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共党人：历史的失踪者

　　蓝博洲笔下那些为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台共党人，或在刑场上结束了短暂人生，或在牢房中度过韶光华年，然而因为政治禁忌，他们的故事一度被掩盖、扭曲。那是整整一代被消灭的历史

　　1968年元月26、27、28日，作家柏杨在《自立晚报》自己所开的《挑灯杂记》专栏里，连发三篇文章，喟叹名叫杨扬的青年厌世轻生。

　　事情的起因，源于元旦当日，柏杨接到一个莫名电话。

　　对方自称检察官，说有人在旅社自杀，留有一张指名给他的遗书，请柏杨前去验尸。

　　柏杨赶到旅社，看到死者在遗书中写道：

　　柏老：

　　以你老的盍（盖）世聪明，大约不难想象，我是谁了吧！现请你马上转告华银那个刘启光小子，当年在夏（厦）门的朋友的孩子自杀。吾父自被执法以来，该小子从未到过我家，料想为我花一点钱也不感到心疼才对罢！以往，感谢你的鼓励，特此为谢！吾父为张志忠，除了要刘董事长为我火葬，别无他事。

　　奖券两张，请柏老核对。

　　杨扬（思中）上

　　仔细回想，柏杨终于记起，杨扬是他的一个读者，去年十月间，曾写信给他。信中杨扬问了两个问题：是不是没有兄弟或父母已死的人，可免服兵役？如现役中，有上列事项，是否可申请退役？柏杨因此推断，杨扬十有八九正在服役。

　　因杨扬在遗书中托付“要刘董事长为我火葬”，柏杨试图找到华南银行董事长刘启光。刘先是在电话中表示与杨扬并不相识，多半是穷苦人“打秋风”。只是当晚，刘再次致电柏杨。可惜那时后者在巷口与人下棋，刘启光听后，匆匆挂断电话。

　　此后，柏杨在殡仪馆见到从嘉义赶来的杨扬叔父张再添。他问及，为何杨扬之父姓张，张再添解释杨扬的祖父本姓杨而入赘张家，杨扬从祖父姓。

　　元月三日，杨扬火葬。他的故事似乎到此为止，但他的遗书却存有疑点：杨扬与华南银行董事长刘启光地位悬殊，但言语为何颇为不敬？其父张志忠与刘启光有何交往过节？另外，张志忠为何“被执法”？

　　柏杨毕竟不是研究台湾现当代史之人，他并没有深究这一扑朔迷离的事件。直到多年后，种种疑团才被台湾作家蓝博洲逐一解开。

　　1993年末，蓝博洲几经查访终于来到台湾嘉义新港至云林北港公路旁的一处荒冢，那里长眠着的正是与“遗书事件”相关的，死于上世纪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的共产党人张志忠、季沄夫妇，以及他们留在人间后来却自己结束生命的孩子杨扬。几十年来，没有外人寻访这处荒坟，这对夫妻仿佛湮没于黑暗中的“历史失踪者”。蓝博洲历经十余年调查采访，以国民党档案资料、不同当事人回忆及其他线索为据，写就报告文学《台共党人的悲歌》（以下简称《悲歌》），让隐匿的往事重回公众视野。

　　《悲歌》一书1994年即已完成初稿，但蓝博洲用近20年的时间对其增补修订。2012年，该书在台湾出版，今年7月大陆版面世。书中借由台共党人张志忠一家三口的命运，勾勒出近现代史上的台共沉浮。

　　彻底的革命者

　　在《悲歌》几易其稿的近20年时间里，笔耕不辍的蓝博洲，将自己的写作题材始终聚焦于台湾19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为采集幸存者的历史证言，他几乎走遍台湾城镇乡村，以及中国内地、香港、日本等地，一步步建构那些被历史遗漏的片段。按其说法，张志忠是他所寻访还原的台共党人中最难写，但又是不可绕过的人物。

　　之所以难，在于，作为一个成熟的地下工作者，原“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武装部长张志忠是“彻底的革命者”，蓝博洲说，张志忠隐姓埋名，非常低调。“几乎不留任何笔记、照片，我所看到的国民党档案也有很多不确定之处，比如他的家乡就是不真实的。”

