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崛起：中国特色国安法治的路径思考

　　2003年底，中国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政策宣示。至今12年来，国内学界通过与西方学者政要反复沟通交流，发现了西方对中国和平崛起存在着三层学术上的猜忌：一是因缺少三权分立的相互制衡而缺失的国内稳定性，二是因中国崛起而引发的周边抵制性，三是由于新兴大国的崛起而引发的大国冲突性。

　　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猜测是源于文化隔阂、地理隔阂、文明理解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对中国文明的理解陷入了误区。西方学术渊源中有许多关于“文明”的定义与评价体系。例如英国尼尔·弗格森教授提出六要素的“制度革新”；美国伊恩·莫里斯教授创设“四大文明指数”、预测东方的社会发展分数“将在2103年赶上西方”。然而，无论中国文明能否“赶得上”西方，其“守成”的禀赋就在那里，其“和安”的传统与趋势从未偏移。

　　转圈的西方文明与守成的中国文明

　　西方之所以自称“西方”，源于公元二世纪诞生于北非亚历山大城的“托勒密世界地图”。西方文明并非源于地球上的四大文明古国，而是源于此后的古希腊文明。如果说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守成文明，那么，西方文明则是转圈拓展出来的历史拼接式文明。

　　一、转圈拓展的西方文明

　　西方文明首先是在地理上转圈：第一圈是“古希腊-爱琴海文明”（前800年-前146年），创设了所谓最初的民主政体；第二圈转到了“古罗马-地中海文明”（前509年-476年），开启了共和制政府、法治和商业；第三圈扩展到“欧洲大陆文明”（500-1945年），形成了环绕欧洲的商贸体系、政教合一的罗马帝国，并经由文艺复兴、新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最终导致了欧洲均势争斗、两次世界大战、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对峙；第四圈是“美国崛起、跨洲均势的西方文明”（1947年至今），经由冷战对峙、苏东解体、全球反恐、金融危机至今。

　　西方文明还是通过神学和哲学转圈传播的文明。从古希腊时期民主哲学，转移到古罗马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又发展到近现代英法德等欧陆哲学，通过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持不同语言的哲学家思考，围绕着希腊诸神、基督教、政教关系、启蒙觉醒、理性认知等主题，串联起了人神关系的哲学讨论。直到马科斯·韦伯联结起“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年），把“生意与家庭分离”，西方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最终脱离了宗教，进入了现代社会。

　　二、和安守成的中国文明

　　中国成熟的国家建制，源于西周礼治（前1045年），深化于公元前八世纪春秋五霸到公元前三世纪战国七雄时期的“诸子百家”论战。选择“竞危”思维，还是“竞和”思维？中国文明最终选择了“和以致安”。中国早期文明通过残酷的战争付出了血的代价，但神奇之处在于：中国不是越打越散、越竞越危，反而是愈战愈和、归于统一。

　　中国的文明守成于“均平”思想。孔子在《论语·季氏篇》中总结道：“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均平思想”即是把利益分配是否公平归结为国家治理的根本尺度，把“调均贫富”历史性地提升为维护，或颠覆社会安定的物质理由和民意底线。[1]

　　中国的文明守成于“三大和谐”。即：人际秩序和睦、人与内心和解、人与自然和谐。这“三大和谐关系”维系着社会氛围上的重礼平和，摒弃贪婪，戒除掠夺，维系“均平”；体现在此后2300多年不断丰富发展的“经、史、子、集”之中；传承了中国文明的“存在、安全、正义三位一体”，构成了中国特色、安内攘外、长治久安、一以贯之的和安文明。

　　中国文明传承于和安，守成于地缘，有着自身明确的历史规律、秩序规律和进步规律。然而，自黑格尔以降，西方世界史学之中诞生出了欧洲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在斯宾德勒著述世界文明八大文明的循环轮回研究之中，在汤因比著述全球26个文明的《历史研究》之中，以及在其后十余位西方世界文明史专家一脉相承的著作之中，中国文明都被置于有色眼镜之下，一直被视为人类早期的、粗浅的、幼稚的、停滞的远古文明。

　　中国文明崛起的三个阻碍因素

　　事实出乎了西方学界的预料。“邓小平1978年曾说过，中国需要养精蓄锐50年。还不到30年，中国现在已经变得如此强大？”[2]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可以计算得出：中国的GDP大约在八年以后（2022年）超过美国、在十年以后（2024年）超过欧盟28国、在17年前后（2031年）超过美、欧、日三大经济体30国的总和。如此，中国崛起的客观趋势与西方的三个猜忌构成了学理悖论，形成了不利于中国文明崛起的国际学术氛围。

　　一、国内政治经济稳定与否

　　“中国和美国就像苹果和橘子一样不同。中国的制度还在形成发展之中，而美国的制度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约翰·奈斯比特夫人潜在的含义是说：中国因为没有实行三权分立而让她觉得制度“不成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政治学者杰克·斯奈德教授认为“西方人担心的是，中国当前政权在社会中的合法性，是不是能继续得到大众的广泛认可。一旦出现意外，中国现行的政策就可能转向，大众的怨恨可能会通过民族主义的方式表达出来”；“中国的精英阶层是平和的，但不确定的是，他们是否能够通过管理，使整个社会情绪变得温和。”哈佛大学阿文德·萨博拉曼尼亚教授也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没有能力阻止中国的崛起，除非出现特别糟的情况，“那就是中国同时出现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这些判断都属于对中国“内政基础稳定性”方面的猜疑。

