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会演

　　1 神秘的演出

　　全县的工农兵文艺会演结束了，县文化局请我和胡世楷留下来接受新的创作任务，迎接全地区的会演。

　　我和胡世楷是朋友。我们两家单位同属一个系统，并且相隔不远。这次参加会演，县文化局看出我俩是笔杆子，因此委以重任。我俩被安排住在县文化馆，虽然条件差，稻草铺地当床，但我俩兴致勃勃，不停地吸鼻子享受新草的香味。

　　我们所在的这座位于四川省东部的县城，是地委和行署机关所在地。我和胡世楷在县文化馆安顿下来的第二天，就有两位领导同志来看望我们，一位是县文化局的李局长，一位是地区文化局的唐局长。这时地、县都成立了革委会，文化局被称为“革委会文化组”，但圈内的人仍把“组长”称为“局长”。这两位局长都是老局长，“文革”中挨过多次批斗，后被结合进入新领导班子。两个人都是女同志，李局长大约四十岁，长得白白净净，听说从前是文工团的演员。唐局长已年近半百，讲一口夹带北方口音的四川话，是一位南下干部。

　　两位女局长向我和胡世楷表示感谢，让我们先休息几日，准备迎接光荣的战斗。

　　文化馆赵馆长负责照顾我俩的生活。四十来岁的他衣着简朴得近于寒酸，唯一耀眼的是一支永远插在胸前的“英雄”牌钢笔。他的牙齿乌黢麻黑，因为他爱喝茶又爱抽烟。喝的是最廉价的老叶子茶，抽的是最便宜的劣质烟。他衣袋里装有两种香烟：三角钱一包的“金沙江”、八分钱一包的“经济”，前者待客，后者自己享用。

　　文化馆从前是一座文庙，建在一面梯田式的高坡上，大门前有一百二十步石台阶。进了大门，共有三进宽敞的院落，房屋古色古香，大部分都空着。赵馆长说，文革前县里每次开四级干部会，几百号人都打地铺住在文化馆。还在这里演过大戏，因此在中厅的庙堂里搭了戏台。

　　第二天一大早，赵馆长又领着文化馆的同志们忙着铺稻草打地铺，他告诉我和胡世楷：“你们俩不会寂寞了，下午就有一支公社社员的队伍来陪伴你们。”

　　来的果然全是农民，共计十九个人。

　　晚饭后，李局长、唐局长神神秘秘地来到文化馆，并带来了神神秘秘的八个人。赵馆长悄声对我和胡世楷介绍说，这八个人都是本县和本地区戏剧界著名的专家，有导演、作曲家、司鼓、琴师，还有名演员。

　　县文化馆的全体工作人员也都显得神秘兮兮，压抑着一种莫名的兴奋。下班后他们全都没回家，在馆里的食堂用晚餐。饭后，大家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有人烧开水，有人负责警卫。前后大门紧闭，甚至在门后也加了把大锁。临近街道的房间，无论是办公室、厨房、库房或者厕所，电灯全部关闭，要让外面的行人感觉到，文化馆内空无一人。

　　我和胡世楷的房间也被灯火管制，但赵馆长兴奋地交代我俩，千万不要早早入睡。

　　大约十点钟光景，赵馆长摸黑来传唤，领着我俩走向中庭的大庙。大庙门窗紧闭，一片漆黑。侧墙有一道小门，赵馆长轻咳一声，小门开了一道缝隙，放我们三人进去。迎面是一道用木板临时搭起的隔墙，又进一扇小门，顿觉眼前一片光明。其实庙内的灯光也不亮堂，只因我们是从黑暗处走进，感觉才特别强烈。

　　李局长、唐局长还有那几位戏剧界的专家早已来到。原来，我们今晚的任务是观看一场秘密的内部演出。

　　锣鼓轻轻地击打，乐曲声也压低，低到只须台下的二十几位观众能听见即可。

　　演员出场了。我惊讶得差点儿要跳起来——他们穿的竟是古装，并且浓墨重彩画了妆！

　　共计演了四出折子戏，一是《柜中缘》，二是《秋江》，三是《借伞》，四是《断桥》。

　　我是个“湖北佬”，以前从未看过川戏。来到四川三线基地后就碰上“文化大革命”，各地的川剧团都已不再演戏。今日第一次与川戏相遇，它的艺术魅力，把我震得目瞪口呆！它极少动用丝弦，而是用小鼓、小锣敲出节拍伴唱。这其实是在清唱，演员若没有一副好嗓子和一身真功夫，怎能登台？而今晚的演出更是非比寻常，鼓声、锣声轻得若有若无，演员的演唱也不敢淋漓放腔，但是声音却是清晰婉转如一股股玉洁冰清的泉水，点点滴滴，无一遗漏地流入人们的双耳直抵心田。音色之美，之甜，之真，之润，难以寻到词汇形容，只能笨拙地想到那两句古诗：“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更让我肃然起敬的是，台上的演员，还有司鼓、琴师、幕后帮腔伴唱者，都不是专业人士，而是人民公社社员。他们就是今天下午进驻文化馆的那十九个人。