　　但蓝博洲却如侦探般循线进入、剥茧抽丝、逐条比对，最终还原出张志忠的人生轨迹。

　　1910年出生于日据下台湾南部嘉义一户赤贫农民家庭的张志忠原名张梗，与1920年代的许多台湾学生一样，10岁的他在大陆读中学，并投身学生进步运动。此后他一度回到台湾宣传、发动共产主义运动，被捕后装疯卖傻得以逃脱，此后前往大陆参加抗战。1932年，张志忠由台湾农民组合领导核心成员侯朝宗介绍加入中国革命互济会，而侯朝宗在抗战爆发后改名刘启光。此人正是张志忠儿子杨扬在留给柏杨信中，提到的那位台湾金融界头面人物。1939年张志忠在延安抗大受训后，赴刘伯承部（八路军一二九师）冀南军区敌工部，从事对敌宣传。

　　抗战胜利后，张志忠携新婚妻子、同为中共党员、祖籍江苏的季沄秘密回台，并与台湾岛内谢雪红、杨克煌、吴克泰等“老台共”建立了联系，指导其工作。回台后的张志忠化名杨春霖，或许这也刚好可以解释，其子为何名杨扬。

　　经过对原有组织的合并改组，由张志忠参与组建的“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其担任委员兼武工部长，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的工作。也就在这一年，张志忠批准由吴克泰介绍的李登辉加入共产党。“二二八事件”后，张志忠接管东石乡的拘留所，释放犯人，并继续组织嘉南群众武装斗争。1949年12月31日，张志忠被捕，数次坚决拒绝劝降，于1954年3月12日被执行枪决，时年45岁。

　　在蓝博洲看来，在重述还原台共党人的人生故事时，之所以不可绕过张志忠，原因在于，当时中共派遣来台组建工作委员会的共有4名党员，除张志忠外，还有蔡孝乾、洪幼樵、陈泽明。4人于1950年前后全部被捕，但只有张志忠一人拒不自新而被杀害。“他是一个标杆。”蓝博洲说。

　　“翁泽生、王万得、蔡孝乾、侯朝宗、秋山良照、李登辉、谢雪红等各色人物，他们经由不同的道路参加过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又在残酷斗争的时代走上了各不相同的人生道路；奋斗、牺牲、坚守、疏离、投降和背叛是描述这一时代不同政治选择的基本词汇。张志忠和他们的交往，以及各自的人生轨迹，共同折射出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曲折、复杂的现代历程。”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在《悲歌》一书序言中所写的以上几句，或许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张志忠在台共谱系中的重要位置。

　　蓝博洲同时认为，中共在台湾的暴力起义、武装割据等组织活动，恰是从张志忠抵达台湾而开始，以张志忠牺牲为结束。与其观点形成对应的是，“老台共”吴克泰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这样记述，张志忠“回台湾以前，以为‘老台共’会掌握一部分武装，回来一看，什么也没有，很遗憾……一切都还要从头做起。”

　　综合各方口述及可查资料，张志忠“潜伏”至台湾后，不仅将中共在台工作“从头做”，且逐步推进。尤其是，当历史的洪流汹涌至1949年，台工委更是决定，把迎接解放的政治口号转为配合解放。

　　首先的行动，就是要向国民党展开政治宣传攻势，鼓励台湾人民起来抗争，配合人民解放军登陆作战。

　　国民党“安全局”机密要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所记录的一幕或许可为台共党人的行动，提供佐证：七月十一日，一夜之间，共匪在台湾全岛各重要地区，普遍散发反动传单，张贴反动标语……匪党此一反动宣传攻势发展之迅速，地区之广泛，以及匪徒甘冒危险，不惜牺牲之“革命热情”的高度发挥，表面上似乎在证明共匪在台不仅设有庞大完整之组织，拥有广大群众，且已赢得群众之爱戴及坚定之信仰。

　　拒不自新，坦然赴死

　　当时间进入1949年夏季后，张志忠的组织活动也更加紧张而活跃，如开办集体训练班，挑选积极分子策动进入山区，设法购买枪支弹药编组小型武工队，开展地下武装活动，形成游击根据地之雏形……

　　12月，在竹南地区的干部学习班上，张志忠还以“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为题，讲述了共产党员在台湾目前的形势下应如何联系群众、领导群众。

