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四周年下的突尼斯政治转型

　　2010年底，因一名失业大学生自焚引发的街头革命使享有“和平绿洲”之称的北非国家突尼斯政局突变。2011年1月14日，执政23年的总统本·阿里仓皇出逃沙特。随后突尼斯“革命”效应迅速外溢，埃及、也门、利比亚政权相继更迭，西亚北非地区陷入动荡。

　　作为“阿拉伯之春”首发国，突尼斯政治过渡进程历时四年，期间经历五届过渡政府、两次政治暗杀事件，多轮大规模社会风潮。2014年10月以来，突尼斯先后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突政坛元老埃塞卜西领导的世俗政党突尼斯呼声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39.2％选票，一举击败伊斯兰政党复兴运动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埃本人经两轮投票以55.68％支持率击败了临时总统马尔祖基当选总统。2015年1月5日，突尼斯人民代表大会（议会）投票通过由中立人士埃西德总理领衔的新一届政府名单，突剧变后首届正式政府宣告成立，标志着突政治过渡进程平稳收官。

　　突尼斯的政治过渡进程 折射出地区政权更迭 国家政治转型的复杂性

　　一是激烈权争导致政局动荡不宁。2011年10月，突尼斯选举产生的制宪议会负责制定新宪法，原本预计在一年内完成制宪并举行新一轮选举。然而“早熟的民主”骤然落地引发了各种不适之症，伊斯兰与世俗政治力量以及新旧政治势力激烈交锋，在执政理念、利益分配、国家体制、发展道路等核心问题上分歧严重，相互掣肘，使得制宪、选举、组阁等各环节都屡经波折，过渡进程徘徊不前，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权力斗争。同时，政治生态不稳引发突经济、安全、社会危机交织爆发。

　　二是政局动荡导致经济下滑，发展困境更加凸显。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发端于对“自由”与“面包”的诉求。然而，“革命”使民众获得了“自由”，但“面包”问题却始终没有解决。政局动荡使得突正常生产活动遭受重创，支柱产业旅游业陷入长期低迷，失业率、通胀率飙升，货币持续贬值，经济愈发脆弱。政府忙于满足民众加薪、增加补贴等短期诉求，难以顾及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同时，突经济结构脆弱、缺乏内生动力、区域发展不平衡、大学生就业难等痼疾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突出。2014年突国内失业率高达15.2％，通胀率为5.7％，旅游业尚未恢复到剧变前水平。

　　三是国家权威急剧下降，社会稳定遭严重威胁。突尼斯政治剧变释放了多年积聚的底层政治冲动，打破了民众对威权统治的恐惧，但也带来了混乱无序。民众藐视国家权力，对“革命”改善生活抱有非理性的高期待，希望“立刻改变一切”，抗议、罢工成为表达诉求的主渠道，动辄上街游行，致使城市交通、道路清洁等问题纷纷涌现，黑市经济泛滥，恐怖主义活动卷土重来。

　　但与此同时，发轫于突尼斯的阿拉伯世界新一轮变革调整有其内生性动力，反映了阿拉伯国家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尽管突政治过渡进程历尽艰难曲折，但仍初步走出了一条世俗与伊斯兰政治力量在“共识民主”基础上联合执政的独特转型道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在2011年上台伊始即选择与世俗政党保卫共和大会党、争取工作与自由民主论坛联合执政。在反对党领导人被暗杀引发政治危机时，突各方仍能秉持相互妥协精神，通过开启全国性对话解决分歧，避免了大规模街头冲突和流血事件。复兴运动党吸取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政权被推翻的教训，反复宣扬“共识民主”，在危机时刻主动让渡权力，退出政府，在“民主政治”中站稳了脚跟。以突尼斯呼声党为首的世俗政党与复兴运动党在意识形态、政治理念上分歧巨大，但双方仍通过谈判达成共识，实现了联合组阁。与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地区剧变国家过渡进程大起大落、局势迄今动荡不宁相比，突尼斯各方坚持“共识民主”，以和平对话方式推进政治转型，有效地降低了政治冲突烈度，减少了社会损耗，具有积极意义。

　　突尼斯世俗力量的崛起反映了政治过渡进程的新动向

　　一是民心思定，心态更趋理性和现实。突政权更迭以来，政坛乱象丛生，经济社会发展迟滞，恐怖主义活动蔓延。同时，地区其他转型国家动荡不止。埃及军方罢黜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穆尔西总统，利比亚教俗力量各自支持的民兵武装冲突升级，将利推向内战边缘，也门政治危机与武装冲突相互交织，且愈演愈烈。面对复杂动荡的地区环境，包括突尼斯在内的地区国家民众深刻认识到“民主不能当饭吃”，民主和自由无法取代经济、民生和安全。

　　二是世俗强人上台系众望所归。突尼斯建国以来长期走世俗化道路，现代理念深入人心，突剧变后上台执政的伊斯兰政党复兴运动党政绩不佳，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对走世俗化道路更加坚定，渴望世俗派强势领导人带领国家尽快摆脱困境。埃塞卜西作为突政坛常青树，从政40年来，多次出任部长和议长等要职，执政经验丰富，特别是在其出任过渡政府总理期间成功组织制宪议会选举，广受好评。在本次竞选中，埃塞卜西着力强化走开国总统布尔吉巴路线，吸引大批选民支持。尽管埃塞卜西已88岁高龄，但仍以较高支持率胜选，反映了选民对于传统强势领导人的迫切需求。

　　三是政党政治格局经历洗牌。突尼斯复兴运动党凭借伊斯兰政党背景和多年底层根基在2011年上台执政，然而由于其在思想、组织和人才储备上都缺乏准备，在解决政治矛盾、破解经济难题、改善安全局势等问题上左支右绌，民意基础被不断削弱，在选举中遭遇惩罚性投票。而突尼斯呼声党凭借埃塞卜西的卓越声望，汇聚了大批世俗精英，受到突中产阶层特别是企业家群体支持，在选举中一举拔得头筹，成为突第一大政治力量。尽管复兴运动党丧失执政地位，但仍是突第二大党，并接受了仅获得一个部长席位的苛刻入阁条件，旨在维护温和形象，保持政治能见度。右翼政党自由爱国联盟与左翼政党人民阵线分列议会选举第三、四位，成为突新晋政治力量。

　　结论

　　突尼斯政治过渡平稳收官，对内进一步缓和了国内政治氛围，凝聚各方共识，提振了民众信心，为政府尽快投入精力解决经济、社会、安全等紧迫问题、带领突步入稳定发展阶段创造了条件。对外，突率先完成政治过渡，其地区转型样板效应有望持续释放，也将更多获取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援助。

　　但与此同时，埃塞卜西和突新一届政府未来施政仍面临诸多挑战。突国内发展欠账过多，经济、社会、安全问题盘根错节，新政府在财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既要促增长、推改革，又要保稳定、惠民生，任务十分艰巨。此外如何处理政府内部及党派间关系也考验各方智慧。尽管各方就组阁问题暂时达成妥协，但随着各项深层改革计划的启动，执政联盟内部能否就重大问题达成一致，复兴运动党能否甘心做好政治配角均存在变数。

　　同时也要看到，突尼斯国情在阿拉伯世界中有一定特殊性，其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有限，民族、宗教构成相对单一，国民受教育程度较高，军队有不干预政治的中立传统，完成政治转型具备诸多先天优势，因而突尼斯模式对地区转型国家而言可以借鉴，但难以效仿。

　　郭金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