　　台上最优秀的两个女演员都只有十九岁，一位名叫李春燕，一位名叫吴建华。

　　演出结束，演员离去，观众留下开了个小会。李局长首先发言。她说：“今晚登台的是陈桥公社陈桥大队的社员。陈桥镇是我县有名的‘川剧之乡’，文革前成立有业余川剧团，演员都是当地农民。文革后业余川剧团被宣布解散了，因为他们演出的全是旧戏，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剧团虽被解散，但是陈桥镇的社员群众仍然钟情于川戏，成年人偷偷地唱戏，年轻人偷偷地学戏。唱的学的都还是那些旧戏，正如我们今晚所看到的这几出。这当然是不对的，是违背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是我们应当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村的广大文化阵地，无产阶级若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去占领。这次，地区革委会决定举办一次全地区八个县的工农兵戏曲会演，为我们县在农村文化阵地灭资兴无提供了舞台。我们县文化组给县革委会打了报告，提出由陈桥大队贫下中农社员组成演出队代表全县参演，县革委会立即批准同意了。演出队成员今晚已在这里亮了相，让他们登台演一演，是为了请各位专家检验一下他们的表演能力。之所以允许他们演旧戏，这是无奈之举，因为他们不会演新戏。因此，我们今晚看的是演员的演技，而不是剧中的内容。这是一次内部技术性的审查演出，这一点必须特别强调，希望在座的各位，务必不要对外宣传今晚的闭门演出。”

　　唐局长接着讲话，她说：“我曾在本县工作多年，对本县有深厚的感情。我希望本县参加全区会演取得卓越成绩。小李（李局长）请我来看今晚的演出，我也在这里特别强调一点，这是一次演技审查，与演出的内容毫无关系。”

　　各位专家发言，都说演员们演技不错，完全有能力代表全县参演。

　　我和胡世楷也简单地讲了几句。我说我看了今晚的演出，深深地爱上了川戏，一定要与胡世楷一起努力写出好剧本。

　　专家席中最年轻的女专家名叫曲雅芳，三十岁，地区川剧团的当家青衣演员。她发言说，公社小演员李春燕扮演的白娘子太叫人怜爱了，让她仿佛看到了十年前的自己。

　　最后被邀请讲几句的是位重量级的川戏行家：在全省都小有名气的戏曲理论家、地区川剧团的首席导演。文革前他被选为省剧协理事、地区政协委员。他大约五十岁出头，衣着整洁，举止儒雅。他手执一把折扇，听戏时眯缝着双眼，轻击折扇打节拍。他说：“今晚的这一台业余演员，让我眼前一亮，特别是扮演白娘子和小青的两位十九岁的小演员，更是了不得，开口一唱，给人以石破天惊的感觉。”又说，“李局长请我帮忙，为这十几位公社社员的参演节目担任导演，我感到很荣幸，一定不负厚望。”

　　我与这位首席导演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他与我同姓，并且名字中有一个字谐音，我叫杨世运，他叫杨思文。听完他的发言，我对他产生了敬重之情。在当晚所有的发言人之中，唯有他一人没有藏着掖着，更没有装腔作势言不由衷。他说，他已好多年没看到过《借伞》《断桥》这两折川戏的登台了，今晚两个小演员的演出让他回味无穷，又说：“李局长强调的文化阵地应当由无产阶级占领，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个人认为，川戏中有一些传统戏，也不完全是糟粕。比如《白蛇传》，倡导了正义，歌颂了忠贞的爱情。我今天在两位局长面前这样大胆狂言，请相信我绝不是放毒，我只是想说，即使是公社社员们悄悄演了几折旧戏，也不必太追究。”

　　杨导演的这一番讲话，顿时使在场的气氛变得轻松。杨导演也开心地笑了，问道：“唐局长李局长，你们二位领导，该不会认为我刚才的发言是大放厥词吧？”两个局长也哈哈笑起来：“怎么会呢？你放心，今晚在场的各位同志，没有一个人会上纲上线的！”

　　2 余悸难消

　　我和胡世楷夜以继日地进行着剧本的创作工作。

　　演员们都住在文化馆，等米下锅。

　　各位领导同志都已对我俩反复强调，剧本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我和胡世楷首先拟了个提纲，得到认可后立即进入写作。因为演员的阵容我们已熟悉，因此我们的剧本是为他们量身制作。两位十九岁的女演员确定为剧中主要人物，被我们设计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她俩的真实身份是初中毕业的回乡知青，我们将她俩改成从重庆市下乡的知青，更能突出主题思想。她俩的名字我觉得是挺好听的，索性借用到剧中，扮演过白娘子的李春燕现在扮演新剧本中的李春燕，扮演过小青的吴建华现在扮演新剧本中的吴建华。

　　剧本的名字叫《常青树下》。阶级斗争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常青乡”的山村，村头的标志是一棵四季常青的大松树。这棵松树历经风雨巍然屹立，见证了常青乡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土改队队长曾经在这棵树下召开过诉苦大会，带领贫雇农斗地主。后来，成立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庆祝会都在常青树下召开。现在，每一批新知青进村，大队老支书都是在常青树下迎接。总之，这棵树是革命之树。

　　剧中的两位下乡知青，李春燕是革命军人后代，思想进步，被评为全公社优秀知青。吴建华是工人的女儿，下乡前与李春燕是同班同学，下乡后虽然也要求上进，但与李春燕相比稍逊一筹，特别是辨别大是大非的能力，更比李春燕差得远。

　　吴建华本来也是安心于扎根农村的，但是后来思想有些动摇。她看到有的知青被推荐上大学了，自己也盼着上大学，要到公社去找领导。李春燕劝阻了她，使她重新安心。却不料地主婆子（名叫黄三婆）跳出来挑拨离间，她对吴建华说，李春燕当大干部的父亲已在重庆市的一所大学给李春燕开后门了，李春燕很快就要悄悄地离开常青乡去上大学了。吴建华起初不相信黄三婆子的话，但是她第二天在常青树下捡到了李春燕失落的信，信是春燕的父亲写来的，信上说上大学的事已与校方说定了，叫春燕耐心等待。建华读完信气坏了，想不到春燕竟是个假优秀。她也要回重庆，找她的舅舅帮她开后门上大学。李春燕越劝她，她越生气。

