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儒学为了生活而存在

　　儒学如何让现代人接受？“不能忘了一个道理：生活不是为儒学而存在，儒学倒是为生活而存在的”

　　黄玉顺研究“生活儒学”。他的“标准照”是一张穿唐装的照片，看上去很严肃。其实他经常“呵呵”。在博客上，他和网友互动频繁，基本上有帖必复。有人赞了他的文章，他回道：“呵呵！谢谢！共勉！”甚至写文章跟人论战时，开篇也是“呵呵”。

　　黄玉顺学中文出身，儒学和哲学之外，也写一些谈文学的文章，偶尔也会关心三农问题、计划生育和钱学森之问。他觉得，学文学的好处在于重视情感，而所有理性都是为情感服务的。

　　所以，“爱”成了“生活儒学”的关键词。

　　“生活儒学”是黄玉顺2004年提出的，甫一出炉即受到关注，也引发不少争论。“其实很多人都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基本思考是传统儒学如何和现代性接榫，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黄玉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他看来，当今思想界很复杂，各有立场。如果把儒家放在中间，跟它们都有关系。

　　2010年，黄玉顺从四川大学调至山东大学。他自述：“今吾由‘川’而‘山’矣。昔在川大，固乐水者；今至山大，诚乐山也。然则乐水矣，吾其智矣乎哉？乐山矣，吾其仁矣乎哉？……”

　　“仁且智”是儒家的追求。

　　不诚无物

　　黄玉顺经常被人误解。因为“生活儒学”这四个字太容易让人望文生义。其实他做的是纯理论研究。“把传统儒学的现成理论应用到生活中去，这跟我不沾边。”但他不认为冠以“生活”之名是为了讨巧，“我有一个基本命题：一切皆源于生活而归于生活。”

　　黄玉顺认为，2000年来，古今中外的哲学都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思维模式：用一个绝对唯一的形而上存在者来说明众多相对的形而下存在者，即为说明宇宙万物而寻找一个终极根据，比如上帝、天理之类。但这种模式在现代社会遇到了问题。

　　“一个群体要共同生活，必须达成社会规范的一致，儒家叫‘礼’。但现代社会的人们，形而上的观念区别太大了，有基督教、伊斯兰教、儒家，等等。如果都根据自己的形而上观念来推出一套制度规范，就很难达成共识。”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是走向现代性。生活方式和观念都在变化，儒家古代的社会规范今天很多是不能让人接受的。“《周礼》讲‘诸侯一娶九女’，那样的制度安排，现在有没有人同意？”

　　因此，黄玉顺认为，儒学要重建，不仅是形而下的制度规范，还包括形而上的根基。“我相信儒家的思想资源中，还有更本源的、超越时空的观念层级。所以，生活儒学是把‘形上-形下’的思维模式打破，进入更本源的观念层级，而形成三级观念结构。”

　　除了“生活”，黄玉顺还借用海德格尔的术语“存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区分”，打破了二元对立的“形上-形下”思维模式。在儒家的资源中，黄玉顺找到了对应于“存在”的概念，如“爱”与“诚”。

　　“这种本源性的‘情’就是仁爱，也叫做‘诚’。”《中庸》讲“不诚无物”，“诚就是本真情感，比如儒家讲的爱。”

　　向大众讲生活儒学时，他的办法是举例子。一个常举的例子是母爱：如果没有母爱这种情感显现，这个母亲就不配称为“母亲”，母亲这个主体就还没有生成，所以，是母爱这种生活情感给出了母亲这个存在者。“‘情’是生活存在的直接显现，是存在者化的‘性情’的本源所在。”

　　另一个例子是给大学本科生准备的。通常以为，先有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然后才有爱情。他告诉大家：这里谈的不是男人女人的问题，而是恋人，所以刚好相反，不是恋人产生了恋爱，而是恋爱生成了恋人。没有爱情的涌流，恋人是不存在的。因此，一切的存在者、主体性都是由爱给出的。

