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娃娃”如何回收旧衣服

　　如何在北京网布回收点，是废旧衣服回收的成败关键；30万名拾荒者转为“正规军”，可以成为这个网络的支点

　　2014年最后一天，空气清冷。“废旧衣物回收倡导垃圾分类项目”走进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街道丽湾社区，场面不算热烈。

　　北京市城市再生资源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再生资源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宫方面前的桌上摆着三两组雕牌洗衣皂、一盒卡通铅笔盒和一摞垃圾袋，这是回馈参与者的礼物。偶有居民拎来些旧冬衣，登记、称重后装入编织袋。

　　“几个月前在南苑机场社区，一天回收了934公斤旧衣物呢。”宫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这项覆盖北京西城、丰台、海淀三区175个社区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已试水八个月。

　　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北京市主要经济社会指标穿衣类商品数据显示，每年北京产生废旧衣物约23万吨，床单、被罩等织物类约11万吨。

　　也是在太平桥街道，30岁出头的废品收购者李刚夫妇在狭窄的出租平房内准备午餐——清汤挂面里漂着几根菠菜。

　　不到5平方米的社区一隅是他们的工作区，一辆简易平板车是两人的谋生工具。“那台旧电视是我从屋里搬出来装样子的，”这天上午，“算下来连十元钱都没挣到”的李刚面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神情拘谨却难掩愁色。

　　官方数据显示：北京有30万名李刚这样的社区废品收购者，标配三轮板车和大秤，这支拾荒大军日日上演“垃圾争夺战”。

　　拾荒者、正规垃圾回收机构、数十万吨废旧衣物……应该用何种方式“健康”地串接起来？

　　“北京娃娃”被“误投食”

　　自2014年第二季度开展的“废旧衣物回收倡导垃圾分类项目”由政府资助20万元，再生资源服务中心自筹资金6.492万元。

　　“入不敷出”，再生资源服务中心主任刘泰原向《瞭望东方周刊》详述了资金使用明细。

　　制作3.5万张宣传单、5条横幅、5块展板耗费2.95万元；750名志愿者伙食和交通补助3万元，平均每人40元；“老北京娃娃”设计、制作、运输、安装费6万元，折计每个3000元；运输车3辆，月租3500元，合计8.4万元；活动人员劳务费6.142万元。

　　截至2014年底，再生资源服务中心已回收旧衣50余吨，但相比每年约23万吨的废旧衣物产生总量，只是冰山一角。

　　中国以捐赠废旧衣物为主的经常性社会捐助工作始于1996年，目前已有３万多个社会捐助站点，年均募集废旧衣物过亿件。

　　“民政部门接受捐赠衣服有明确标准，一般要求九成新以上的冬衣类服装。”刘泰原说。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2013年全世界纤维加工总量达9230万吨，中国占据一半以上。

　　以每年每人平均购置5至10件新衣、遗弃3至5件旧衣物推算，“十二五”末中国废旧纺织品累计产生量约为1亿吨，其中化纤类7000万吨、天然纤维类3000万吨。

　　但中国每年的纤维回收量却不足原料的10%。

　　国内第一家持有废旧衣物分类、整理、调剂综合利用执照的企业是2008年成立于上海的缘源实业有限公司。

　　截至2014年11月底，作为上海指定的三家负责回收旧衣公司之一，其回收箱已由最早的28个发展到1800个。

　　上海市计划2014年底各类废旧衣物回收装置达3000个。

　　相较上海2014年前10个月回收超过1000吨的“成绩单”，北京显然处于起步阶段。

　　“废旧衣物回收倡导垃圾分类项目”的“吉祥物”，是一个身着橘红色条纹外衣的“老北京娃娃”。这种外表的回收箱身高175厘米，大肚直径105厘米，能收纳几十公斤旧衣。

　　“光靠工作人员举办宣传活动现场收集废旧衣物，肯定不是长久之计。只有回收网点全面铺开，引导居民主动投放废旧衣物，才能形成长期的旧衣回收机制。”刘泰原说。

　　“老北京娃娃”被“洗胃”或“误投食”的情况时有发生。“前一天还是满满一箱，回收车来收集时却发现所剩无几。”宫方无奈地说。

　　本刊记者打开她旁边的娃娃回收箱腹部取衣口，旧衣寥寥数件，几条破旧内裤赫然在目。

　　上海缘源实业有限公司的“大熊猫”废旧衣物回收箱已出了2.0版本——防冻、防裂、防紫外线，且内部设置40度角倾斜的挡板来防盗——衣物进入箱体后无法再被勾出来。

　　4吨旧衣换一顶救灾帐篷

　　50吨旧衣去哪儿了？

　　“我们分拣出了1500件八九成新的旧衣，清洗、消毒后捐赠给市内农村贫困人员。”刘泰原解释说，剩余衣物以每吨约400元的价格送往再生资源利用企业开浆、破碎、纺纱、织布，换置成救灾帐篷和环保袋。

　　将近4吨旧衣物可以制成一顶救灾帐篷，“我们置换了10顶，每顶约合1200元，比市场价低300元。”刘泰原说，本想捐赠给社区用于防灾减灾，对方却表示“没地方搁”，因为社区并不承担救灾物资储备的功能。

