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儒学重新拉回我们的生活

　　儒家的优势在于它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很接地气，已经深深嵌入我们的生活世界。如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当今社会的最大公约数，那么撇开儒家，还有什么系统理论能够承担这一切

　　自1994年《原道》创刊，至今已20年。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最近出任三亚学院南海书院院长的陈明说，当年创刊颇费周折。借助这份20世纪90年代重要的民间刊物，他要为“文化保守主义”正名，强调儒学在历史和现实中的文化功能，并告诉人们，儒学在今天完全可以发挥价值重建、文化认同、身心安顿的作用。

　　今天的陈明，或被认为是新儒学中的改革派，或被认为是“文化派”，其实他是实践派。他说：“儒门最需要的是开放务实，力戒虚骄。”

　　近日，他又主编了“当代大陆新儒家文丛”。大陆新儒家这个名字出现多年，但轮廓依然模糊。陈明希望由此增加社会认知及自身自觉。他认为从思想和现实的互动关系而非中西文化关系出发重构儒学，是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家的基本不同。

　　今天的儒学不同于20世纪任何一个年代。如果说儒学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多是在一个又一个磨难中顽强度过，那么今天显然遇到了重建儒学传统的好时机。但不可否认，其中纷乱喧闹又需要太多的时间与努力来厘清。

　　文化热与儒学热

　　《瞭望东方周刊》：20世纪80年代现代新儒家如何重新回归大陆？当时大陆学界对儒家的讨论持怎样的态度？

　　陈明：20世纪80年代，“文革”刚刚结束，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此时的儒学回归带有某种朴素性。一是因为港台新儒家的作品和思想开始流入学界，二是因为一些老先生如冯友兰、梁漱溟等本身所具有的儒家文化因子开始自然释放。

　　但当时主流的声音，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还是以西方思想理论为基础。从美学到哲学，从康德到萨特、从弗洛伊德到韦伯等。由于近代历史反传统的影响，儒学开始只是作为一种学术传统悄悄复苏，一般大众对它并没有太多深入的体认。到后期，由于现代化被理解为西化，革命叙事被启蒙规划替代，儒学被“合符逻辑”地设置为西方和现代的对立面，成为反思批判的对象。

　　《瞭望东方周刊》：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大陆经历了从文化热到国学热，对儒学、对孔子的态度已经基本持肯定的态度。比如1992年，由中华孔子学会主办的“儒学及其现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对儒学现代意义的积极评价，几乎成了压倒一切的声音，再比如《原道》创刊。你怎么看这个时候中国大陆出现的“儒学热”？

　　陈明：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觉得国学热与文化热不是一个简单替代的关系。文化热的论题主要是对中西文化比较，它有很多预设和期待。如中西文化异质、西高东低、以西化中等。这其中当然有它的合理性，但实际上中西关系不只是文化关系，更有政治、经济、军事的关系。从过去和现在、未来的角度看，这些显然更根本。

　　国学热是中国社会对自己、对自己与西方的关系认识有所提升的产物，虽然它最初出现或许有某种特殊性契机，但那种把它视为官方推动之结果的说法并不准确。即便有这样的背景，也存在从另一种角度解释的可能，即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智慧。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政府与社会的同步同调。

　　1994年我办《原道》时，虽说也有国学热一词闪现报端，但其实还非常边缘，庞朴就说我们“安边乐缘”。虽如此，但可以看得出，这时的知识分子对儒家文化已经有了自己的认同。我记得我的导师余敦康就说，你们有谁敢说自己是儒家吗？这实际是一种激励、一种期待。

　　关注国家和国族建构

　　《瞭望东方周刊》：延续20世纪的国学热，在21世纪，儒学热方面出现了哪些热潮？

　　陈明：前期表现是社会上的读经热，主要在民间自发进行。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即中国梦作为执政目标，必然会给儒家文化的理论发展打开思想空间。

　　《瞭望东方周刊》：在儒学热的同时，同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比如“儒学商业化”、“儒学产业化”、“儒学庸俗化”、“儒学去政治化”等问题。

