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乡村，我们能做些什么

　　——乡村社区营造系列沙龙：回到乡村 圆满落幕

　　1月9日，由CCDI悉地国际发起的《乡村社区营造沙龙第一期：回到乡村》沙龙活动在CCDI上海总部举行，来自不同行业、不同身份但同样关注乡村未来的200多名朋友满怀热情地相聚在CCDI会场。

　　此次沙龙邀请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罗家德，资深媒体人陈瑶、Urbaneer都市工作群创始人潘陶、全国古村落志愿者网络发起人汤敏、设计丰收项目设计总监雷炯，以及爱生态网创始人郑伦作为主讲嘉宾。六位嘉宾中，虽说有些并不是从事设计及规划工作的，但他们都与乡村建设息息相关，了解乡村、热爱乡村并深入乡村生活。在演讲时，他们或活力四射，或娓娓道来，赢得在场听众的不舍离去。

　　在此之后的集体讨论环节，台上嘉宾与台下的朋友们就多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回到乡村除了情怀还需要什么？如何由乡村社区营造带来的城乡互动？以及来自现场嘉宾贺国庆为我们带来的“城乡资源对接，公益商业结合”等话题。嘉宾们都与大家进行了真诚恳切的交流。其中来自陕西咸阳泾阳县的村官韩军先生，更是从乡村建设实操者的角度，让大家切实感受到了乡村的诉求。

　　回到乡村，我们能做些什么？面对乡村问题，我们又该何去何从？在乡村建设的路途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沙龙中的热烈讨论余温未消，《设计家》杂志便有幸采访到了在沙龙中进行精彩演讲的5位嘉宾。关于这一系列乡村建设问题，他们分别在自己的领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潘陶：农村缺乏能与村民沟通的专业人士

　　潘陶：urbaneer都市工作群创始人、urbanmatica都市策略创始人，关注文化保护、老城复兴及旅游创意产业在中国的实践。

　　《设计家》：能否谈下您的职业经历？urbanmatica都市策略与urbaneer都市工作群指的是什么？以及目前从事什么类型的工作？

　　潘陶：我们现在所做的其实是关于区域发展的策划和规划工作。过去十二年，我们所从事的城市策略工作，其实就是帮政府卖地，反复研究这些城市可以被开发的方式以及适合这些城市的发展模式。从2009年开始，我们的角色开始转变。我们的团队从一个纯粹提供技术服务的团队到一个有一定价值观、关注人文的团队。原来的城市策略也变成了都市工作群。总之，现在的我们参与城市的成长及区域发展。

　　《设计家》：对于您而言城市运营与乡村运营有什么区别？

　　潘陶：城市运营与乡村运营最大的区别在于城市有城市的人，而乡村有乡村的人；城市的形态与乡村的形态也有差别，且其各自谋生的方式等。我觉得，虽说这两者从技术层面上有着千差万别，但是从价值观层面来看，这两者仍是类似的。

　　《设计家》：您一直提倡“乡愁经济”，能否与我们简单聊聊什么是乡愁经济？他的意义是什么？

　　潘陶：“乡愁”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文艺化的词，而经济又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提出这样一个词的目的是希望我们所做的事情不仅能从一个可操作的现实出发，又能从情感上获得大家的认同。谈到“乡愁经济”，我们总会提到这样一句话就是“永居才能保乡愁，经营才能谈经济。”“乡愁”是指人们到乡村生活的那一种心境，而“经济”则指一个城市的业态和城市空间。产业是需要经营起来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自上而下能完成的事情。

　　我觉得在乡村，以姓氏等划分区域，每个人都以自己的生活方式缝在土地上。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酝酿方式。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加速，人们慢慢离开故乡的土地。应该说，现在的人比古人更能切实体会到“乡愁”一词。在许多时候，人们已经不再认识自己的故乡，生活不断地被异化。当我们还不知道中国的未来城市是什么样的时候，就已经投身其中，不断与全球互动。

