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荣钊：出不了家，我只有苦行

　　行走这件事，不一定非得是西藏或者环游世界，在“家”走走，也会有一番天地

　　星期六上午的书店，人并不多，橘黄的灯光下，零零落落的几个顾客在闲散地翻着书，书店内设咖啡吧的门口立着“魏荣钊签售会”的牌子，新书的分享和签售将在咖啡吧里举行，咖啡吧的桌子上堆着几摞书，分别是《遇见》、《迁徙》和《遇见北盘江》。偶尔有几个顾客路过这个区域，会停下来细看一下。

　　见到魏荣钊时，他正和书店工作人员在调试投影仪，穿着普通的灰色夹克。时间尚早，签售还没开始，他时不时和周围的朋友聊几句，时不时搓搓手抬起头环视一下咖啡吧，似乎有些紧张。

　　上午十点半，魏荣钊行走分享和签售会开始，咖啡吧里大概聚集了二十来个人。他坐在投影仪前，和大家打了个招呼，然后主持人开始介绍：“他是贵州资深记者、作家，孤身徒步穿越贵州乌江、赤水河、北盘江；他的笔总是站在弱势和正义一边，他的文字具有悲悯情怀和贵州风俗史、文化史价值……”主持人念这些时，他低着头，略显腼腆。

　　主持人介绍完毕，他便开始分享他的行走经历。见多了类似的新书分享签售会，尤其旅行笔记一类的，往往小年轻们站在PPT前，拿着激光笔将各种旅途见闻讲得眉飞色舞。魏荣钊不是，只见他掏出一叠稿纸，一板一眼开始念稿。他2002年秋冬开始徒步乌江，2004年徒步赤水河，2009年徒步北盘江，然后又绕黔边走了一圈，加上之前20多年的媒体经历，让人很自然地以为会见到一个口若悬河的健谈大叔，但他不是。

　　虽然魏荣钊嘴上功夫没有想象中的厉害，但笔下的功夫却不含糊。行走贵州的经历给了它丰富的题材和灵感，如今，他已经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发表文学作品200余万字，作品曾获2005年贵州省首届“乌江文学”奖，长篇小说《迁徙》还曾被提名2009年全国最佳长篇小说。新作《遇见》得到了《当代》杂志副主编周昌义的赞赏：“这部长篇读过了，很长见识，作者真是下了一番苦功夫，与闭门造车的一些作家相比，扎实多了。”

　　他曾是铁杆担道义的良心记者，他说，不管怎样，我的笔永远站在弱势和正义的一边

　　魏荣钊曾在广州、北京、贵州等20多家大大小小的媒体干过记者、编辑，会议起这段记者生涯，他说，最快乐的还是在《贵州都市报》的时候，从1998年到2006年，他在那里度过了8年的时光。

　　在都市报当记者时，他负责的是热线民生新闻，简单的说，就是处理各种读者的电话，而这些电话，多是求助。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魏荣钊，经常因为帮弱势群体说话而遭到报复，他笑笑：“什么恐吓电话、恐吓信不要太多，找上门来纠缠的也非常多。”

　　说着便回忆起报道黑中介的经历，前几年，很多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都会找中介，当时有个女孩子被黑中介骗了钱，工作也没着落，就打电话了救助。他经过调查，确认情况属实，就写了一篇揭露黑中介的报道。报道见报后，黑中介的人找他过去谈谈，说想解释清楚问题。他也去了，“我去到他的办公室，他就把门锁死了，趁我不注意拎出一个啤酒瓶就向我的头部砸来，当场就流血不止。”这还没完，凶恶的黑中介又拿出刀子威胁他，要求他重写一篇更正事实。“那我当然不同意了，随手拿一个塑料凳子抵挡和他搏斗。”后来因为动静太大，外面的人撞开了门，他才得救。说道这里他摸摸头，“那时已经有点晕了，现在都不知道是谁撞开门救了我。”

　　还有一次，他报道一起婚外情引起的杀人案件，中年男子出轨和年轻女孩搞婚外情，因承诺的离婚一直没兑现，女孩一时失控杀死了男子。魏荣钊说：“首先我觉得肯定是这个男的不对，他都结婚了，还玩弄人家小姑娘的感情。再次，人都已经死了，小姑娘也不是穷凶极恶，我就希望能用报道影响舆论，救下活着的人。”报道见报后，死者的妹妹找上门来，“当时听见有人说找我，热线部这样的事很常见，我就出去。只见一个一米七左右的女的，见到我劈头盖脸一巴掌给我打来，当时就打懵了。”

　　他说，不管怎样，“我的笔永远站在弱势和正义的一边，其实新闻不可能完全客观，因为对一个事实，记者肯定会有一个判断，这样你写出的东西多少会带有一定的偏向。”

　　本来想出家的，没想到佛缘不够，变成了行者

　　作为一个负责热线民生新闻的记者，见多了家长里短的纠纷，见多了人间疾苦，就算内心再强大，也难免会受影响，魏荣钊也不例外，他也曾怀疑手下那只笔的意义。

　　说起来，他还曾用报道救过一个布依族女孩的命。偏僻山村的19岁布依族女孩，嫁入夫家因没生男孩被嫌弃，不幸又患上了“左心房粘液瘤”，夫家不管任其等死。女孩的哥哥找到报社救助，魏荣钊了解了具体情况之后写了一篇报道，报道出来后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获得了许多热心人的捐款，女孩最终得以救治。但后来女孩和丈夫离婚，离开老家，女孩的哥哥说是因为“她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多年过去，魏荣钊依然忘不了这件事，“觉得很不舒服，如果当时没救她，她可能就死了，但活下来了，却是这样的结局。”