　　正在吴建华对李春燕的误会加深、剧情矛盾步步向上推的时候，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他是革命老干部、李春燕的父亲李志刚。李志刚接到了女儿的紧急来信，特意下乡向社员们说明他坚决支持女儿在农村扎根。老支书也发挥了作用，他眼明心亮，查出吴建华捡到的假信是地主黄三婆子的笔迹。黄三婆子狗急跳墙，她痛恨李志刚（李志刚就是当年的土改队队长）、李春燕父女，痛恨全村贫下中农社员，准备在井水里投毒。但是她的阴谋未得逞，当场被李春燕、吴建华抓住。社员们在常青树下庆祝阶级斗争的新胜利……

　　此时杨思文老师也被请来住进了文化馆，指导我和胡世楷的剧本创作。与他同屋居住的还有一位姓艾的老师，名叫艾石，也是五十岁左右，是川戏作曲家。在他们的指导下，我才知道川戏的唱词与歌词是大不相同的。写歌词不必句句压韵，允许中途换韵，甚至可以不压韵。但是川戏唱词必须句句压韵并且一韵到底。平仄声要求极严格，轻音必须用仄声字，重音、拖音一定得用平声字。还有一点也十分重要：必须使用四川话的字韵。赵馆长送给我们一本《四川话韵律》，帮了我们的大忙。

　　工作虽然辛苦，但进展顺利。剧本创作、唱腔设计、导演设想可以说是像在流水作业线上同步进行。我们交一段唱词，杨老师和艾老师就打磨一遍然后立即设计曲谱。例如第一场戏，吴建华匆匆上场，要到公社找领导，她的唱词我和胡世楷这样写道：“迈开大步走慌忙，转眼出了常青乡。忽听身后声声唤，春燕为何紧追上？”交给杨老师、艾老师，他们按川戏韵律要求，改成：“迈开大步走忙忙，转眼离了常青乡。忽听身后人叫嚷，春燕追赶为哪桩？”

　　物资供应匮乏，城镇居民每月只发一斤肉票。文化馆的食堂伙食实在太差，好在米饭还是能管饱的，我和胡世楷的身体都能顶得住。看到杨思文老师和艾石老师也陪我们一起白天啃咸菜夜晚熬夜，心里难安。二位老师唯一的享受是相对而坐喝几盅本县酒厂生产的高粱白酒，佐酒的食品不过是一把嚼起来“咔吧”响的炒胡豆（蚕豆）。我和胡世楷便绞尽脑汁想办法改善他们的伙食。

　　我俩跑到自由市场上去买鸡蛋，交给食堂师傅，让师傅对杨、艾二位老师说炒鸡蛋是送给创作人员加夜班的慰劳品，人人有份。后来两位老师知道了内情，再也不许我俩花钱了。

　　我们与杨、艾二位老师成了忘年交，在一起交谈更无顾忌。

　　杨老师介绍说，川戏艺术源远流长，有许多珍品。例如我们那一晚看的四折戏，其他剧种也演，京剧，晋剧、秦腔、豫剧等等，但是没有哪个剧种比川剧的这几折戏更有韵味。川派的《柜中缘》，那份自然天成的诙谐；川派的《秋江》，那一幅如中国水墨山水的画面；川派的《断桥》，那一曲曲凄婉的唱腔，那大胆淋漓的爱恨交织，与中国广大普通百姓的感情是多么合拍呀。它怎么可能没有生命力呢？禁是禁得了的吗？传统戏是经过了许多年的去伪存真，大浪淘沙的，是沙子自会被淘汰，是真金你想扔也扔不掉。

　　杨老师善解人意，他说那晚的秘密演出毕竟是犯忌的，若是声张出去了必然惹祸，因此两位局长心中忐忑不安，反复强调是审查演员表演能力，又反复强调要保密。“唉，当文化官也挺可怜，她俩是被斗怕了。”

　　艾石老师话语不多，但是一开口便一语中的：“其实那天晚上，两个女局长也是想借机看一回传统戏演出的。眼睛也挨饿，整整饿了九年了！”

　　杨老师说：“心照不宣，何须点破。”又开玩笑地质问我和胡世楷：“你们两个年轻人，做得到守口如瓶吗？”

　　我俩忙回答：“打死也不当王连举！”

　　杨老师说，过去你们俩写的小话剧，我实在不敢恭维，闭门造车瞎胡编。我说，那剧本确实是主题先行的，同样，《常青树下》也属此类作品。杨、艾二位老师忙宽慰我们说，《常青树下》虽然也是公式化，但人物写得还算鲜活，目前能写到这个样子实属不易了。并且，剧中设计的几个主要人物，也十分有利于演员的艺术才能发挥，例如李春燕、吴建华，都有戏可演。还有黄三婆子，把这个角色分配给在《柜中缘》中扮演妈妈的那位女演员，肯定能出彩。

　　3 意外的结果

　　全地区工农兵文艺会演开幕前夕又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也已决定通过会演的形式推进全省的革命文艺活动，即将举办全省川剧现代戏会演。会演筹备小组已成立了川东、川西两个办公室，川西办公室设在成都，川东办公室设在重庆。

　　唐局长、李局长特意来文化馆报告这一喜讯，鼓励《常青树下》的演员们努力再努力，争取到省城参演获奖！

　　地区的会演如期开幕，连演了四个晚上，演出地点选在长江之畔的江津县城。四天来，县城像是过大节，剧院里的观众场场爆满。《常青树下》一登台，观众的赞扬之声超乎我们的想象，不仅李春燕、吴建华赢得满堂彩，就连地主黄三婆子的扮演者也获得一次次经久不息的掌声。

