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希腊大选看危机对希腊以及欧洲政党生态的影响

　　2015年1月25日，因总统大选失败引发的议会选举提前在希腊举行。选举结果显示，最大的反对党激进左翼联盟获得36.34%的选票，加上奖励的50个议席，所获议席达到149席，稳居第一，但因2席之差未获得单独组阁的权力。执政的新民主党以27.81%的得票率和76个议席位列第二。极右翼政党金色黎明党紧随其后，获得6.28%的选票和17个议席。希腊共产党的支持率比上轮略有上升，所获选票为5.47%、议席15个；右翼政党独立希腊人党获得4.75%的选票、13个议席。联合执政的泛希社运党的支持率一落千丈，仅获得4.68%的选票、13个议席。其他小党的得票率均未达到进入议会的3%的门槛线。1月26日，激进左翼联盟与右翼政党独立希腊人党联合组阁，成立了欧洲“重债”国家中第一个反对欧盟紧缩政策的政府。激进左翼联盟领导人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成为希腊独立以来最年轻的总理。

　　此次大选吸引了欧洲乃至世界的关注，因为它不仅意味着希腊原有的政党生态的改变，也在欧洲引发了“紧缩改革与经济增长”、“希腊选择与欧洲道路”的争论。如果与希腊退出欧元区并影响欧洲一体化未来的风险相联系，这场选举的影响已远超出了希腊本身。不过，此次大选对希腊以及对欧洲的影响仍然存在很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其实际效应也远未停止，还在发酵。解读大选给希腊政党政治乃至整个欧洲政治生态带来的复杂变化，需要回到2009年的主权债务危机这个源点。

　　危机改变希腊的政治生态

　　此次大选彰显的最大的变化或许是希腊政治生态的改变，尤其是主权债务危机对政党结构产生的重要影响。具体来说，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令人关注。

　　一、危机改变了希腊的政党格局

　　在危机的冲击下，希腊最大的政治生态变化是传统的政党格局被打破，主要表现为传统主流政党的衰落、边缘性政党的崛起以及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力量的扩大。

　　在2015年大选中，激进左翼联盟的胜选是对希腊传统政党体制的颠覆性改变，它打破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希腊由中右翼新民主党和中左翼泛希社运党两大主流政党轮番执政的格局。激进左派和极右政党的崛起，意味着希腊的政治呈现出“极化”和“碎片化”的态势，这在2012年5月和6月的大选中初现端倪，在2015年的选举中得到进一步固化。这些变化的直接导因是2009年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2009年底，新上任的泛希社运党政府公布财政赤字严重超标，希腊国债的信用等级随之被“跳水式”降级，无法回到国际市场进行融资。在政府濒临破产之际，泛希社运党政府被迫于2010年和2012年接受了共计2400亿欧元的三驾马车（欧盟、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并在它们的强烈要求下推行了削减财政开支、提高税收的紧缩改革，从此开启了希腊人的“噩梦”。2009-2013年，希腊经济持续衰退，实际GDP萎缩25%以上，失业率达到27%，青年失业率超过50%，全国每四人中有一人面临贫困风险。[1]面对生活状况的急剧恶化，希腊民众将怒火发泄到了推行紧缩政策的执政党身上。在民众此起彼伏的示威游行和欧盟的重压之间“进退维谷”的泛希社运党领袖帕潘德里欧于2011年辞去总理之职。随后在2012年5月和6月的议会选举中，泛希社运党遭到选民的“惩罚”，仅获得13%和12%的支持率（2009年，该党获得的支持率为43.92%）；2015年大选更是以4.68%的得票率成为议会中忝列末位的小党。危机爆发后，中右翼政党新民主党的支持率也在不断下滑，从2009年的33.48%下降为2012年的29.66%，2015年进一步降至27.81%。其党内不少骨干因反对紧缩政策而脱党，如此次与激进左翼联盟联合组阁的独立希腊人党的领导人卡门诺斯（现任新政府国防部长）原为新民主党议员，他因反对欧盟救助和紧缩改革而于2012年离开该党另组独立希腊人党。

