原则，普通员工降20%，领导层降40%。
“一夜回到了解放前。”这一年多的时间，公司靠一些小项目来维持，以前那种一做两年的大单，再也没见过。直到今天，公司也没缓过劲来。去年年底，谢寒霜搬去了肖家河，重新回归“蚁族”行列，“工资2000多，就租不起1200的房子了。”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2009年软件外包服务出口24亿美元，同比虽有15%的增长，增速却比上年低了86个百分点。去年软件外包服务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明显，出口增速逐季下降，其中对日外包下降较多。
来北京三年了，谢寒霜依然迷失，工作没有想象中“IT白领”的风光，收入不上不下，行业前景不明朗，职业发展又有太多的不可知。在居高不下的房价面前，他这一整年都在盘算着要不要离开。“石家庄可能是我最后的退路，毕竟那里有个家，北京只有个暂住处。”
蓝领过度
狄群在新公司已经超过一年了，技术变化很快，公司现在接到的活儿，都已经是基于诺基亚Maemo平台的项目。不过他发现程序员也远没想象中有意思，“很多时候也是抄抄贴贴，更多是个熟练工”。
其实，市场上并不缺乏狄群这样的基础工程师。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战略合作部资深总监申元庆表示，中国目前软件外包行业的“人才金字塔”状况显现出一种“塔基坚实、塔身断层、塔顶不全”的失衡模式，目前的人才断层断在“塔身”。根据微软中国外包事业中心高级项目经理王帅的研究，目前中国外包公司的中层领导者占全体员工的5％，这就意味着一个项目经理要带领19个工程师实施项目，但从国际经验看，比较理想的比例应该在1∶5。
对自己的收入，他依然是一脸不满。期间，狄群涨过一次工资，加了1000块钱，但现在公司好像挣不到什么钱。
有数据显示，中国软件企业平均利润率仅为7％～8％，而在美国，其产品型的软件企业的利润率超过了50％。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左春认为，中国软件业的最大弊病在于行业集中度过低，“成千上万的小公司，多低的价都敢报，外包企业的利润率更是低得没法看”。
现阶段，中国大多数外包服务企业仍然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从事低层次的编码和测试工作。有专家指出，中国外包企业如果不能提升能力，发展中高端业务，不仅程序员的价值不能得到提升，中国的软件外包整体竞争力也会下降。
涨了工资之后，他就搬离了唐家岭，在回龙观找了一套单元房，小区很新，绿化做得很好，偶尔赶上天气好，他和女朋友还会在院子里打打羽毛球。房租比唐家岭贵一些，但每天走路就可以到城铁站，不用再挤公交车了。
有时候，狄群会怀念以前做销售的状态，只要签了单，不论钱多少，在公司都像明星一样。“三年了，似乎一切都变了，又似乎什么都没变。”狄群有些自嘲，也有些无奈。无奈的是，他也不知道他们的出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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