　　多日的心血没白费，我和胡世楷口里哼着“转眼离了常青乡”，回到自己的工作单位。

　　半个月之后，县文化局李局长又手执介绍信，到我们各自的单位请求再次借用我和胡世楷。两家单位的领导都慷慨大方，向我们交代：去后不要辜负地方政府领导的信任，努力工作，遵守纪律，完成任务后及时返回。

　　重返县城，没有再住文化馆，而是被安排住进了地委招待所。

　　平时来客不多的招待所，现在已住得满员，全是文艺界的人士。全地区八个县，县县无遗漏，文化馆的创作人员和县川剧团的领导、导演、主要演员齐聚一堂，热闹非凡。

　　李局长心情焦虑，告诉我和胡世楷，形势复杂化了。本来《常青树下》参加地区会演后，获得一致好评，地革委文化组已确定两个月后由《常青树下》剧组代表全地区参加全省的川剧会演。没想到消息透露出去了，引起了各个县的不满。他们都派人跑过成都，得知这次全省川剧会演不分专业和业余，并特别鼓励专业川剧团创作出好节目参演。但是一个地区只能推选一台节目，僧多粥少，矛盾就产生了。全区八个县级川剧团，都要求参演，坚决要求与《常青树下》竞争。各县的代表都争先恐后带着加班加点写出来的剧本来找地革委文化组，都说自家的剧本好、演员阵容强。唐局长磨破嘴皮也说不服他们，越劝说他们情绪越激动，声言要到省革委告状。无可奈何，地革委文化组决定公平竞争，各县派代表到招待所来集中，先竞选剧本。

　　“所以就又把你们二位请回来了！你们是《常青树下》的作者，要理直气壮地参与竞争。我对《常青树下》是充满信心的，你们二位也要坚定不动摇！”李局长鼓励我们说。

　　剧本竞争的方式，让我大开眼界。

　　八个县相关的人员集中于一间会议室，精力高度集中，对剧本逐一审查。那时候没有电脑也没有打印机，剧本都是手写的，不可能给参与审查的几十名成员每人发一份审阅稿。因此只是一人读稿，大家集中精力听稿。

　　念稿的人不一定是作者本人，而是由各县挑选出的朗读能力最强、嗓音最响亮、也最富感情色彩的剧团台柱子来朗读。

　　念一个剧本少说需要一两个小时，而有些剧本，朗读者边念边加以解说，时间就花费更多。因此全体人员不得不加班加点，晚上也得熬夜。

　　剧本念完后，接受大家评说。争先恐后，发言十分踊跃，场面柴干火旺。无一例外，每一个剧本都被发言者评说得千疮百孔，体无完肤。说来道去，总而言之一句话，别的县的剧本都不行，只有本县的剧本最有参赛资格。

　　所有的剧本都表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题。所有的剧本也都突出了英雄人物。故事情节大同小异，听得我脑瓜子昏昏沉沉。说实话，我分不出哪个剧本优哪个剧本劣，因此只听不说话。胡世楷也是一言不发。

　　杨思文和艾石二位老师也被请来了，这二位专家更是不表态。但是各县的主创人员都非常注意观察他俩脸上表情的变化。他们知道，二老是不会在听剧本会上开口的，但是最后选定哪个剧本出线，地区领导得尊重他俩的意见，特别是杨思文的意见。因此，各县来的代表对杨、艾二人都异常热情，一有空就围着他俩拉家常，笑声连连。

　　我和胡世楷都在会上表过态，我俩是来虚心向川剧行家们学习的，因此我们写的《常青树下》最后念剧本。眼看关键时刻已步步紧逼了，我俩心里越来越紧张。我不会讲四川话，普通话也说得南腔北调，当然不能出面念剧本。而胡世楷虽然是四川人，也担心念不出川戏独有的韵味。正在我们心神难安的时候，县文化馆赵馆长悄悄来给我们传话：“莫担心，李局长早有安排。”

　　等到该我们念剧本的这一天，一大早，三位人民公社女社员在李局长的率领下赶来了，她们是《常青树下》的主要演员李春燕、吴建华、柳翠元。柳翠元三十岁出头，就是她，把地主黄三婆子这个丑角演得惟妙惟肖。

　　李局长的决策英明伟大，《常青树下》的剧本由李春燕、吴建华、柳翠元朗读。三位业余女演员手捧剧本在长桌后面一亮相，全场鸦雀无声，百余双眼睛齐刷刷地被她们吸引。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三个女角的形象之美，美得无一处可挑剔。李春燕的大眼睛明亮得如同雨后的万里晴空，纤尘不染。吴建华的一双眼睛虽然比李春燕略小，但小得可爱，目光像是两泓深邃而清粼粼的山泉，你仿佛能听到泉水丁当流淌的美妙声音。柳翠元的皮肤比李、吴二位姑娘黑，但黑得有光彩，一看就知道她是个又会种庄稼又会操持家务的勤劳妇女，谁也猜不出她竟能扮演丑角。

　　三人念剧本，正面人物的对白和唱词由李春燕、吴建华朗读，柳翠元朗读反面人物和落后人物的台词。柳翠元文化水平不高，但她不需要照剧本念，《常青树下》的每一句台词她已熟记于心，倒背如流。三个人的声音此起彼伏，急缓有致。念着念着，感情更加投入到剧中，不仅有声有色，并且不由自主地加上了动作。全场的人洗耳恭听，突然有人建议：“唱，干脆唱几段吧！”

　　三个人也未多作谦让，便真的唱起来了。一开口，整个“大森林”“百鸟”噤声，许多人闭上了眼睛，摇头晃脑。

　　我心里高兴、激动，偷偷望一眼李局长，她的脸上也写满欣喜。再望一眼唐局长，脸上的肌肉明显松弛多了。

　　剧本念完了，出现了几日以来从未出现的情景：全场听戏的人无一人举手要求发言，统统变成了哑巴。

　　李局长暗暗得意，但仍做出谦虚谨慎的姿态，说道：“请各县的同行专家批评指导，帮助我们修正提高。”