　　与此同时，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的马丁·雅克认为：“事实上，中国经历了巨大的政治改革”；“中国治理体系的核心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这一关系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源自中国社会一些非同寻常的特点。中国更多是一个‘文明国家’而非‘民族国家’。”--马丁·雅克的这一认知，几乎是已经吻合中国和安文明历史基因的一种简单表达。

　　二、周边对中国崛起的消极反应

　　基辛格认为，东亚地区的大国均势是首要的和平问题：“在此前的历史时期，处于敌对状态的美中两国在一些问题上势必关系紧张，而这一紧张关系会使别人乘虚而入，并因此得利”；因此“美国领导人表示欢迎一个不断强大的中国，中国领导人也重申欢迎美国作为亚太地区大家庭的一员。”--他想表述的是美中合作可以防止俄罗斯在东亚“乘虚而入”。

　　布热津斯基认为：“如果说，在亚洲，存在一个大家都越来越害怕的国家，不会是印尼，不会是印度，也不会是日本。人们会害怕的恰好是中国，中国可能因此变得孤立”；“所以，我对美国的建议就是，不参与任何与中国大陆可能发生冲突的事件中，也不参与任何反华联盟，但有适度的倾斜，以维护地区稳定。”--他清楚地表达出中国崛起会引发周边害怕、进而联合对抗中国的看法；所以，他提出的美国亚洲战略是“倾斜中立”。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爱德华·鲁瓦克列举中国与日本、印度、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的五大海洋领土争端，佐证“世界对中国崛起的恐慌在加剧”--他的意思是指：中国不能一边花钱“买”友好、一边花钱造“枪”吓人，“歼-20战斗轰炸机巨大的内部弹仓具有高度挑衅性的炫耀”。因此，很有必要对中国能否文明崛起的历史含义进行阐释。

　　三、既成大国主导现有国际体系的束缚

　　美国芝加哥大学米尔斯海默教授一直认为中国不能“和平崛起”的主要理由，就是“当年英国与德国争霸就大打出手”。作为二战退伍老兵，他对二战争霸的起因念念不忘。布热津斯基也认为：“亚洲地区确实存在严重的危险，就像20世纪的欧洲，因为领土、民族冲突和国家意志，甚至霸权意识等原因导致战争和冲突。在亚洲，几乎每个国家对外都至少存在一些敌意，这些敌意可能导致冲突。这也是为什么我说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存在是有利于地区稳定、有益于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原因。”可见，欧洲均势、冷战后的洲际均势思维，依然发挥着历史认知的惯性作用。

　　当然，也有中国的近邻并未切身感受到中国的“傲慢”。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列·季塔连科教授认为，“苏联解体后，中国是唯一把俄罗斯当成平等伙伴国的大国，这是中国领导层的智慧”；美国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也说：“我一直认为中国很特别，因为它是大国中唯一一个没有雄霸全球野心的国家。”这些学者的认知和感受，与前述西方政要和学者的看法截然相反，与美国教授弗兰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体现的文化心态与文明理解形成了巨大反差。

　　中国文明崛起与国安法治的路径思考

　　“中国发明了国家制度”、“希腊人发明了民主制”--弗朗西斯·福山反思后认为：后续模仿民主制的国家都具有致命缺陷，既不易扩张，也难以管理庞大帝国；而中国得以崛起，是由于拥有“长远战略思维”、领导人治国能力、体制效率。[3]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长远战略思维”还需要与中国和安文明建立起学术上的因果关系与历史逻辑。

　　一、和安守成，弘扬国家安全的文明传统

　　中国的和安文明，并非“夺利”而是“患不均”，是铸就和谐秩序、突破安全困境的优秀思想体系。它既不是一团和气的一味免战，也不是不讲规则的一味求和；相反，恰是看到了整体性的贫富不均必然会威胁内部稳定，和安文明往往是固守“均平”理念，摈弃利益至上、夯实国家安全的基石。

　　美人之美、亲诚惠容，必然会赢得周边和睦；而夺利导向，必然会导致全球争霸。改革开放37年来，中国在周边通过全方位经济合作加强了国家安全关系，互通有无，礼尚往来，无意构建美国教授费正清所归纳的“朝贡体系”。

　　各自守成，方能成就集体安全；互利共赢，方能实现共处和平。强调和深化这一世界集体安全思想的深刻内涵，对于继承付出过两千多万人口牺牲代价的二战胜利成果，避免由于冷战后单极世界和其他战败国家对二战成果的曲解、误导乃至背叛，恰是弘扬中国和安文明的根本出发点。

