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时代和事实，我们无法选择；对于幸福和财富，我们矢志以求；对于公正和平等，我们勉力护持。
中国人幸福感的丧失，源于心身灵的不配套或撕裂。一个30多年前还满脑袋高粱花子的庞大农业民族，仅仅30多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鞭策下，身不由己一路狂奔，居然从黑灯瞎火的高粱地一溜烟闯进了灯红酒绿的大城市，进而在网络文明的酒吧街探头探脑承受欲望的熬煎。如此说，中国人心在农业时代、身处工业时代、欲在网络时代。
无论我们身处何地以及物质上如何丰裕，我们的心和情感还在高粱地里想念着翠花和酸菜，从文化习惯到体制构建，从庙堂衮衮诸公到街上大众丝，农业时代小农的心理胎记如影随形根深蒂固，身体却又不得不置身于我们曾经欲望憧憬的快节奏大分工的工业时代，所有的生活感觉都是不协调不适应。
更可怕的是这个永不消停的世界，又让花枝招展的网络文明逼上门来，刚刚勉为其难学会用鲁班木匠拐尺丈量工业文明价值的13亿农民，还得在木匠拐尺和游标卡尺之间游移不定，不知哪个更适用于测度网络文明的价值。于是，所有人都在心身欲的分裂与缠斗中失去了封闭的时代曾经拥有的幸福感，导演姜文还管那时候叫“阳光灿烂的日子”。
赵汀阳20年前有一本伦理学著作《论可能生活》，幸福原则和公正原则被认为是伦理学的两个基本真理。就个人而言，幸福是其生活的唯一目的，公正则是为了个人幸福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要求。于是，一个自由人的具体生活，原本具备在360度方向上无限展开的可能性，就要在社会生活中接受公正原则的引导和约束。
对于时代和事实，我们无法选择；对于幸福和财富，我们矢志以求；对于公正和平等，我们勉力护持。本来人无论处于什么时代和情境，都存在幸福生活的无限可能性，问题只在于，你是否能依赖制度中的公正和平等？或者制度中是否存在基本的公正和平等？这是分工时代幸福生活的根本基石。
波普说：历史是人的自由创造。这意味着：一、人类历史并无什么确定的客观规律；二、我们今天所为就是明天的历史，做就有不做就没有；三、生命并没有任何先在的或确定的客观目的和意义，历史评价仅仅在于个人在追求幸福生活的过程中是否顾忌到其他人的公正和平等。
赵汀阳最后把伦理学归结为揭示两个问题：1.怎样在理论上处理生活问题才是合理的？2.怎样在生活中解决这些问题才是有利的？瞧，经济学的博弈论和边际分析在此可以大显身手。这显然比一般伦理学思想更具开放性和扩展性，也更有力量感。
季羡林认为这本著作在逻辑和思想上不仅超过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而且超过他所看到过的所有伦理学著作和论文；李泽厚则认为此书“绝非时下一知半解即夸夸其谈者所可比拟”。这本为大师所推重的伦理学著作仿佛天上之水，居然没有任何注释和文献索引，根本不符合一般学术规范。不过，这的确是一本思想与立论都十分绝妙的书，赵汀阳的确有值得自傲的资本和功底。
《论可能生活》
作者：赵汀阳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菁英祥资产管理公司总裁 杨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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