　　传统主流政党衰落的同时，中小政党包括过去一些边缘性政党迅速崛起。左右翼主流政党的衰落为其两侧的中小政党提供了新的空间。在政治光谱中位于泛希社运党左侧、希腊共产党右侧的激进左翼联盟扛着“反紧缩”大旗吸引了大量的原属于泛希社运党阵营的支持者。这个曾经偏向极端左翼立场、并只是一个松散的左翼联盟组织的政党在短短三年中迅速崛起并成为领导执政的政党。这在当代欧洲也近乎是仅有的现象。另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则是极右翼政党金色黎明党影响明显扩大。金色黎明党也被称为新纳粹主义政党，它强调希腊民族在种族和文化上的优越性、反对移民、主张加强军队的作用，是一个主张种族主义、反民主和反体制的政党。它在2015年大选中超越了主流政党--泛希社运党，获得6.28%的选票，跃居为议会第三大党。而且，这还是在该党领袖和五位重要成员因涉嫌2013年的暴力事件被关押待审、该党基本上没有开展重要的竞选活动背景下取得的。2012年金色黎明党首次进入议会以后，国内其他所有政党都和它撇清了关系，宣称永远不会将它作为联合组阁的伙伴，但即便如此，金色黎明党依然获得了近40万选民的支持，这至少表明它在目前的希腊已拥有较为稳定的社会基础。史无前例的经济衰退、三驾马车严苛的紧缩政策已经导致希腊政治出现一定程度的激进化，部分民众在危机的重压下，对以暴力方式改变生活现状采取了容忍和默认的态度，有的甚至将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作为解决危机的唯一出路。

　　总体来看，爆发于2009年的经济危机使政党的社会支持结构出现了分化组合，也改变了政党的竞争方向，最终打破了传统的两党格局，使希腊政党体系出现了极化和碎片化的趋势。不过，对希腊来说，这种政党格局以及它所展示的政治生态是未来的一种常态，抑或只是危机重压之下的一种暂时现象，这是值得人们关注的、也是此次选举留给人们的一个重要悬念。

　　二、希腊政治会向左转？

　　激进左翼联盟上台执政，标志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形成的稳固的两党格局已经终结。[2]但它是否意味着希腊政治的向左转？这首先取决于希腊与欧盟的关系。从2015年大选（包括2012年的大选）中人们看到，欧盟问题从未像现在这样，与希腊国内政治缠绕得如此紧密、难分难解。如果希腊仍然留在欧元区、留在欧盟的话，齐普拉斯的政策选择还会受到很大的限制。经过三十多年融入欧盟的一体化，希腊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也深受欧盟的影响。从政党政治层面来看，过去三十年希腊主流政党的中间化进程日趋明显，其政策也直接影响了广泛的社会大众。传统上的新民主党属于右派，其创始人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将党的意识形态定义为“激进的自由主义”；而泛希社运党属于左派，其创始人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将党的意识形态贴上了“新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但希腊加入欧盟（1981年）后，两党的立场逐渐向中间靠拢，在意识形态上也出现趋同，比如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寻求更为宽泛的自由化改革，在政治和外交上持亲欧立场等等。[3]虽然，学界对于希腊政党政治欧洲化的程度评价不一，但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新民主党的“中右”和泛希社运党的“中左”立场并没有受到过多的质疑。因此，激进左翼联盟的执政仍然要顾及倾向欧盟的中间派选民的立场。大选之前的民意调查显示，有70%以上的民众希望希腊留在欧元区。

　　此外，到目前为止，欧盟包括希腊的最大债权国--德国要求希腊遵守救助协议、进行紧缩改革的立场并没有后退。因此，如果希腊想继续获得欧盟的救助、继续留在欧元区的话，新政府向左腾挪的空间并不大。希腊新政府的出路仍然是沿着三驾马车既定的改革方向，进行财政紧缩、继续私有化，但在改革步子大小、进退的幅度上仍有回旋的余地。

　　再者，激进左翼联盟本身也充满了不确定性。激进左翼联盟本身构成复杂，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上没有清晰的定位，这也成为它上台后推行反紧缩新政、开辟新左派道路的掣肘。激进左翼联盟前身为建于2001年的一个左翼力量的非正式联盟，在2004年议会选举中正式组成为“激进左翼联盟”，2012年正式登记成为政党。该党包括了民主社会主义、左翼民粹主义、生态主义左翼、欧洲共产主义以及毛派和托派组织等13个政治团体，曾被定性为一个反体制政党，持“软性疑欧”立场。在2014年上半年进行竞选活动时，激进左翼联盟曾经强硬地宣称，要退出紧缩计划、减免债务，带领希腊人民开创新的时代。随着民意支持率一路攀升，离执政的宝座越来越近的时候，它的立场已经有所缓和。2015年选举前，齐普拉斯宣称，希腊应该留在欧元区。1月大选获胜后，它并没有在希腊经济问题上提出明确的“左派解决方案”。