　　众人面面相觑，无人吱声。

　　唐局长因势利导，及时地站起身来宣布道：“今天上午就到这里吧。开了几天的会大家都辛苦了，会务组的同志现在到食堂通知一声，午餐每桌加两个荤菜。关于《常青树下》这个剧本，希望大家集思广益，有什么合理化建议，可以直接向两位我们聘请来的作者提一提。如果现在没时间提，回去后写信来也可以。”

　　用过午餐，各个房间鸦雀无声。

　　没料到，短暂的平静之后就风云突变，犹如火山爆发，各个县的代表都强烈要求继续开会讨论剧本。

　　只好再开会。所有的发言人目标一致，同仇敌忾，对准《常青树下》狂轰滥炸！

　　有人批评，《常青树下》严重违背无产阶级文艺旗手江青同志提出的“三突出”原则。试问，《常青树下》的剧本之中，谁是英雄人物？谁又是主要英雄人物？李春燕是主要英雄人物吗？非也。她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正面人物，她连共产党员都不是。吴建华呢，她更够不上英雄人物的标准，是个典型的中间人物。老书记是不是主要英雄人物？当然也够不上，作者只给这个角色写了极不重要的过场戏，把一个土改时期的老党员贬低成了两个知青的陪衬人物。那么，李春燕的爸爸革命老干部是不是主要英雄人物？同样不合要求。主要英雄人物，是全戏的灵魂，他的英雄事迹应自始至终贯穿全剧。可是请问，《常青树下》的李志刚什么时候才出场？

　　有人严厉指出，《常青树下》犯了方向性错误。阶级斗争观念模糊，居然给地主婆子设计了那么多的出场戏。黄三婆子频频出场且不说，为什么还要把她的剧情写得那么出彩？让一个演反动人物的角色在舞台上赢得掌声，请问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又有人说，剧本照搬生活，把两个生活中的真实人物李春燕、吴建华的名字搬到《常青树下》，这种自然主义的写法，严重违背毛主席教导的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原则……

　　越听，我越觉得手脚冰凉。一切来得太突然了，猝不及防之间，《常青树下》被批得遍体鳞伤。

　　就连讨论会主持人唐局长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她已左右不了失控的局面。

　　讨论会进行了整整一下午，发言依然火爆。各县代表强烈要求剧本讨论会不能结束。

　　第二天，讨论会场面更麻辣，但是内容变了。各县代表都扯直了嗓门表扬自家的剧本，越吵火气越大，有人干脆动起了拳脚。

　　唐局长是个和事佬，背地里被人称为“糖婆婆”。“文革”中她被批怕了，因此现在变得更小心。面对乱糟糟的局面她急得团团转：“同志们，同志们！大家心平气和地讨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呀！”

　　吵闹了一天，我脑袋都大了。晚上，胡世楷对我说：“明天开讨论会咱俩带两本厚书，他们吵架我俩看书，还不知得吵几天才能收场。”

　　没料到第二天的讨论会只进行了三分钟时间，并且只有唐局长一人讲话。“糖婆婆”大力表扬各县代表本着高举毛泽东伟大文艺旗帜的宗旨，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为了给广大工农兵群众提供健康向上的精神食粮，编创人员们在各县党组织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下以满腔热情投入剧本创作，取得了可喜成绩。参加讨论的剧本立意都很好，起点都很高，各具特色，各有千秋。现在，地区参加全省文艺会演工作小组，经向地委领导请示汇报后做出如下决定：一，所有来参加讨论的剧本都有很好的基础，都不可放弃。二，各县编创人员回去后，要认真消化剧本讨论会上大家提出的合理建议，抓紧修改剧本，使其更加完善。三，由于会演日期不断临近，希望各县编创人员发扬只争朝夕、连续作战的精神，剧本的修改工作必须在半个月之内顺利完成。定稿的剧本须打印一式两份交给地区会演工作小组。我们工作小组将按照省文艺会演筹备组的要求，将每个县的剧本打印稿留下一份，另一份派专人送往重庆市“川东片会演办公室”，交省里的领导和专家审查。

　　唐局长宣布完决定，再也没有人举手要求发言。各县代表回房间赶紧收拾行李，当日全都离去。

　　4 过度紧张闹笑话

　　修改剧本，我有些信心不足。

　　好在胡世楷的意志还比较坚强，他说：“别被那些人的批评意见给吓倒了，看看他们写的那些剧本吧，哪一个能比得过我们的《常青树下》？”

　　我和胡世楷又住进了县文化馆。

　　讨论会上的批评之声虽然刺耳，但是不能不接受，剧本必须大改。我们先把两个知青人物的名字给改了，李春燕改为张红燕，吴建华改为王向阳。张红燕的英雄人物分量加重，由共青团员改为新党员，由公社优秀知青改为全地区的优秀知青。并且，她身兼大队团支部书记和女民兵连连长双职。第一场，大幕徐徐拉开，首先出场的不再是“迈开大步走忙忙，转眼出了常青乡”的后进青年吴建华，而是飒爽英姿的第二号英雄人物张红燕，她腰扎武装带、手举钢枪，带领着女民兵在常青树下练武。一边练武，她一边回首往事，唱出了她的老革命父亲张志刚。当年进村闹土改，一号英雄人物张志刚，就是在这棵大松树下发动贫雇农斗地主。灯光暗，复转明，旧景重现，张志刚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闪亮登场……