　　在过去几年，房地产大热，人们买房之时并没有打算自己所买的房子里住上一辈子，今天买明天抛的炒房者也不在少数；而在中国的传统思想里，一个房子可能要有传宗接代的功效，它与家谱在一起遗传下去。它告诉我们只有经营方可谈经济，没有传承的房地产行业仅仅只是在蚕食制造业，再加上制造业只负责制造，这两个行业被金融化之后，忘却了市场的需求。面对城市及生活空间，不谈经营何来经济？在这个逻辑支撑下，让人更开心地住在一个地方，更踏实地从事可持续经营的行业，我想这就是“乡愁经济”。

　　《设计家》：如何利用“乡愁经济”做好您的新故乡计划？

　　潘陶：新故乡计划实质上是做一个让大家能找到自己内心的故乡，与此同时，也是在让大家看到一种可行的路径。在寻找这些路径的时候，乡愁经济的经营就可以很好得为其找到故乡，也就是“新故乡”。新故乡计划所能做的事情是多种多样的。

　　《设计家》：您觉得做乡村策划工作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潘陶：我觉得，大部分城市人对乡村都是陌生的，农村该如何发展？老的村庄又应该怎样保护？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现在我们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方面，很多专业还没有完全进入乡村，因为目前的乡建专业人士也大多是城里人，乡村与城市长期处于无关联的状态；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在改建一个乡村的时候，外部因素过多。比如一个村庄内部的负责人比较多，且他们每个人所负责的东西是不同的，而自己只管自己份内的事情，但事实上，农村的所有问题应该是粘在一起，而不能单个解决。

　　《设计家》：您一直关注城市旅游、城市策划方面的东西，对于您来说，城市旅游与乡村改建之间有什么联系点？近郊农村应该怎样抓住城市所给予的辐射影响进行改建？

　　潘陶：近郊农村其实还是比较依附于城市的，城市为其提供了消费力，而农村则为城市提供了新的一个消费增长点，农村是供给方，城市是消费方，这是一种城乡供给的关系。事实上这些郊外农村的人非常向往城市中心的生活，而城市中心的人又向往郊外的生活。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他们两者之间应该是可以互动的。这种近距离文化圈的城乡互动事实上是供需关系的互动，而真正的旅游强调的是异地化的体验。

　　陈瑶：智慧做公益，年轻人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陈瑶：资深媒体人、中欧爱心联盟副理事长、杉树计划创始发起人，关注乡村社区营造《设计家》：您是出于怎样的原因开始从事乡村社区营造工作的？是如何进行的？

　　陈瑶：在公益活动中，我接触过一位叫小方的年轻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城市里的一家很大的地产公司找到工作，刚刚毕业出来的工资就有7000元，其收入在他的家乡（贵阳的山区）已是一个很高的数字。他母亲觉得辛辛苦苦供他大学毕业，儿子理应为家人每月打钱。但小方的工作非常忙，生活压力也很大，这是家人所无法理解的。但倘若这个小孩回老家工作，收入可能只有700元左右，乡村没有平台让他赚到几千元工资。听了这个事情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经历，我出生在武夷山，前几年想过回到那边，但是，由于在城市生活过久而没有啥共同语言，综上所述，我有兴趣去探索下城乡互动的一种会有哪些方式。

　　后来，我们选择了上海郊区的雪米村作为乡村社区营造实践点。在雪米村中，我们改造了一个农民的房子做民宿。田野调查之后，我们发现村庄的中老年人比例明显较高，就开始做“百老汇敬老餐”等让老人们来我们家吃饭、唠嗑。虽说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增添了这个村庄的活力。

　　城市人与农村人的关系，我想不要只是局限在企业家对农村的支援，不应只是我们将资源一股脑分享给农村，更多的是创造彼此之间的理解交流的平台，再看看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设计家》：您不是规划师，您觉得规划师对在乡村建设方面扮演怎样的角色，一个优秀的乡村改建规划师需要具备怎样的条件？

　　陈瑶：这个问题很好。首先，我觉得作为一个乡建规划师不应该只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为了规划而规划，最好他有跨界思维，用农民的心态去规划看看也是一个角度啊。如果设计师，只是将自己专业嵌入房子中去，从而缺少血脉的链接，我估计不会有令众人都点赞的项目出现。