　　当年参加此次学习班的刘云辉，多年后面对采访他的蓝博洲表示，张志忠“沉着、谦虚，不讲空话”，“不会表现出一副上级指导员的权威姿态”。“他不会吹嘘一些大道理，而是看具体的对象，讲一些对方听得懂的话……我听说，他从少年时候就参加革命，光复后从大陆回来台湾，尽管回到家乡，却也没有踏进家门一步。他是搞地下工作的，由此可见他革命的彻底性！”

　　但就是这样一个同志眼中具有革命彻底性的人，在国民党相关资料中，却有其“转向”记录。1950年5月14日的“中央日报”登出张志忠、蔡孝乾、洪幼樵、陈泽明4名“匪首”照片与“亲笔签名”的《联名告全省中共党员书》，称“愿最后以台湾省工委的资格，对全省中共党员进一忠告，希望大家立刻依照政府规定的自首办法，自动交出一切组织关系，以迅速终结整个案件，而澄清台湾的社会局面……”

　　依照蓝博洲的判断，如果张志忠真的在这份“转向”联名文告上签字，且和蔡孝乾、洪幼樵、陈泽明三人一样，确实叛变，为何他人能够苟活，独他难免一死？

　　在进行多方采访后，蓝博洲确认，张志忠当年非但没有“转向”，反而坦然赴死。

　　曾与他同监的狱友陈其昌记得，张志忠每天一早起来，总是如常地唱《赤旗歌》或《国际歌》来鼓励其他难友；并且仍安静地阅读狱中只能看到的共产主义批判之类的书。他和陈其昌说，每天都等着他们来枪毙自己。“我听说，张志忠临死之前的表现不但让其他难友感到敬佩，而且也赢得了刽子手难得的尊敬。”陈其昌对蓝博洲回忆。

　　“老台共”吴克泰在其晚年回忆文章里，也认定张志忠是台湾地下党的铁汉，据说，甚至蒋经国亲自到保密局监牢多次劝降，张志忠不为所动，只求速死。

　　亲历者的讲述，让张志忠“转向”之说不攻自破。而“中央日报”当年所刊出的4“匪首”照片，其实也让张志忠的“叛变”显得缺少说服力--照片中的他，四方脸上流露着一股坚毅的深情，甚至对着镜头露出一种不服气的微笑。

　　在蓝博洲看来，生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张志忠，从年少参加中国反帝运动，一生的理想与实践都饱含爱国主义，他死于壮年的人生反映了台湾人民追求进步的奋斗史。

　　张志忠的妻子季沄先于他在1950年11月被枪决。据说，季沄江苏老家的亲人直到1950年代晚期才闻此噩耗，她母亲到死都难以释怀，“领导不该派她去台湾做地下工作”，因为季沄脸上有天花痊愈后留下的痕迹，而当时台湾人一出生即种牛痘，稍加分析便可知她是从大陆来的。

　　“我们前面还有这样的台湾人，有这样无私的人格和理想主义”

　　张志忠并非台共党员中的唯一“硬汉”，蓝博洲刊载于《人间》杂志的第一篇非虚构报道《美好的世纪》中的主人公郭琇琮，同样也是从容赴死的台共党人。

　　出身台北士林望族的郭琇琮生于日据时期，有着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曾因成立反日学生组织被捕入狱。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对国民党腐败政权深感失望的郭琇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这位台湾青年领袖被捕并遭杀害。

　　37年后，当时还是《人间》杂志记者的蓝博洲，偶然发现了这段尘封的历史，辗转找到郭琇琮遗孀林雪娇女士。

　　1987年春天，政治禁忌犹存，蓝博洲记得，林女士“是怀着一种当时的我可以约略理解到的复杂心情，非常有条理地向我忆述她所知道的，郭琇琮三十几年的生命岁月。”蓝博洲发现，老人经常会在讲到关键处时，忽然停顿，并以一种怀疑、犹疑的眼神盯着他，“那眼神仿佛告诉我，她正揣摩着：‘下面这些话，到底该不该讲？’”

　　当和林女士熟识后，对方才告诉蓝博洲，自己所讲的从来没有让她的独子知道，她之前甚至怀疑，“这个年轻人会不会是警总派来摸底的特务？”郭琇琮与林雪娇的独子很早就去往美国生活，据说他是在看到蓝博洲的报道后，才得以了解父辈的往事。