　　二、国安法治，沟通中西文明、减少误判

　　中国的法治建设步伐，已经从重点研究服务改革开放的通用法治，发展到需要匹配中国崛起，反映国家文明自信，重点研究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文明崛起阶段。这一阶段的标志，是以十八届二中全会以来宣布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为界线，凸显了中国的国家安全法治建设不能轻易照搬西方，而是要驱散西方媒体的非理性舆论，重塑有法可依的理性期待和战略预判，这是一个成熟大国文明崛起的重要保障。

　　国安法治不是权宜之计，显然是比“对话”更透明、更稳定、更有说服力的文明语言。现代国家复兴，更需强调依法治国下的国家安全。法治以安全为目标，法治所追求的文明秩序本身，即是达到安全目标的有力保障。法治是维护安全的核心，是最为基础、最具统筹、最可预知的抵御威胁的文明手段。在当代，法治是一个统帅并涵盖了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跨学科的统筹体系，它会减少误判，增强互信，是明文阐释“增加善意、减少敌意”的文明准则。

　　三、和安文明，奠基国安法治的中国特色

　　中国和安文明结合国安法治，便于拨清迷雾、厘清立场；在中国促进和谐世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巩固中美合作大局、管控地区潜在冲突、宣示履行国际义务等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第一，它能宣示法定立场、摒弃猜测，便于国际上的学者、官员、商人等跨国接触者获得有法可依的研究依据和行为框架；第二，它会增加中国政府的战略主动性，减少国家安全事务被媒体、民意、民族主义裹挟的危险性，并得益于依法统筹的信息传导，便于迅速决策、引导舆论、梳理出民意理性；第三，良好运作的国安法治体系，将会降低中国应对国际冲突的“反弹”成本，提高反制与威慑的力度，不必一有分歧就采用中断谈判的办法，增加中国外交的国家安全法定理由，取得与国际社会更多的规范性共识，获取利益相关者更多的法治文明认同。

　　由于缺失对中国和安文明的认知以及中国自身尚未完善国安法治，西方媒体和学界曾经多次给中国外交扣上“凶暴的、傲慢的、好战的、强硬的、粗鲁的、跋扈的、激进的，革命的”等“大帽子”。[4]有美国学者曾就1996年中国台海导弹试射事件、1999年前南使馆轰炸事件、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2009年哥本哈根不对等外交事件片面地统计出一系列的中美冲突，主观认定中国的外交不确定、军事不透明、战略不清楚。这些错误的认知推动了误判中国的国际舆论，推测出多种中国安全战略的转向，这无疑是危险的。中国当然可以通过加强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加强和安文明的广泛传播，明晰界定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准则，设定宣示军事红线和外交底线的法定程序，规制各种外交事件的处理规范，减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曲解和猜测。

　　四、文明崛起，维护联合国宪章公法正义

　　中国和安文明与国安法治的国际面向，体现为坚持尊重国际安全秩序和积极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公法正义。警惕竞危，反思安全，珍惜和平，创新发展，是现代世界各国思考和平的主题。回顾乔治·凯南促动美国制定“遏制”（containment）战略的历史，[5]这种以“遏制威胁”为手段、制定“国安战略”的做法，直接催生了人类历史上长达四十余年的两大阵营“冷战”对峙，极大地背离了战后联合国框架的和平秩序。

　　基于中国文明崛起的国家安全定位，中国应当毫不犹豫地建设性维护、支持、遵循、践行现有的国际安全秩序，履行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大国义务，向联合国所有的成员国展示一个积极、正义的国际形象。中国应当统筹落实“国家安全利益优先”的法治理念，统筹内部安全，巩固周边安全，主持和平正义。中国不需要将自身的国家利益界定得过大，同时也绝不放弃中国自身的核心利益。

　　中国应当发起一个推动中西文明加深交流的文化运动，以促进西方了解中国文明。西方对中国文明严谨的学术研究，第一波是发端于17世纪的中国史、“汉学”( Sinology)、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研究，有早期的“巴黎学派”、李约瑟、费正清；第二波发端于19世纪末在世界文明史框架下研究中国，有斯宾格勒、汤恩比、威廉·麦克尼尔等世界史专家；第三波是发端于21世纪初美国“加州学派”提出的亚洲转向。这第三波中国文明的研究热潮表明：世界已经认识到了中国的发展路径“异于欧洲”，尚需认知中国崛起是源于自身文明。中国不仅发明了国家，更重要的是还发明了构建国家和谐秩序内核的和安文明。跟进这第三波研究热潮，中国也需要主动地交流自己的和安文明，为促进世界的集体安全增添自身的文明魅力。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HIT.HSS.201417）、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4B107）资助］

　　[1]陈明光，《“调均贫富”与“斟酌贫富”──从孔子的“患不均”到唐代的“均平”思想》，载《历史研究》，1999年2期。

　　[2]美国哈佛大学阿文德·萨博拉曼尼亚教授如是说。参见谷棣、谢戎彬编，《我们误判了中国》，北京：华文出版社，2015年1月。

　　[3][美] 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2011年），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第2版。

　　[4]Alastair Iain Johnston，“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International Security，Spring 2013，Vol.37，No.4，Pages 7-48。

　　[5]David Mayers，“George Kennan and the Dilemmas of U.S. Foreign Poli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赵宏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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