　　此外，我觉得真正的规划师起码对规划自己的生命／生活也感兴趣，一个人如果热情的生活，热爱自己的周围朋友还有花花草草，愿意分享，那他的规划一定会考虑到更多方面的诉求，达成和谐圆满的结果。

　　此外，在乡村的生活需要智慧，怎样和环境打交道？需要多去了解种植以及农民的生活情况等。跟我们村民能交流得起来，乡建工作者还必须学会当地政府打交道，去获得政府的支持力量。

　　我认为的乡村改建规划师应该是跨专业、跨领域、富于创意的，更多的是应该打开自己的思维，摆脱自己原有的惯性；而不应该只是用自己专业的视角去对村庄进行指手画脚。其需要虚心地去了解别的领域的专业知识，让土地人文都得以恢复活力，而不仅仅是硬件上的规划。

　　《设计家》：我发现您现在所从事的还是做民宿及农家乐之类的，可是事实上，大部分农村是没有旅游资源，那么针对那些偏远乡村的改建问题，您有什么看法？

　　陈瑶：其实，我们所要营造的乡村都是有一些有利的客观条件，如果这些乡村既没有很好的风景，又没有很好的物产，农民都出去打工了，那么，目前，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去将它恢复。我们可以先看看村子里面还有哪些资源，我们可以用一些城市的资源引进带动村子恢复经济活力。吸引年轻人回乡发展。

　　《设计家》：有什么需要与读者分享的。

　　陈瑶：城市里的生活有着很高的成本，大家更多的是在考虑经济收益是非常正常的。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去平衡这经济收益对生活的影响，思考怎样的生活方式才是合适自己的最优方案，赚钱是个手段，如果愿意，我们就可以探讨更高的目标会是什么？人对于物质的要求也是相对的，这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思考。年轻人千万不要放弃自己选择的权利，独立思考的能力，去尝试一下生命的多种可能性。用行动去感知未来，定义未来。

　　雷炯：“设计丰收”探索城乡互动发展模式

　　雷炯：设计丰收设计总监

　　《设计家》：您现在的主要工作是什么？您是通过怎样的契机进入乡村建设行业的？

　　雷炯：我现在主要参与运营“设计丰收”这个项目，研究城乡互动下的乡村可持续社区设计，这个项目最早是studio TAO设计工作室和同济大学联合发起的。我那时在同济读设计专业，而我的研究生导师娄永琪教授正是“设计丰收”的发起人，所以几乎是从一开始我就参与了这个项目的设计研究。毕业的时候，这个项目走出象牙塔进入实践阶段，由于我非常期待看到这样一个项目的落地，就自然而然继续留在了这个项目。

　　《设计家》：在演讲时，您说过，不想当农民的设计师不是好的乡村改建规划师，对于您来说，做乡村改建规划师就必须具备怎样的素养？

　　雷炯：参与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学习“拿起”和“放下”。首先是要放下对于设计师这个身份“高大上”的条框定位，需要有更多的“土气”，到一个乡村的社区中去做事情，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融入进去是非常不容易的。另外就是“拿起”更多的工具，去接触更多与你的专业可能不符的东西，我们常笑说必须得是女汉子才能留在“设计丰收”的项目中，因为你可能除了要会点儿木工活，还需会种点儿地。这些乡间体验让我们这些设计师更好地能为乡村社区这个系统考虑设计。

　　《设计家》：您是个在城市中出生、成长的人，农村生活在设计方面能够给与您怎样的启示？能否举例说明一下。

　　雷炯：作为城市里长大的自己通过这次的项目体验，深刻明白到农村生活是有很多智慧的。而这些建立在农耕文化上的智慧是他们通过劳动实践与自然环境发生亲密接触而来，比起我以往在城市中得到的体验，它更为深厚，更为系统。

