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长”小平的凡人生活

　　寻找邓小平北京故居

　　香港回归那一年是1997年，原本很多人都在为那一年香港回归而欣喜期盼之时，没想到，2月19日，一个噩耗传来。

　　夫人卓琳捧起丈夫的骨灰撒向了大海，为邓小平这不平凡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句点，但是他以掌权者中罕见的质朴与低调个性，以破除个人崇拜、推动思想解放的不懈努力，以“白猫黑猫”、“摸石头过河”的朴素言辞，引领中国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的步伐并没有停止。

　　故居寻迹

　　在地安门内大街路西有一条米粮库胡同，胡同东口一块蓝色的牌子上赫然写着“军事管理区”几个大字，往前走不远便看见有一处灰瓦高墙、绿荫满庭的院落（米粮库胡同1-3号院）。院落的大门紧闭着，门上有一处留有观察用的活动小窗，不时有军人打开那处小窗观察外面，墙上也没有门牌号，看起来这里的军事戒备还很森严。

　　1923年，光绪朝刑部主事陈宗藩在米粮库胡同东口内路北(即米粮库胡同1号院)，置地十余亩，自行设计，建成一座花园式的住宅，取名“淑园”，园内有山池荷塘、花木极盛。30年代以前，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北大教授傅斯年均先后在淑园住过。到了民国中后期，为中国天主教大主教于斌所住。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东山再起回到北京后，就搬进了这处院落。在这里，他度过了整整20个春秋的晚年时光。这20年，邓小平全家度过了令家人最为留恋的日子；也是这20年，院门外的百姓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故居从外围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长约七八十米宽，五十多米深，院子里古树参天。听周围的邻居说，八十年代时，经常有解放军战士在胡同口警卫。有时邓小平上班，还会打开车窗和邻居们打招呼。

　　故居里是一个两进的院子，当时外院子是秘书们办公的地方，里面住着警卫、司机和其他办公人员，邓小平和家人住在里面的院子。院子里还有两棵松树，枝叶交织，难分彼此。邓小平的儿女们认为，这两棵树象征着父亲和母亲相依相伴，又因两人同属龙，儿女们便为两棵树取名“双龙树”。

　　规律起居 毅力惊人

　　晚年在这个院子里生活的邓小平，起居非常规律。邓小平的长女邓林曾经想拍“邓小平的一天”，结果尝试了好几次，都失败了。因为父亲的生活太规律，太普通，觉得拍出来的东西没什么出彩的地方。父亲每天早上起来吃饭，吃完饭看文件，然后散步、看报，看完报又该吃饭了。下午午睡，起床后看录像或者看书、打桥牌，晚上看看电视，觉得跟老百姓一样，太普通了。

　　邓小平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4点，基本上文件都看完了，就在院子里走个十来圈。早年的时候，散步都是走20多圈，后来邓小平年纪大了以后，一开始规定18圈，最后15圈，10圈。散步的路线就是从房门出来，逆时针沿着院子里水泥路的外圈走，绝不走里圈，拐弯的时候也是拐直角，永远是走最外圈。陪他的人走内圈，他就说：偷懒。圈数邓小平都自己数着，走路时极其认真，一句话不说，护士跟在后面。夫人卓琳一开始也跟着，但是他走得太快了，最后作罢。

　　沿着这条路散步，既是锻炼身体，也是思考问题。散步的习惯他保持了几十年，风雨无阻，从不间断。甚至在政治环境最恶劣的时刻，也是如此。著名的“邓小平小道”，就是他谪居江西时，在没有路的地方一天天、一步步走出来的。

　　平时邓小平还喜欢打桥牌、打台球。他打得很好，打桥牌有的时候还跟国家队选手打，他的记忆力惊人，数学计算能力，心算、口算能力极强。经济数字几乎过目不忘，打桥牌也是，特别会算牌。

　　清晰思维 工作高效

　　曾经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新华社摄影记者有一次在北戴河想给邓小平拍张办公照，他勉强摆了个坐在办公桌前办公的样子，说：“我从来不这样办公。”

　　原来邓小平晚年不习惯正襟危坐地在桌前办公，平时他喜欢坐屋角的卧榻或沙发，腿放在脚凳上批文件，旁边茶几上放着茶杯、眼镜、放大镜。孙子、孙女爬在地板上玩剪纸、堆积木，各得其乐，互不干扰。

　　邓小平做每一件事都很专心，工作的时候，效率很高，处理文件也比较快，从来不压文件。当年美国记者华莱士问他说你一天工作多长时间，邓小平回答说一天工作两个小时，华莱士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实际上邓小平说的工作时间就是他看文件的时间，不包括谈话、开会。邓小平平常还有很多时间是思考，有的时候在看电视，其实根本没看进去，多半都是想他的事。

　　邓小平会见外宾之前，不需要秘书介绍外宾情况，会自己看接待单位准备的相关的材料。见外宾的时候秘书基本都不跟着，也就晚年才跟着。到场以后主办单位通常要汇报情况，他一般都说情况我都了解，然后就跟外宾谈。邓小平和外宾会见的时候，因为他头脑特别清晰，并且说话有逻辑、有条理，不用整理就是一篇文章，所以大使和翻译们也都特别愿意陪邓小平见外宾。

　　博览群书 爱好广泛

　　故居里邓小平生前用过的书房，是一间42平方米的房间。这里有《列宁全集》，也有《毛泽东选集》，还有整套的线装《二十四史》。邓小平最喜欢中国古典史书，特别是《资治通鉴》，家里有两套，其中一套是线装本。他通读《二十四史》，喜欢里面的前唐书和后汉书。他还特别爱看《三国志》。他看书的特点是博览群书，而且爱好非常广泛。

　　房间里的这些书籍都是邓小平生前翻阅过的，很多书都被翻得很旧了，有些已经磨损了。这些书每次搬家，邓小平都会带上。除了中国史书，邓小平还喜欢外国的人物传记，尤其是政治人物的传记看得多，主要是跟二战、跟他自己的军事生涯有关的，比如苏联的朱可夫回忆录等，他很注意地看过。还有国内的比如聂荣臻回忆录等，但他自己不写回忆录。还有就是外国古典小说，西方古典名著都看过，喜欢雨果，特别喜欢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另外邓小平还喜欢看地图，出差总带着两本地图册，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一本《世界地图》，到每个地方都要打开地图知道自己的方位。他还爱看字典、辞典，常看的有《中国古今地名》、《中国人名大辞典》。睡前他还经常看武侠小说作消遣，因为他说，武侠小说最大的好处就是看了记不住，下次还可以再看，根本不过脑子。

　　最后的日子

　　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邓小平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境外的媒体至少一百次说他“病危”，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洒脱。

　　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他一觉醒来，咳嗽不止，令他不能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多年每天进行的这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只好把他送进医院。

　　“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卓琳后来这样说。

　　1997年2月19日，93岁的伟人，心脏停止了跳动。

　　卓琳带着全家人向他告别。四天以前，她就写信给中央，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眼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

　　他的离世祥和而宁静，他的人生则沉浮跌宕、波澜壮阔。他的前半生宛若一只贯穿革命史的架子鼓，和他的同志们用狂风暴雨式的革命掀翻了旧世界；而他的后半生则犹如一把开启改革史的大提琴，在他第三次复出握住共和国方向盘后，他给这个国家指出的新方向是：改革开放。

　　文：陆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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