　　大学生们听得似懂非懂、若有所思。

　　黄玉顺常说，“生活即是存在，生活之外别无存在”，这是他的基本命题。但要把“生活儒学”讲明白并不容易。你必须懂一点西方哲学，然后一层一层往上推，有点类似《盗梦空间》的推理游戏，稍不注意就会走岔。所以有朋友私下跟他说，“老黄，你那玩意儿我看不懂。”

　　“呵呵，我也没办法，因为这不符合人们2000年来形成的思维习惯。”黄玉顺说。

　　儒家不是儒教

　　黄玉顺被认为是“儒学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对外界的批评看得很清楚。“一些自由主义者老跟儒家作对，不过他们很多地方还是说得对的，虽然有时张冠李戴，把帝国时代的儒家伦理扣到孔子身上。”

　　自由主义者所批评的，也是黄玉顺反对的：原教旨主义。在他看来，当今儒家的光谱很复杂，什么倾向都有，其中一种就是原教旨主义，只恪守传统，不作现代性转换。“我的态度很简单：继承传统，但要进行观念转换，重新诠释。”

　　事实上，当代儒家有两大派别：儒教派和儒学派。前者认为儒家本质上是一种宗教，后者认为儒学本质上是一种学说。或许，这两大派的合力才是当代儒家的完整面貌。

　　关于儒家是不是宗教，是否要建制化，曾经发生过一场论战。黄玉顺写了一本书《儒教问题研究》，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的观点很明确：反对把儒学宗教化。

　　在他看来，儒家没有这个功能。在传统社会，儒家是一种很特殊的身份。“打比方说，佛教、道教，包括西方传来的宗教，相当于运动会的运动员，而儒家就是裁判。如果各大宗教是演员，儒家就是导演。儒家设定一个框架，各宗教在里面活动。”

　　自古以来，儒家不仅解决个人的安生立命问题，还积极入世，干预社会。而现代社会，“政教分离”是一个基本原则。“如果把儒家搞成一个在民政局注册的宗教，怎么干预现实？儒家‘外王’的方面就完全失落了。”黄玉顺说，“同时，‘内圣’方面——对个体的安顿，儒家从来不诉诸‘灵魂不朽’的来世。而其他宗教有上千年的传统，儒家是竞争不过的。”

　　一些儒者认为，当前农村的凋敝是因为失落了儒家的规范。黄玉顺有不同看法。“现代化导致城市化，这个趋势是无法遏制的，传统农村肯定要消亡，如果把儒学跟农村捆绑在一起，儒学就必然要消亡。因此，儒家必须和城市接轨。”

　　他对城市社区儒学充满兴趣，觉得前途不错。

　　几年前，曲阜建教堂事件沸沸扬扬。黄玉顺坚决反对建教堂，却未在联名反对的意见书上签字。“曲阜建教堂不在于基督教的炽热，而在于中华文化主体性自己的沉沦。”他不希望政府用公权力来激活孔庙等“儒教道场”，而是主张儒家“反求诸己”，“彻底解决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危机问题”。

　　黄玉顺发现一个规律：在东亚儒家文化圈，经济起飞、现代化第一阶段完成以后，宗教就会复兴，但一定是经过现代转换的宗教，而不是原教旨的。他认为这对于儒学有借鉴意义。

　　儒学如何让现代人接受？“不能忘了一个道理：生活不是为儒学而存在，儒学倒是为生活而存在的。”他说。

　　国学热中无国学

　　《瞭望东方周刊》：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学热，目前仍在继续，你对此有何看法？

　　黄玉顺：我写过一篇文章《中国学术从“经学”到“国学”的时代转型》。从汉武帝设五经博士、经学兴起，到大清帝国结束，经学是帝国时代的特定产物，是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统治一切学问的学问。现在很多号称搞“经学”的，其实是以西方实证主义的方法研究“经学史”，那不是经学，而是史学或者文献学的研究。