　　陈明：这些问题自然不可避免。商业化未必坏，产业化，做得好的话应该去努力。我曾反对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这些一流公立大学将国学MBA或EMBA化，因为它们应该去承担更为重要的文化责任和使命。

　　至于“去政治化”，我不知这里究竟所指为何？儒家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自相期许，对政治十分关注。一些自由派学者将儒家划归私人领域意思是退出公共领域，这显然不对、不妥，也不诚。

　　《瞭望东方周刊》：今天很多研究者喜欢在论述儒学的时候，用非常哲学化的方式，但这种方式一定程度上也拒绝了大众的参与。

　　陈明：是的，我是哲学专业出身，对它的问题看得很清楚。希望在这里面打转转的人也能够多点反思意识。从宗教、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进入，得到的收获会多得多，对现实的意义和影响也会大得多。

　　《瞭望东方周刊》：从大陆新儒家的角度，你怎么看待港台新儒家？

　　陈明：港台新儒家是大陆新儒家从正面接近儒家经典的引领者。他们的文化使命感和情怀对我们有极大的感染力和激励作用。但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工作的领域和方式以及学科话语形式都是不同的，所承接的儒家传统也不尽相同。

　　简单地说，港台新儒家是在后五四时代，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语境里，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与价值进行辩护。这样一种语境预设了中国文化的落后性，他们的辩护策略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把中国文化说成跟西方的一样，孔子是苏格拉底，朱子是新实在论，王阳明是新黑格尔主义或存在主义，儒家整体上类似康德；另一种是把中西说成是异质的及类型不同，如西方物质我精神之类。

　　而大陆儒家是从制度价值奠基、文化认同和社会秩序维系这样一些解读开展工作。

　　中国梦的提出，是从近代的救亡语境和中华民族复兴的考量出发的，没有文化的复兴，民族复兴的质量和意义都要大打折扣。救亡、复兴转换成政治问题，是一个国家和国族建构的问题，我个人以为这是理解中国梦的一个重要基点。从这个角度讲，大陆儒家关注国家建构问题、关注国族建构问题，显然与时代大潮存在某种契合，并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儒家已嵌入我们的生活世界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说自己是一个儒者，也曾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经过这些年的观察与实践，你个人倾向上有没有改变？

　　陈明：我个人作为上世纪80年代求学的一代，对自由主义思想有过好感是难免的，这也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成果和社会进步有关。但是，随着历史意识的增强和社会观察的深入，我对自由主义理论，尤其是中国自由主义者关于中国发展路线方案的构想越来越倾向于怀疑。他们缺乏历史感，缺乏审慎的智慧，缺乏对国家、民族这些概念的兴趣和热情。这些年来我与他们的思想距离和心理距离越来越大。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儒家相较于左右两派优势何在？为什么左右两派必须以儒家思想来重建“文化战略”？

　　陈明：相对左右两派的意识形态，儒家的优势在于它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很接地气，已经深深嵌入我们的生活世界。如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当今社会的最大公约数，那么撇开儒家，还有什么系统理论能够承担这一切？离开儒家，中国、中华民族这些概念本身都很难说得清。这说得有点夸张，但并不特别过分。

　　《瞭望东方周刊》：你刚才提到儒家已经嵌入我们的生活世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你怎么看生活之于儒家的重要性？

　　陈明：圣人学于众人，大传统来自小传统。有人干脆把儒家文化叫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都说明儒家、儒学、儒教与生活的密切关系。

　　这里我想讲的是，在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的今天，儒家、儒学、儒教必须跟生活结合在一起，必须看到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给生活带来的变化，要十分注意返本开新的问题。

　　儒学本就是从生活中生长出来的东西，是伦常日用之道，所以在人格养成、家庭和谐、道德教化等方面都有独特的价值，渊源久远，底蕴深厚。尤其现在学校教育偏重知识和技能，它的互补性更明显。这是最简单的一点，但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瞭望东方周刊》：民间信仰儒学，可是连正式的礼仪都没有。

　　陈明：儒教礼仪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如何精简，如何通过改革实现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匹配衔接的问题。

　　我希望能有政策空间，给儒教一个机会，让它在社会空间自发生长，把原本属于我们信仰的东西重新拉回我们的生活。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渠魁/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