　　再次，激进左翼联盟的社会基础松散，其阵营中选民流动性很大。有关2015希腊大选的分析表明，这次选举并非是“左”或“右”的站队，而是在“反紧缩”和“支持紧缩”、“反欧”和“亲欧”、民粹主义和现实主义、民主和精英政治之间进行的选择。也就是说，经济危机改变了希腊选举政治中的传统政治分野。选民按照政党对紧缩政策的态度进行了重新站队，由此造成希腊政党社会支持结构新的分化与组合。有调查数据显示，2009-2012年，有一半的选民改变了自己的政党立场。[4]激进左翼联盟的成功在于很好地动员了选民对欧盟紧缩改革的不满情绪，获得了他们的支持。而这部分选民的流动性强、立场多变，对政党的忠诚度并不高。

　　三、危机改变政府组成方式

　　近40年来，希腊政府基本上是由一党政府构成，而2009年危机之后产生的更为极化、更不稳定的政党体系，造就了多党联合的弱政府。一方面，主流政党力量的式微为边缘性政党的崛起提供了发展的空间，整个政党体系因为不断有新的政党的诞生和兴起变得更不平衡、更不稳定。而选民围绕反紧缩和支持紧缩的立场，进行了新的站队，政党的社会基础在新形势下呈现了流动易变的特点。因此，一个不稳定、不平衡的政党体系产生了相对于一党政府而言更为弱势的多党联合政府。2012年5月大选，因未产生占据绝对多数选票的政党，按照希腊宪法，得票率位居前三位的新民主党、激进左翼联盟和泛希社运党分别尝试联合组阁，但均以失败告终。随后，6月大选产生了新民主党、泛希社运党和民主左翼三党联合政府，这种蓝红联盟为近40年来所罕见。2015年大选后，因激进左翼联盟未获得绝对多数选票和独立希腊人党组成了联合政府。除了坚定的反紧缩立场，激进左翼联盟和独立希腊人党之间“一左一右”，在社会问题、民族主义、宗教和移民等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独立希腊人党属于激进右翼政党，在马其顿问题、塞浦路斯南北统一和希土关系上持强硬立场，其宗教、家庭观念极为保守，在意识形态上属于保守的威权主义，与激进左翼联盟的开放理念，支持移民、政教分离和同性恋等取向大相径庭。激进左翼和激进右翼的联合显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认同以及在主要政策主张上的共识，而是基于获取政权的策略考量。

　　但如果激进左翼联盟在施政中未得到民众的高度认可，其政党力量也未能顺势走强的话，联合政府有可能成为希腊政治中的“新常态”。两党和多党联合的政府相对一党政府而言，其推行改革的执行力更弱，也更有可能加剧希腊未来政治的不稳定性。

　　希腊选择与欧洲道路

　　2015年希腊大选结果刚刚出炉，就有舆论惊呼：希腊要“变天”了，不仅希腊，就连欧洲也要迎来反紧缩的新时代。西班牙反紧缩政党--“我们可以”的领导人伊格莱西亚斯对激进左翼联盟党赢得希腊选举表示欢迎。他认为，激进左翼联盟的胜利预告了欧洲反紧缩新时代的来临。[5]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在一个资本全球流动的时代，一个开放型的政府必然要重视市场对自己的经济政策的反应。何况，希腊结束救助的目标，也是为了回到国际市场进行融资。因此，齐普拉斯执政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置3000亿欧元的债务。如果无序违约，退出欧元区，非但不能解决希腊原已存在的经济结构不平衡、竞争力低下的问题，而且还要付出比留在欧元区更为惨重的代价。激进左翼联盟对此心知肚明。而如果借助欧盟解决债务问题，势必要重返紧缩改革之路。