　　2001年的时候，魏荣钊感觉自己有些看透世事，还动过出家的念头。说罢他笑笑，“可能自己的修为不够吧，跟佛的缘分也不够，最后还是没能皈依佛门。”出不了家，他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离开城市，到大自然走走。“那时整天做社会新闻的选题做得有些疲了，就想换一点新鲜的题材，于是就策划了行走乌江的选题，领导也批准了，我就开始了行走。”

　　魏荣钊说，其实生活中的很多选择旁人看起来不理解，其实于当事人来说很简单，它是一个个因素累积的结果。出生在德江的魏荣钊，从小见惯了江河，对水有种天然的亲近和好奇，“从小我就对这些河流非常好奇：它们从哪里来，又要流到哪里去？”农村的成长经历更让他具备了吃苦耐劳的素质。

　　行走途中，也有很多感兴趣的人想跟着他一起徒步，走到乌江电站时，魏荣钊遇到一个19岁的小姑娘，听了他的经历觉得好奇要跟着走。他本不是特别愿意，“有朋友开玩笑说我‘艳福不浅’，其实对我来说是种压力，那么小一个女孩子，跟我走我得对她的安全负责啊。”没想到第二天小姑娘在乌江大桥上截堵他，说：“魏老师我要跟你走走看”。不得已他只好带上她一起。他回忆道：“第一天走到后半程，又累又饿，她基本是吊着我肩膀走的，晚上找了两个村寨都没找到地方落脚，最后终于找到一个村的村支书家，吃了饭等人家打水来洗脚，她就坐在沙发上睡着了。”之后小姑娘又跟魏荣钊走了一天，第二天走到开阳的马场镇，第三天实在走不动了，魏荣钊就把她送上了回家的中巴车。

　　行走，只是一种存在方式，每个人有权选择自己存在世间的方式

　　途中很多人都想跟他一起走，却都因为受不了旅途的艰苦而作罢。他说：“我徒步江河会尽量沿着河流方向走，你知道贵州的河流很多在峡谷间，很险，有的地方根本没有路，有的地方走上一天看不到一个人。会有一种和这个世界脱离的感觉。”而这样苦行僧似的行走，却让他找到一种平静，“在自然面前，有时候感到自己很伟大，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很渺小。”他说行走只是一种存在方式，是他选择的属于自己的方式。

　　刚开始行走时，他还是《贵州都市报》的记者，在行走途中还要写稿，“都是手写，再找附近的村镇传真回报社。”

　　他的行走笔记，不学究，也不矫情，有水文地貌的描写，也有当地居民的真实写照。可能因为记者职业的影响，大多时候，他都在以一种平静的笔调叙述路上的所见所闻：他写北盘江蕉香码头上的做买卖的布依族夫妇，“手伸进网里抓着一条鱼，朝案板上一砸，鱼蹦跳尺把高，落到地上，尾巴摆几下……”，带着浓浓的生活气息；他写去石门坎追寻英国传教士伯格里的历史遗迹，却因为是省城来的记者，被要“反映意见”的村民“拐”到另一个山村，满是无奈；他去正安探访最后的大儒尹珍的故乡，看到当地近年兴起的“尹珍研究热”，开始反思我们喜爱炒作历史的问题……

　　2006年之前，他是记者，路上的花费还能报销，“其实我很节约，行走乌江就花了2000块，赤水河才1000多。”从那之后，他辞掉记者的工作，行走都是自费。走完了贵州的三条重要河流，走完了黔边，他说“走多了，贵州人一开口，我就知道他是贵州哪里的人。”曾经记者的身份给他带来了很多便利，“一般所到之处老百姓都会很热情，有的会拉着你告诉你很多当地的历史啊，现状啊。一开始他们可能会害怕，也会怀疑，但总的来说很友善，也帮了很多忙，主要是带路。”

　　现在魏荣钊在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办的人大论坛杂志社担任编辑部主任，业余时间从事写作。至于下一步还要不要走，他说“还没定，要看机缘。”

　　当天来参加签售的人并不算多，他自己打趣：“要是韩寒和郭敬明来就肯定不是这样。”很多此类的签售会，作者会邀请很多朋友捧场，他没有，只有两三好友到场助阵。他说：“我故意的，想试试就简单的登个报，也不可以拉朋友来，看看会来多少人。”

　　当天，他7岁半的女儿在书店楼上的舞蹈班学跳舞，但始终没有出现在现场。看得出，他对此多少有些失落。他坦言，因为夫妻离异，前妻对女儿有些控制，“之前我打电话给女儿了，但现场没见到，她可能是顾忌她妈妈的感受，我理解。刚才她打了个电话告诉我说‘爸爸我走了’，不知道是来看了一眼走了还是干脆就没来，其实我只是想让她大概了解一下，看看爸爸在做什么。”

　　文丨本报记者 张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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