　　依林雪娇讲述，临刑前一天，郭琇琮在写给妻子的小纸条上写着：把我的尸身用火烧了，洒在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也许可以对人们种空心菜有些帮助呢！

　　正是郭琇琮的生命史，激起了蓝博洲探寻1950年代白色恐怖历史真相的热情。“我看到我们前面还有这样的台湾人，有这样无私的人格和理想主义。我决定，之后的人生专心把郭琇琮这样的革命者一个个找出来。”

　　在这样的目标下，蓝博洲笔下，与郭琇琮同一时代具有革命理想的台共党人从历史深处依次“复活”。而这些报告文学相继发表后，一些隐遁在台湾各角落的幸存的1950年代政治犯开始主动找到蓝博洲，希望他能够继续采写他们所敬佩的牺牲者。这当中包括青年李登辉的左派好友郭明哲。蓝博洲记得，有一次，在谈到李登辉的转向与郭老的坚持，以及两人因此不同的人生际遇时，自己故意笑郭老“教条”，老人却认真强调：“人必须有所坚持！教条也好！总比丧失灵魂好。”

　　“当年那些台共党人，的确也有叛徒、也有投机者，但整个时代的主旋律却是充满政治理念与政治信仰。”蓝博洲说，他所接触寻访的那些人，他们的理想与无私，他们被枪决前慷慨就义的态度，是一个时代的精神、一个时代的发展脉络。

　　把被湮没的挖掘出来，把被扭曲颠倒的倒正过来

　　像郭明哲老人这样，主动联系蓝博洲的白色恐怖亲历者并非多数。更多的受访者最初对蓝博洲都充满猜疑与恐惧。

　　有一次，蓝博洲找到了一个采访人的电话，但依照经验他不敢贸然打过去，“如果打给他他不会相信我，因为他不认识我”。此后，蓝博洲几次到对方所开诊所门前徘徊，想按门铃，却又放弃。“他的诊所在台北一家舞厅旁，每天傍晚跳舞小姐都怀疑我想进去跳舞，又不敢。”隔了很久，蓝博洲才找到合适的采访介绍人。

　　但有介绍人，也未必每次都能被受访人接纳。有位老先生，希望蓝博洲能够帮忙写自己牺牲难友的故事。两人刚向难友儿子说明来意，就被对方臭着脸骂着赶出门。之后，老先生又带蓝博洲找到另一个牺牲难友的家，对方倒是应允了采访，只是好奇蓝博洲写这个，到底能赚多少钱？

　　依照蓝博洲的采访经验，许多牺牲者的下一代往往在听其叙述父兄的生命史与理想时，感情颇为波动。“许多牺牲者的下一代总是一再强调，当时属于台湾知识阶层的父兄是社会的菁英，绝对不是什么‘匪徒’。”

　　这种否定父辈牺牲的意义并取消他们的历史，或和台湾长期的反共教育有关--谁都不愿意被扣上“匪谍家属”的帽子，因为一旦扣上，在整个陷于恐共心态的社会中，他将会遭受极大的社会岐视与排斥。

　　而这或许刚好可以解释张志忠之子杨扬为何选择结束自己生命--张志忠的弟弟张再添曾对蓝博洲说，“我知道，小扬十二分不愿意去当国民党的兵，而他在部队也常常受到欺负。我认为，这应该是他自杀的原因吧！”

　　谈及一些受访者的冷漠与不配合，蓝博洲表示，“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历史，后来在国民党当局刻意加以掩盖扭曲的政治控制下逐渐失落。在严厉反共的社会气氛下，为了生存，大部分当年幸存的受害者也都刻意遗忘那段被侮辱与被伤害的历史记忆。所以，那段不契合当代意识形态主流的历史也就渐渐地被人们遗忘，台湾社会因此成了一个对历史集体失忆的病态社会。”

　　蓝博洲所做的，就是希望人们重视那段被整个社会有意无意遗忘的过去。

　　“从世界史的宏观来看，台湾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是在国共内战与国际冷战的双战结构下产生的历史悲剧。据保守估计，在长达五年（1949年至1954年）的恐怖期间，至少有三千名以上不分族群、省籍与性别的共产党人、爱国主义知识分子、文化人、工人和农民遇害，并有八千人以上的民众被投入十年以上到无期徒刑的牢狱之中。”