　　剧本修改工作进展得还算顺利。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和胡世楷不断地到地区川剧团拜望杨思文老师，倾听他的具体指导。

　　从杨老师那里我们还知道了不少内部消息。省里成立的川西、川东两个片的会演办公室，川东片办公室设在重庆市渝中区劳动文化宫内，负责人有两位，一位姓何，一位姓方，都是川剧理论家，也都与杨思文老师是老相识。最近几日，杨老师家里的来访客人不断，都是全区八个县的川剧界人士，拜访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杨老师能帮帮忙，推荐他们的剧目参加全省会演。因为他们都知道杨老师是地区会演办公室的顾问，剧本送来后首先要通过他这一关。但是杨老师对任何来访者都不松口，强调说剧本审查权在川东片办公室，地区办公室只能负责及时将所有的剧本都送到川东片办公室负责人手里，不可建议哪个剧本可用不可用。

　　我和胡世楷用了八天时间，将《常青树下》修改完毕。县文化局派了一名打字员带着打字机来文化馆配合我们，边修改边打字，最后印了五份。会画画的胡世楷给每一份都画了封面：苍劲的松树枝繁叶茂，枝叶间跳出四个隶书大字——常青树下。

　　剧本及时送到了地区会演办公室。这时，赵馆长告诉我和胡世楷：“有件事，必须请你俩辛苦跑一趟。你们带着一份《常青树下》剧本去一趟重庆，以作者的名义将剧本亲手交给川东片会演办公室，要交到何、方两个负责人手里。”赵馆长又说，“为啥要这样做？有高人指点。是哪个指点？我不说你俩也猜得到。”

　　我们心里当然明白，高人就是杨思文老师。

　　赵馆长还交代我们，去重庆后就住在劳动文化宫附近的“望江旅馆”，多住几天。据杨老师预测，全地区八个县，肯定每个县都将派人将剧本直接呈送给川东片办公室，因为他们会担心地区会演办公室将剧本扣下不向上送。赵馆长说：“到重庆送剧本的人肯定都会住在就近的“望江旅馆”。你俩多住几天，让他们都有机会见到你俩。你俩要大方承认是到重庆送剧本的，并且还要大力宣传说，剧本审定权确实是在川东片，不在地区。”

　　坐在前往重庆的火车上，胡世楷将一个印有“为人民服务”大红字的军绿色挂包抱在怀里，像抱着个金娃娃。挂包里装着《常青树下》剧本。

　　出了重庆火车站，我俩到缆车站乘缆车上城。我一只脚刚踏上缆车，胡世楷就突然猛一把将我拽下来。我回头一看，头发立即竖起来，只见胡世楷脸色灰白，像死人一样恐怖！我忙问怎么啦，他差点哭出声来，指着他的胸前说：“剧本，常青树……”

　　天啊，他的胸前空空荡荡，军挂包丢哪里去了？他手里，只有一个黑塑料小提包！

　　我立即也掉了魂儿，两个人心急火燎地返回火车站一路寻觅，哪有“为人民服务”挂包的踪影啊？我们跑到出站口，向两位验票的铁路女职工师傅求情，请求允许我俩进站，到3131次列车上寻找失落的行李。一位阿姨级别的胖验票员回答：“那啷个行哟，我们有制度规定的！再说3131也已经不靠在站台上了，开回车库了！”

　　这可怎么办？我和胡世楷都急得一脸冷汗。

　　谢天谢地，幸亏这时候胖阿姨验票员多说了两句话！她先是漫不经心地问道：“你俩丢了啥子贵重物品嘛？”我忙回答：“一个挂包，军绿色挂包，上面印有为人民服务……”未等我的话落音，胖阿姨“扑哧”一声笑了，手指我的胸前：“骑着马儿找马儿，它不就挂在你脖子上吗？”

　　我低头一看，“哇”一声也笑了，笑得好吓人！真的，没错呀，挂包就挂在我胸前，《常青树下》在挂包里安然无恙！

　　我俩同时想起来了，在火车上，胡世楷要上厕所，将挂包交给了我。我们怎么就忘掉了这个“细节”呢？

　　兴高采烈走出了好远，我俩才想起来，忘了向胖阿姨表示感谢。

　　从那以后，我对身体胖的女同志一直怀着敬意。

　　我们把《常青树下》交给川东片办公室，并且顺利地见到了何、方二位专家。原来他们两人文革前都是省戏剧家协会的会员，也都是杨思文的挚友。二位专家接待我们时非常热情，我和胡世楷心里更有了底气。

　　不出杨老师所料，果然各个县都派人来送剧本了，并且来者都是我们在地区剧本讨论会上见过的人。在望江旅馆与他们重逢，彼此都十分客气，仿佛在剧本讨论会上未曾厮杀过。

　　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我俩在重庆耍了两天。

　　回到县城文化馆，已有人在这里等候我们。她是饰演地主黄三婆子的柳翠元，受业余川剧队全体演员委派，邀请我和胡世楷到陈桥大队做客。

　　赵馆长说：“贫下中农的情意，你俩可别拒绝。正好，趁此机会把《常青树下》新剧本带一份去，让演员们先熟悉熟悉。”

　　陈桥大队是个人口“大国”，两百余户人家，一半住在镇上，一半傍镇而居。我们没想到，大队支书和大队长都是川戏迷。支书说，他以前登台演过包公：“我这张黑脸，不用化妆！”支书的家里藏有许多川剧戏本，有不少是手抄的。

　　演员们看了《常青树下》新剧本，并没像杨老师、赵馆长一样给予肯定。他们认为新剧本不如老剧本。老剧本好表演，新本子不好演，也难以出彩。特别是黄三婆子的戏，压得太多了。其实乡亲们都喜欢看女丑的戏，又特别喜欢看柳翠元演的女丑。