　　国学是现代性的，它对其他学术在意识形态上发挥统帅性的作用。现在把研究传统文化的都叫“国学”，这是不对的，大学里的“国学院”其实是文史哲研究院。真正的国学还没有建构起来，所以我说“国学热中无国学”。

　　《瞭望东方周刊》：你有一句话“人天然是儒家”，怎么理解呢？

　　黄玉顺：“人天然是儒家”是说，人天然就有爱的能力。有人说：基督教也讲爱啊，你为什么不说“人天然是基督徒”？我回答：因为基督教把上帝、而不是把爱看作一切事物的本源。唯有儒家才把爱看作本源。众多的思想流派中，除了儒家，找不出第二家是这样的。在这个意义上，人天然是儒家。

　　《瞭望东方周刊》：你为什么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孔子的全部思想？

　　黄玉顺：因为这句话概括了人类所有观念的三个基本层级：生活感悟、形而上学、形而下学。核心在“立于礼”，就是建立制度规范。但礼是形而下的东西，需要形而上学为之奠基；形而上学又须本真的生活情感为之奠基，这就是“兴于诗”；礼是强调人和人之间的差别的，这就可能导致不和谐，所以需要“成于乐”，即超越礼、回复到本真的情感。

　　儒家跟各派不同，最关心的问题是群体的生存秩序、制度安排，这在儒家的话语里叫“礼”。“立于礼”有两层意思。一是“克己复礼”。“不学礼，无以立”——不遵守游戏规则，就没法在社会上立足。更深一层的意思是：不同时代的礼是变化的，这叫“礼有损益”。生活方式的转变要求不同的制度安排。比如中华民族曾经很需要帝制，在帝制下创造了很辉煌的文明，但到后来却积贫积弱，说明生活方式转换了。

　　道德是被建构的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的儒学复兴运动，有时候是否过于强调“礼”，而忽视了“损益”？

　　黄玉顺：确实有这个倾向。把儒家古代的“礼”照搬到今天，那是不对的。把“礼”看作根本，就会“以礼杀人”。并不是说凡是古代的规范都不能用，而是说它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已经不合时宜了。很多人认为，中国目前的许多问题是失落了传统美德造成的。一个常见的说法：道德滑坡。这样的看法是不对的，很肤浅。古代有很多道德规范，都是今天不该用的。

　　美国一个研究儒学的女教授，对儒家原教旨很感冒，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说：你这人很不道德，因为你一来就跟我握手，“男女授受不亲”啊。她当时感到很震动。

　　《瞭望东方周刊》：儒学容易出现一种“道德主义”的倾向，即认为儒学、传统文化是一套伦理道德。你怎么看这个倾向？

　　黄玉顺：我不赞同泛道德化。什么叫道德？我们一直把“伦理道德”合起来用，却从来没有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所谓道德，其实就是对既有社会规范的遵守和认同。但既有的社会规范是不是都该遵守和认同呢？这就是一个问题。

　　对行为进行道德判断的根据就是社会规范、伦理规范，就是礼，这是“行为正义”问题；但这种道德判断的前提，则是这个社会规范本身是不是正义的，这是“制度正义”问题。社会转型了，“礼坏乐崩”，是因为有的道德规范确实不能用了，但新的道德规范还没建立起来，所以无所适从。

　　我跟一个美国人谈，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人和北方人对道德的认识就不一样，因为生活方式不同。一个北方人流落到南方，要遵守南方的道德规范吗？不遵守就把你关起来，甚至杀掉。所以，道德没有那么崇高，它是根据生活方式建构起来的。

　　“泛道德主义”的要害是，试图将前现代的伦理规范一股脑儿地搬到今天来。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读经”，尤其是“儿童读经”中存在的某种倾向。

　　我并非一概反对读经，我本人的工作方式之一就是读经——研读儒家经典。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许多读经活动，宣扬的是专制主义的伦理道德，这是很不好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郑秋轶/山东济南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