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海上油气通道安全

　　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国能源国际合作取得重大进展，已在西北、东北、西南三大方向布阵能源进口通道，这三个方向通道与原有海上航运通道一起，形成了中国油气进口的四大战略通道。但是，在陆上三大通道形成的同时，中国海上通道的重要性是否会下降，其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是什么，中国该如何应对？本文将就以上问题进行分析。

　　中国海上油气通道概况

　　目前，中国从海外进口原油和天然气主要需经以下几条海运路线：

　　第一条为中东航线。中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主要是从波斯湾出发，穿过霍尔木兹海峡，经阿拉伯海进入印度洋，再从马六甲海峡抵达中国南海地区，最终经台湾海峡到达中国内地。

　　第二条是非洲航线，其中又分为两条。一条是由北非地区出发，从地中海起航，经过苏伊士运河和红海，穿过曼德海峡，再过亚丁湾，入阿拉伯海，渡过印度洋，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另一条是由西非地区出发，经过好望角，入印度洋，从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

　　第三条是东南亚航线。经马六甲海峡和台湾海峡到中国内地。

　　此外，还有南美航线，经巴拿马运河入太平洋，最终至中国。

　　观察上述线路图可看出，中国海上能源通道航距漫长，且线路单一，这是由中国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中国地处东亚，油气进口主要来自中东和非洲，在其他新航线未开辟的情况下，就使得中国海上的油气运输不得不走上述特定线路和通道。

　　中国海上油气通道的重要性

　　论及中国海上油气通道的重要性，首先应看到中国石油进口依存度的不断提高。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7年，中国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全年总进口石油达1.84亿吨，对外依存度达50.3%。2009年中国进口石油突破2亿吨大关。2013年中国进口石油达2.82亿吨，对外依存度达55.6%。有学者认为，石油进口依存度高低可代表一个国家经济的安全程度。中国的石油进口依存度高于50%，说明中国经济已过“危机”线。[2]无论这种判断是否准确，中国石油进口数量较大且逐年增加却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应看到中国油气进口对海上通道的依赖性并未因陆上通道的形成而下降。据中国国家海关总署统计，2012年中国原油进口来源地区及份额分别为：中东地区49.8%，非洲地区23.9%，欧洲和前苏联地区13.1%，西半球10.4%，亚太地区2.9%。[3]从以上数据可知，中国石油进口量中70%以上来自中东和非洲等地，预计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这种格局仍不会发生巨大变化。相对于海上运输，中国的陆路油气运输还只能作为一种补充，绝大部分石油仍需通过海上运输，而且苏伊士运河-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是必经之路，这是必须给予充分正视的客观现实。

　　中国海上油气通道面临的挑战

　　当然，中国海上油气通道所面临的问题和现实挑战也必须引起关注和重视，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带来的压力。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主要是针对国际局势的新变化，适时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及其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布局，以应对中国崛起，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权。在经贸方面，美国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介入亚太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在军事安全方面，进一步加强与日、韩、澳、菲、泰等亚太地区盟国、东盟伙伴国以及印度等国的军事合作；美国还积极介入并影响亚太地区多边国际组织。应该指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质依然是为了维护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超强地位。该战略的实施将影响亚太地区国际关系格局，对中国的海上安全构成重要影响，并间接对中国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形成一定的压力。

　　二是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的突出。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一再表示不对主权问题持有立场，但又明确表态《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正是由于美国的支持，日本一再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拒不承认中日之间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的争议，并否认中日两国领导人曾经达成的搁置争议的共识。近年来南海问题备受国际关注，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交汇点。相关当事国不仅强化各自对所占岛礁和海域的控制，加快对南海资源的开发，而且不断与中国发生实质性摩擦与碰撞，2012年中菲黄岩岛事件和2014年发生的中越南海争端便是突出的例证。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的存在和激化，为中国海上油气安全带来某种不确定因素。