　　确定要扮演第一号英雄人物张志刚的演员是大队长的舅弟、柳翠元的堂哥。他说，他的戏太多了，他担心担当不起。我和胡世楷不住地鼓励他，劝他放心，排练时导演杨思文老师会一点一滴用心辅导的。

　　支书家请我俩吃饭，柳翠元、李春燕、吴建华都到他家帮厨。我没见过这么好的支书，一副软心肠，社员们背后昵称他为“糯米老头”。他请我们进村做客，又请我们吃饭，是有事相求。他说，李春燕是他看着长大的，是个好姑娘，但是命苦，爹过世得太早，七十多岁的奶奶瘫痪在床。她家的生活实在是太困难了，乡亲们盼望春燕有一份工作。可是她是回乡知青。这两年上级实行推荐知青上大学、招工的政策，只针对下乡知青，不给回乡知青名额。支书要求春燕，一定要珍惜这次的演出机会，为全地区争光。同时，支书也恳请我和胡世楷，向地区领导说说情，如果《常青树下》到省上演出得奖了，希望领导给陈桥大队特批一个回乡知青的招工名额。上大学的名额不要，只要一个招工的。

　　坐在返回县城的汽车上，我和胡世楷感慨万千。感慨李春燕家家徒四壁，感慨“糯米”支书那一双期盼的目光。

　　回到县文化馆，当头一闷棍，打得我和胡世楷眼冒金星，晕头转向！

　　文化馆里里外外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像一发发呼啸的炮弹，轰炸着《常青树下》剧本，轰炸着《常青树下》剧组，轰炸着所有与《常青树下》有关连的人。

　　大字报揭发，《常青树下》剧组是一个封资修回潮、向无产阶级猖狂反扑的黑剧组。试问这个黑剧组是怎样产生的？它一出现，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复辟之夜，大演封资修旧戏，让牛鬼蛇神重登舞台，群魔乱舞，妄图复辟！

　　大字报又批判，《常青树下》的剧本是彻头彻尾颂扬“中间人物”的剧本，就连地主分子也被写成了在舞台上获得热烈掌声的人物。试问我们广大工农兵的掌声是献给谁的？是献给阶级敌人的吗？岂非咄咄怪事！这样的一个基础如此荒唐的剧本怎么可能加工提高？又怎么有资格代表全地区近千万革命群众参加全省会演？

　　大字报还披露，《常青树下》剧组的演员队伍阶级成分严重不纯。尤其是主演李春燕，她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赵馆长一支接一支借劣质香烟消愁，不停地摇头苦笑：“什么‘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李春燕家三代贫农，她家有个远房亲戚是地主成分，但是从来没跟她家沾过边儿。”

　　最可怕的罪名是“黑剧组”。“月黑风高，复辟之夜”，太严重了，太可怕了！是谁当了“王连举”，透露了那天晚上内部演出的机密，是文化馆内部的人吗？

　　赵馆长决然地摇摇头。

　　“那是谁呢？”我问。

　　赵馆长竟笑了，笑得比哭更难看：“这个人，你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是他，老谋深算呀！”

　　“难道会是杨思文？”胡世楷脱口而出。

　　赵馆长勾下了脑袋。

　　“真是他，这怎么可能？”我像是掉进了迷雾里。

　　赵馆长说：“你俩假装啥也不知道，到地区川剧团看看去吧！”

　　5 事与愿违

　　地区川剧团的里里外外是一片欢腾的景象。

　　这里也贴满了大标语和大字报，但内容与贴在文化馆的截然不同。

　　大标语写道：“苦战一个月，以优异成绩迎接全省川剧会演！”

　　原来地区川剧团早有动作了，而外单位所有的人，包括地区文化局的“糖婆婆”，全都被蒙在鼓里。

　　全省拟举办川戏会演，最早得到消息的人不是“糖婆婆”，而是杨思文。全团上上下下紧急动员，意志高度统一，保密措施空前严密。剧团迅速成立了剧本创作小组，指导创作的人当仁不让是杨导演。剧本名字叫《风展红旗如画》，反映的是一家国营铁工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第一号英雄人物是工厂新生的革命政权厂革委会女主任洪霞，由剧团当年的“当家青衣”曲雅芳饰演A角，她之后配备有B角和C角。

　　地区川剧团稳坐钓鱼台，全地区八个县的川剧团为争取参演而厮打得头破血流之时，他们只是冷眼旁观按兵不动，其实早已成竹在胸了。杨思文这个老滑头在全省各地川剧界都有情报网，他得知各地川剧团准备的参演节目，写的都是农村阶级斗争题材，因此他决定本团出奇制胜，写一个工业题材。他又得知各地推出的一号英雄人物都是男角，因此他决定本团的一号英雄人物是青衣行当。他进入了地区会演办公室当顾问，这更为他创造了有利条件。他暗示各个县都把剧本呈送川东片会演办公室，好像他对每个县都关心，其实他们的《风展红旗如画》早已送审并得到川东片办公室姓何、姓方的那两个家伙的首肯了。八个县的剧团你争我斗，都是冤大头！

　　跑到县文化馆发动突然袭击张贴标语和大字报的，是地区川剧团的人马，但是杨思文和曲雅芳都躲在幕后没露面。标语大字报还贴到了地委大院、县委大院。地委、县委都震惊了，唐局长、李局长迅速被撤职，白天到大街上扫街，晚上写检查。扫街的时候，两个人的胸前都挂着一块黑牌子，上写“文艺黑线复辟分子”。

　　地区会演办公室换了新领导，下达红头文件：本地区的参演代表队，由高举无产阶级文艺旗帜的地区川剧团担任，参演节目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风展红旗如画》。