　　事实上，在大选之前，激进左翼联盟已经稍稍缓和了反紧缩的强硬立场。齐普拉斯表示，希腊要留在欧元区，这也是70%以上希腊民众的意愿，但是债务问题要按照希腊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言下之意是不能按照三驾马车救助备忘录中的指令进行紧缩改革。但是，2015年2月初，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与财政部长瓦鲁法基斯巡访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游说自己的债务方案未果后，人们看到希腊新政府的立场进一步缓和。虽然，齐普拉斯在其后周日议会的演讲仍然口气强硬，但面对债务如山、资金匮乏的现实面前仍然不得不进行一些妥协。截至2015年8月底，希腊政府所需资金为172亿欧元，其中3月底需到位41亿欧元，第二季度需要43亿欧元，7-8月需要88亿欧元（其中包括67亿欧央行债券的偿还）。目前，希腊政府不仅急需证券股票利润19亿欧元，同样需要三家马车延迟发放的最后一笔救助款53亿欧元，同时需要银行从欧盟的紧急流动性救助机制（ELA）中申请80亿欧元。

　　2月24日，在经过艰苦的谈判后，欧元区国家财长会议宣布批准希腊政府提交的改革计划清单，这样，在等德国等几个欧元区成员国议会批准后，希腊救助协议将获得四个月的延长。

　　希腊为此次谈判也做出了一定让步。这种立场上的“悄悄后退”从希腊政府最近对经济政策的解读中可见一斑：第一，新政府的政策是“债务重组”，而不是选举前宣称的“债务注销”或“债务减记”。重组的含义包括在不减少票面价值的情况下减少劳务成本；第二，新政策不是“取消私有化计划”，也不是“再国有化”，而是对于尚未执行的项目重新评估其进程和内容；第三，新政策不是“立即恢复原来的基本工资标准”，而是在评估工资增长后取得的经济效应基础上逐步增长；第四，新政策不是“结束紧缩”，也不是平衡预算，而是要实现修订后的稍微缩小的基本预算盈余目标（1%-1.5%）；第五，新政策不是“直接恢复”为前任政府裁减的公共部门雇员的工作，而是先恢复被宪法法院裁定为违宪解雇的人员的工作。与原来相比，没有增加新晋人员。

　　这些政策上的变化究竟是齐普拉斯政府立场的“180度大转弯”还是仅仅是战术上的应对，目前还不能妄下判断。但至少说明，反紧缩的激进左翼联盟上台并不意味着希腊政治的大逆转。[6]正如著名的希腊问题专家费瑟斯通所评论的那样：“激进左翼联盟既不是欧洲的灾难，也不是希腊人的灵丹妙药”。[7]齐普拉斯希望带领希腊进入一个增长繁荣的新时代，但他仍然需要应对希腊的老问题：庇护主义、官僚腐败、民粹主义等政治文化遗产；寅吃卯粮的经济发展模式、国有企业和公共部门效率低下、劳动力市场僵化、经济竞争力偏低等结构性问题。2015年2月底，三驾马车最后一轮救助到期，如果希腊仍不具备从国际市场募款的能力，其财政支出将如何筹措？如果债务违约，将引发银行和金融市场的动荡，政府将如何应对新的破产危机？可见，希腊的未来，无论是哪个政党主导，都将始于和欧盟异常艰难的谈判和妥协。希腊的经济出路将决定其未来的政治方向。

　　[1]Dimitri A. Sotiropoulos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Greeceunder the crisis：Basic socio-economic data for Greece，2013”， May 2014；EIU，“Country Report：Greece”，December 2014.（上网时间：2015年1月12日）

　　[2]除了1989-1990年出现的短暂的联合政府。

　　[3]Kevin Featherstone and Dimitris Papadimitriou，The limits of Europeanization：Reform Capacity and Policy Conflict in Greece， Palgrave， pp.41-45.

　　[4]Konstantinos Athanasiadis，“Party System Change in Greece”，https：//www.academia.edu/7114764/Party_System_Change_in_Greece_Konstantinos_Athanasiadis.(上网时间：2015年2月8日)

　　[5]西班牙将于2015年12月举行大选，而最新民调显示，该党在国内的支持率位居第一。参见“欧洲的噩梦 西班牙反紧缩政党崛起”，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4115.（上网时间：2015年2月8日）

　　[6]Vassilis Monastiriotis，“The benign somersault”，http：//blogs.lse.ac.uk/greeceatlse/2015/02/04/the-benign-somersault/.（上网时间：2015年2月9日）

　　[7] Kevin Featherstone，“SYRIZA is not just for‘Christmas’？”，http：//blogs.lse.ac.uk/greeceatlse/2015/02/03/syriza-is-not-just-for-christmas/.（上网时间：2015年2月9日）

　　宋晓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