　　三是马六甲海峡困局。马六甲海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水道之一，每年有约8万艘次船只通过，其中约60%为中国船只。中国进口原油约80%要经过该海峡。因此对中国而言，马六甲海峡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海上生命线”，它的通畅与否直接关系中国的能源安全、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安全，这便是所言的“马六甲海峡困境”。应该说，有关“马六甲困境”之说不无道理，无论从传统和非传统安全角度，马六甲海峡一旦发生意外，如恐怖袭击和自然灾害，包括沉船事件，都会对中国能源海上运输构成重要影响，值得高度关注，并积极探寻解决之道。但目前尚不存在对中国的现实战争威胁，即使在可预见的未来，对中国海上能源运输的最根本挑战--截断马六甲海峡的极端情况，在常态下仍然可以避免。

　　四是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的威胁。一个时期以来，对中国海上运输危害最大的当属索马里海盗。2009年索马里附近海域发生海盗袭击事件214起，至少47艘船只被劫持，占全球海盗活动的一半以上。[4]中国船只深受其害。自2008年10月以来，联合国安理会连续通过决议，呼吁国际社会积极参与打击索马里沿岸的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进行海上护航和对海盗行为的打击，嚣张一时的索马里海盗活动已经大幅度减少，但是，其对国际航运的威胁并未彻底解除。除了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外，马六甲海峡一带也不时受到海盗袭扰。但更令许多国家政府担忧的是，某些海盗集团与恐怖组织相勾结， 共同从事海上犯罪活动，有人将“海上恐怖主义”归为“政治性海盗行为”。[5]

　　五是中东和非洲政局的动荡。对中国而言，中东既是中国能源海上运输的主要出发地，也是进口石油的主要源头。但该地区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历来形势多变。2010年底以来，“阿拉伯之春”先后席卷中东国家，导致多名领导人下台。中东的政局动荡导致一些国家的石油价格、产量和出口等受到影响，给中国能源安全带来诸多挑战。非洲是中国第二大石油进口地区。除了属于中东板块的北非地区的政治动荡外，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虽然未发生大规模的政局变动，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国家内部政局不稳、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恐怖活动等，这些无疑增大了中国能源投资的风险。同时，随着中国在非洲经济活动的增多，某些西方国家无端指责中国“掠夺非洲资源”，“搞新殖民主义”，也给中非油气合作蒙上了一定阴影。

　　维护中国海上

　　油气通道安全的举措

　　第一，积极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有其强势的一面，但也受到各种因素制约，诸如金融危机、中东事态变化，以及乌克兰危机等，这不仅削弱了其实际效力，也为中国提供了回旋余地。中国应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通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来保持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避免与美国陷入安全困境，即所谓“修昔底德陷阱”。[6]二是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化，使之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三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打造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命运共同体”，构建良好的中国周边环境。同时保持中国经济稳步增长，不断提高中国自身的综合国力。概言之，中国能否成功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带来的挑战，是中国能否开创良好的能源外部环境，确保中国海上能源通道安全的前提条件。

　　第二，进一步开展海外能源合作。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使中国的安全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但总体而言，目前大国关系仍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它们之间是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这些为中国进一步开展海外能源合作，确保中国海外石油进口安全，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首先是中美石油合作。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两个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和主要石油进口国，在稳定全球石油供应，扩大石油生产能力，提高石油使用效率等方面，存在着利益共同点，而在推动全球石油投资，开发利用节能技术方面，两国也具有合作的潜力。其次，在东亚，中、日、韩三国是名列世界前茅的石油进口国，三国的原油供给地、主要石油运输通道具有很大的重叠性，即严重依赖中东地区、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三国在维护海上通道安全，化解投资风险，共建石油战略储备，影响国际石油市场定价等方面存在诸多利益共同点。中印两国、中国与东盟国家也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第三，妥善处理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应在坚持主权的前提下，进一步强化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同时，还应与日方探讨建立钓鱼岛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因“擦枪走火”引发冲突，给两国乃至亚太地区带来灾难性后果。而在目前中日关系陷于僵局的状态下，中国应加强对日“民间外交”，争取“以民促官”。中国还应注意协调与美国的关系，因为没有美国的首肯，日本尚不能贸然采取重大行动。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应坚持双边谈判与协商原则，力避南海问题国际化，并防止东盟国家形成对中国不利的一致立场。中国还应探讨对南海岛礁的各种不同管控方式，持续扩大南海维权范围和力度，但应防止南海事态升级和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化。