　　但蓝博洲说，他不同意也不喜欢，很多人在谈论白色恐怖时使用“冤假错案”这种措辞。“如果有所谓‘冤假错案’，那就有真的该死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人就该死？”在其看来，许许多多生于日据时期的台湾左翼运动前辈，一直在寻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道路，从相信无政府主义，到社会主义，到参加共产党。“这些人到了1949年以后，就因为在内战中失败的当权者从大陆逃来台湾，所以就该死？这没道理。”蓝博洲表示，更何况，在那个年代，共产党不是一般人可以参加的，是要优秀的、有理想的人才行。他以前在农村采访时曾听农民讲，在学校教书认真、对学生好的老师，一定是“匪谍”。

　　因为常年研究台共、关注白色恐怖时期的历史，蓝博洲说自己被扣上“统左派”的帽子。加之台湾“反共”意识形态至今未能得到彻底清理，他的写作一直被边缘化。但是偶尔会有一些“台独”派教授，指导学生来挑蓝博洲书里的错误，只是那些学生后来很不好意思地对他说：看了书，被历史感动了。

　　蓝博洲觉得，台湾的统“独”问题很大程度肇因于历史被断裂、湮灭和扭曲。他希望借由写作，把被湮没的挖掘出来，把被扭曲颠倒的倒正过来。

　　在《悲歌》一书的后记篇，作者陈键兴这样写道：当人们在“大江大海”、“巨流河”、“太平轮”中回首感怀的时候，不要遗忘了蓝博洲笔下那些牺牲者。或者说，在人们追思从此岸到彼岸的苦难漂流时，也应当补全历史的真实图景，祭奠那些将台湾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的殉难者、殉道者。

　　（本文参考：蓝博洲《台共党人悲歌》、蓝博洲《寻访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蓝博洲《白色书简与参选记事》等资料。《小康》记者于靖园对本文亦有帮助）

　　台共发展谱系

　　日据时代，台湾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欺凌压迫时，就已有现代民主观念。1928年，台湾共产党成立，因当时台湾是日本殖民地，所以台共成立时是日共的一个“民族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第三国际的一个独立支部，但是，思想上、政治上受中共影响最大。日据时期台湾共产党的成立、发展，与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人民的残酷统治和台湾人民的顽强反抗连在一起。1928年日警反共大搜捕，老台共人四散。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殖民地台湾回归中国。1946年初，中共中央派台籍干部蔡孝乾、张志忠等人赴台发展中共地下组织。同年7月，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蔡孝乾任台工委书记，乃岛内共产党活动的最高领导。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洪幼樵任委员兼宣传部长，张志忠任委员兼武工部长。

　　此后，“二二八”发生--1947年2月27日，专卖局人员殴打私贩林江迈引发全岛性民变。那些积极参加“二二八”斗争而幸存的台湾青年学生与社会精英，一方面对白色祖国彻底失望，另一方面也在斗争中认识到日据以来台湾左翼运动的前辈们英勇无私的战斗和牺牲，在发现还有一个红色祖国后，勇敢地加入了由蔡孝乾及张志忠等领导的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1947年“二二八”事件时，台共仅有党员70余人。1948年6月，党员人数已扩充到了约400人。

　　1950年前后，作为台工委主要领导的张志忠、蔡孝乾、洪幼樵、陈泽明4人全部被捕，只有张志忠一人拒不自新而被杀害，其他三人全部转向。

　　蓝博洲

　　蓝博洲，作家，1960年出生，苗栗客家人。在辅仁大学就读时，曾通过杨逵、陈映真两位台湾19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受迫害的进步作家触及社会思潮。他以小说进入台湾文坛，但这二十多年的工作主要集中于揭露白色恐怖的采访与写作，接连发表《沉尸、流亡、二二八》、《幌马车之歌》、《日据时期台湾的学生运动，1913-1945年》、《白色恐怖》、《寻访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作家身影》等报告文学作品。通过写作，用历史真相反驳“台独”派的历史合法性。

　　文｜《小康》记者 罗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