　　“常青树”被连根拔掉了，我和胡世楷不得不与赵馆长告别。来到县城十字街，远远地见到唐局长和李局长在低头扫地，我们不敢上前去打招呼，害怕节外生枝。

　　步行回单位，心情沉重。想起陈桥大队“糯米”支书的期望，不禁仰天长叹。

　　地区川剧团的《风展红旗如画》，如愿以偿地参加了川东片的会演。

　　但是谁也没料到，《风》剧热火朝天乘兴而去，却折戟沉沙败兴而归。

　　自视聪明的杨思文，竟然也被他遍布各地区的川剧界朋友耍弄了，他获得的情报都是假的。情报说各地的剧本写的都是农村阶级斗争题材，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竟然是清一色的工业题材。因为各地的编创人员都懂得兵不厌诈之道，向外放烟雾弹打掩护，都以为只有自己一家是拿工业题材出奇制胜。并且，各地剧中的一号英雄人物也都推出了女角，连身份都大同小异，更别说故事情节了。甚至剧名也撞车，你叫《风展红旗如画》，我叫《红旗漫卷》；你叫《激流勇进》，我叫《中流击水》……

　　川东片会演办公室的负责人何某、方某，曾言辞凿凿向杨思文承诺过，一定力推《风展红旗如画》，但是承诺全是空话，因为他们承诺的对象太多了。

　　省里决定，川西、川东两片，每片都只能推出获得一、二、三等奖的剧目参加省城会演，因此川东片的竞争也激烈无比。各参赛团毫不留情地向其他团开展批评，其混战的境况，比在地区招待所的剧本讨论会还要“英勇悲壮”。

　　《风展红旗如画》被批驳得千疮百孔，血流成河，别说是获奖了，连安慰的话也没捞到半句。演员们回来后垂头丧气，地区川剧团重新变得死气沉沉。

　　我和胡世楷听说这些情况后，不能不幸灾乐祸，嘲笑杨思文这个“王连举”活该倒霉。

　　突然有一天，赵馆长给我和胡世楷打电话，请我俩务必进城一趟。

　　见面后，赵馆长摇头叹息：“杨思文他，走了……”

　　“走了？走哪里去了？”

　　“唉，他，割腕自杀了……”

　　6 扭曲的心灵

　　自从《风展红旗如画》在地区川剧团公开亮相开始排练时，杨思文的身影便消失了。他以请病假为名，回到荣昌县老家静候胜利消息。

　　事到如今，地区川剧团的演职员们后悔莫及：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派人到荣昌，把《风展红旗如画》如何在川东片受辱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杨思文。

　　我和胡世楷赶到地区川剧团，参加杨思文的追悼会。

　　在大门口遇见了赵馆长，他把李春燕和吴建华也带来了，三个人抬着一个花圈。

　　又见两个人向剧团走来，她俩是“唐婆婆”和李局长，胸前挂着黑牌子，肩上扛着扫帚。

　　“唐局长！李局长！”耳边响起撕心裂肺的哭喊，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子迎上前，夺过两人的扫帚扔掉，又撕烂了黑牌子，然后“扑通”一声跪地。

　　“唐婆婆”好不惊慌，忙上前搀扶：“雅芳！你这是做什么？”

　　曲雅芳却长跪不起，紧接着，又有几位年轻女演员，陪着曲雅芳，在剧团门口跪成了一片……

　　曲雅芳泣不成声：“两位好局长，请你们不要责骂杨老师，害你们扫地的不是他，是我啊！”

　　听说省里要举办川剧会演，地区川剧团的演员们坐不住了，望穿双眼，翘首以待。他们一次又一次推举曲雅芳出面做领头人，率领几个主要演员拜见杨老师，请杨老师无论如何，也不管采取什么办法和何等手段，光明正大也好，阴谋诡计也罢，都要保证让地区川剧团万万不可错失良机！

　　杨老师犹豫过，但是禁不住演员们的苦求，不得不撕下脸皮当鬼了。他割腕自杀的时候，用自己的鲜血，在白墙上留下一个歪歪扭扭的“耻”字……

　　“到县文化馆去贴大字报的是我们，告黑状的也是我们！唐局长啊，不是我们成心想害你们，是我们想演戏，我们整整九年没登过舞台呀！”

　　同曲雅芳一起下跪的几位女演员也都是省戏校毕业的尖子生，她们哭诉说，刚分到地区川剧团时，她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小姑娘，热爱川剧事业。难忘分到本剧团的那天，唐局长还亲自到车站迎接，人人心里感到无比温暖。谁想到进团后还没正式登过戏台，运动就开始了，一年盼一年，盼了九年呀！小姑娘盼成老姑娘，嗓子都盼破了啊……

　　更可怜的是曲雅芳，这位当年光彩夺目的“白素珍”，九年来天天早起在川剧团院子里练声。头三年姐妹们听她练声是听她唱，后六年听她练声是听她哭……

　　“唐局长！唐婆婆！”曲雅芳声泪俱下地叫道，“你们打我吧，打我耳光！是我坑害了你和李局长，还有那么多的好人！要扫地，该我去扫！”

　　“唐婆婆”慌忙摆手：“雅芳可别这么说，我明白，我们心里全明白！扫地，我和小李继续扫地不要紧，可是你们千万别抢这扫帚，任何事都与你们无关！都别哭了，哭坏了嗓子，今后谁来唱川戏呀……”

　　追悼会开始。哀乐声中，我和胡世楷向杨思文的遗体三鞠躬。回头看，只见李春燕和吴建华也与曲雅芳她们抱成了一团，号啕大哭。

　　责任编辑 成林 文/杨世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