　　第四，坚决打击和治理海盗及海上恐怖主义。截至2014年3月，中国海军已先后派出17批护航编队，为维护海上通道安全和打击海盗活动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仅仅依靠军舰护航尚不足以杜绝海盗和海上恐怖活动，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均不可能为每一艘商船护航，必须采取综合治理措施方能奏效。从形式上看， 海盗行为发生在海上，但其根源却来自陆地。索马里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据联合国2013年5月2日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尽管索马里局势已经趋于稳定，但四分之一的索马里人依旧饱受饥饿和居无定所的折磨，仍需接受救济。[7]因此，中国应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帮助此类国家尽快恢复其社会和经济秩序，解决它们所面临的“和平与发展”问题，这样才能逐步铲除海盗和恐怖主义得以滋生的土壤。

　　第五，努力规避或降低与中东非洲国家油气合作的风险。在中东局势尚不稳定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应密切关注和分析当地局势，以把握新的机遇。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政局基本稳定之时，必然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到本国议事日程上来。尤其是随着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其关注点向东亚转移，势必放松对中东地区的管控，这将有利于中国在该地区拓展新的国际空间。在中非油气合作中，中国也应加大在非洲的风险投入。在此基础上，中国应设法稳定“贸易石油”份额，提升“份额石油”比重，并创新石油贸易模式，如“贷款换石油”等。为此中国应继续加大对非洲的援助，继续减免非洲债务，主动帮助非洲发展生产、改善当地人民生活水平，从而获得非洲国家和人民的理解与支持，以确保非洲国家对中国的石油供应。对于西方国家声称中国“掠夺非洲资源”和“搞新殖民主义”的观点，中国应进行有理、有力的批驳和回应。

　　第六，继续推进进口油气通道多元化目标。在稳定原有的运输路线基础上，中国应继续加强新的油气通道的建设，以进一步降低中国对于海上运输通道的过分依赖，缓解“马六甲困境”带来的影响。在海上，近年来所提到的“北冰洋航线”就是一种可以讨论的方案。在陆上，也有许多方案可供讨论，如“中巴原油管道”，该管道起始于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抵达中国喀什，可以输送来自沙特和伊朗等中东国家的油气。再如印度提议的“西亚-中亚-南亚-中国管线”，从伊朗经巴基斯坦到印度，或从土库曼斯坦经阿富汗、巴基斯坦到印度，然后延伸至中国。此外，还可以考虑在陆上扩容原油进口输油管道，在海上推进东海和南海石油开发，尤其是推进争议地区资源合作开发等。

　　第七，稳步增强海上军事力量。中共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要建设海洋强国，必须增强海上军事力量，没有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中国建设海洋强国就属空谈，中国海上石油通道安全也难以维护。但是，中国的海上力量建设，其目标依然是有限的。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中国需要兼顾陆海两个方向，尽管中国需要在保证陆地安全的同时， 对海洋方向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但陆地安全将始终处于中国安全战略的主要位置。因此，中国海上力量建设不会以追求当前美国和以往苏联那样的全球超强海军为目标， 也不会以挑战现存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权地位为目的，而只是为了满足作为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捍卫本国海洋主权和权益的基本需求而为之，这种选择也是由中国不追求霸权的外交政策和坚持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所决定的。

　　[1]http：//www.china5e.com/subject/show_693.html.

　　[2]庄芮：《石油进口持续增长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载《世界经济研究》，2005年第6期，第21页。

　　[3]田春荣：《2012年中国石油和天然气进出口状况分析》，载《国际石油经济》，2013年第3期，第49页。

　　[4]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8-11/19/content_10381633_1.htm.（上网时间：2015年2月20日）

　　[5]Samuel Pyeatt Menefee，“Terrorism at Sea：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Legal Response”，in Brian A.H. Parritt，ed，Violence at Sea，CBE，Paris，1986，p192.

　　[6]“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故名。

　　[7]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3-05/3898374.html.（上网时间：2015年3月1日）

　　张明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