　　剩余旧衣全部用来定制环保袋——帆布质地，简笔勾画着一只胖兔子“粥粥”，上书“俺环保俺快乐”和“more fun，no plastics”的中英文字样。

　　“这些环保袋一部分赠送给旧衣捐赠者，另一部分将被投放到全市100多家爱心超市销售。”刘泰原补充说。

　　已于2014年7月份开始赢利的上海缘源实业有限公司则这样分配：10%比较完好的冬衣消毒后捐赠给贫困地区，或被送到社区爱心编织社重新编织；8%较新夏衣以平均5000元一吨的价格销售到中东、非洲等地。

　　该公司负责人杨膺鸿此前告诉本刊记者，女性胸罩在非洲常受欢迎，出口定价每个0.8元。

　　剩下超过80%的旧衣按毛、棉、化纤、混纺四大类别，分送外地“重生”为无纺布、再生手套、服装、皮革等。

　　杨膺鸿举例说，全新纯羊毛原料价格约为每吨5万元，再生羊毛材料价格约为每吨2万元，如果是成品衣物，价格可能达到每吨15万元。

　　刘泰原告诉本刊记者，在北京市民政局支持下，他们将与北京市接受救灾捐赠事务管理中心合作建设旧衣物回收网络。

　　“一照多点”打造的“正规军”

　　木樨地桥南，距离再生资源服务中心门外的“老北京娃娃”一步之遥，一个就地开张的流动废品回收小摊儿格外刺眼：纸壳箱横七竖八散落在绿化隔离带旁，一位中年女性弯腰码放过秤，五颜六色的塑料饮料瓶散落在她脚边。

　　刘泰原神情有些尴尬。“绿公益，在身边——再生资源回收站点规范建设服务项目”是他和同事们2014年工作的另一部“重头戏”。

　　这项需“在市区社会办、市区商务委、市区市政市容委、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市区工商局、市区纪委、市区城管执法局、市交通委路政局、市交管局、属地街乡镇政府”支持帮助展开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计划在2015年5月30日前，完成1000个再生资源回收站点提供升级改造服务。

　　再生资源服务中心所在的海淀区羊坊店街道办事处是试点之一。

　　“我们对羊坊店街道辖区进行了详细调研，发现无照废品收购点36家，实际经营者100%为外来务工人员，有些已经营达10年之久。”刘泰原说。

　　2014年9月18日，羊坊店街道办复函再生资源服务中心，表示支持其对具备保留条件的站点进行升级改造和规范管理，并作为试点逐步探索再生资源回收站点的新型管理模式。

　　“保留站点均在‘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内，以不影响行人通行、不影响交通为前提，避开居民窗前、河流、党政机关、军事重地和学校等。”刘泰原介绍说。

　　再生资源中心“收编”拾荒大军的技术密码是“一照多点”——在市工商局支持下成立法人企业并在各区县开设分公司，下设多个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开展经营服务。

　　木樨地西北中段处，棉服外罩着绿色工装的李传玉夫妇将刚回收的30公斤瓦楞纸壳箱码放整齐装进印有“城市再生资源”字样的翼开启厢式货车，约4平方米围挡内是还没来得及收拾的塑料泡沫、饮料瓶等。

　　夫妻二人取得在京收废品合法资质所需成本是：设备折旧费每月3000元，货车使用押金每年5万元。

　　相距不过500米，一个无证照废品回收站仍在经营。堆成小山似的各类废品正被分装进“豫”字头牌照的厢式货车。

　　“他们投入成本低，价格比我们高一毛，生意肯定好些。”李传玉妻子抄着手靠在围挡上，望着竞争对手满满一车废品，眼热得很。

　　再生资源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安慰说，“他们马上就要被取缔了。”“什么时候？”李传玉无奈地问。

　　“打黑”、“打苍蝇”

　　《瞭望东方周刊》在丰台区右安门街道见到的废品回收站经营者徐占斌（化名），属于犹豫者的代表。

　　他是河南信阳人，2004年就来北京“捡破烂”。“最早在中关村活动，后来老乡介绍我来丰台，以为有熟人好做生意，哪知这边景气差，晚上还有人偷我东西。”他一边把铝锅铁碗拣出来，一边抱怨。

　　徐占斌一直在托关系想重回中关村，但“根本插不进去，丰台好歹还有停车位”。

　　徐占斌回收废旧报纸、书本和瓦楞纸箱，定价每公斤0.8元，“比别人多一角，一天下来平均能收七八十公斤。”满满一卡车纸盒可卖1000多元，算下来纯利润200元左右。

　　刚到丰台，徐占斌主动找过“关系”，愿每月交二三百元以求“关照”，最后不了了之，“后来我把钱交给中间人。”具体数额多少他不愿意透露，但绿色的“便民服务点”牌子，他说是用3150元“买的”。

　　再生资源服务中心主导的回收站点规范建设工作，已在丰台区两个街道展开。“调研发现西罗园街道有无照废品回收点16个，规范保留5个；右安门街道有黑站点14个，保留4个。”

　　徐占斌的地方并不在保留之列。

　　刘泰原告诉本刊记者，2014年5月，再生资源服务中心和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召开座谈会，研究了“开展再生资源回收站点违法行为监督劝导活动”的相关事宜。

　　“对方表示支持我中心规范建设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刘泰原说，“我们还向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商请，希望联合开展再生资源涉黑专项治理。”后者已从海淀区羊坊店街道入手，开始专项治理试点。

　　其实，徐占斌还挺希望能被“收编”。他坦言“起码有个合法的经营资质，”钱挣得也心安。

　　下午五点，冬天的日头早早西落。“在北京好歹每月收入5000多元，我回不了家。”徐占斌归置妥当，打算收摊回到他居住的地下室。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欣 特约撰稿万宏蕾/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