　　我同事常常说起土灶的作用，对于城市人来说，它只是一个能让饭变得更香的炊事工具，而工业的发展也使得它能被更为方便的煤气灶或者电磁炉所完全代替。但其实土灶的作用远不止如此，以前人们在农田里收了稻子，剩下的秸秆拿到家里作为土灶的能源，烧尽后秸秆化成草木灰，又能还于田中，施肥和防治病虫害，这是一个小而紧密的循环系统。那我们现在把土灶这个点拿掉之后，这个系统就发生变化了，不能还田的秸秆被相当多的村民选择就地焚烧，而田里的这把火会消灭掉很多农田的有益微生物，原本平衡的农田生态系统就很容易被破坏。而这种平横被打破造成的后果便是需要更多人为的施药和施肥，这便是我们在享受生活便捷的同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我想，维护农村生态是非常重要的。

　　《设计家》：在演讲中，您还说到要通过一个“设计思维”来整合城乡资源，那您所说的“设计思维”具体指的是什么？

　　雷炯：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是对比于传统的设计实践（design doing）的一种思维方式，IDEO总裁Tim Brown对设计思维的定义是这样的：用设计的方法，解决企业和社会面对的各种问题。一般人们对于设计的认知更多的在于“物”，其实设计更多的是关注造物背后的思维。它不能脱离传统设计思维凭空出现，而是从传统的设计方法论里演变出来，以解决方案为基础，更强调设身处地地去体验客户需求以及社会化思考。

　　在微博上有过一个讨论，有朋友问，农业需要设计吗？大自然是最伟大的设计师，农业是大自然最原生态最纯粹的承载者，还需要设计吗？我的回复是：农业因为人活动的介入，所建立的从物到人，从生产到消费到再循环的复杂系统当然需要被设计。这远远超出视觉意义上的“美”与“不美”。

　　《设计家》：能否具体与大家分享下“设计丰收”项目？这里面的“丰收”指的又是什么？

　　雷炯：我们在仙桥村实践的“设计丰收”项目，主要是尝试将设计与乡村的各个产业相结合：当设计遇上农业，就有了体验型的生态农场；当设计遇上剩余空间，就有了民宿，以及新的农旅模式。我们在这个村做的一些点都是很小的，而当这些功能各异又相辅相成的点越来越多，就能形成丰富的服务体系，吸引资源和劳动力回流，让乡村重新开始造血。

　　《设计家》：每一个村庄都有自己的故事，农村与城市相比也有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您觉得乡村应该如何抓住自己的文化脉络以及自然环境条件，得到一个自己比较理想的定位？能否具体谈谈？

　　雷炯：仙桥村是一个典型的“新农村”，它与大部分被城市化影响的村庄一样，传统民居被欧式小洋房取代，老一辈劳动力接不到新一代，从而导致很难复生一个强有力的本土文化元素。竹编这种手工艺文化的兴起是和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必不可少的生产生活工具。但是，现在由于出现了更便宜更好储存的器具，竹编手工艺就慢慢消失，我想，这些手工艺应当以更开放的态度去面对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才有机会寻得新生。保护传统文化并不仅仅只是保护，更多的是让那些以前的东西重新拥有生活的能力，能够自己造血，物品如此，文化也如此。

　　《设计家》：对于仙桥村的规划开发，融合产业经济的农村改建是城市辐射圈内的农村目前所追寻的，但是，在中国，大部分农村事实上并非地处城市辐射圈范围内，对于那些地域的农村改建，您有什么自己的想法？

　　雷炯：互联网的到来，让地域的概念缩得越来越小，我们能吃到千里之外的好东西，能去万里之外的地方远行，所以非城市辐射范围已经不见得是一个劣势了，而如果因为这种远离让文化和环境得以保存，反而成为优势。新的乡村建设一定是基于当地的，同时是开放的，但也并不是说有了互联网的营销就一定能做成，不管在不在城市辐射圈范围，有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才是关键因素。

　　汤敏：古村落需要“活化”与“保护”并存

　　汤敏：奥雅设计集团研发总监、全国古村落志愿者网络发起人、《生态都市主义》作者，关注可持续城市公益，古村落保护发展

　　《设计家》：结合您的职业经历，能否告诉我们，您是出于什么原因开始研究中国古村落的？目前，从事的工作是什么？

　　汤敏：我的专业是景观设计。我觉得现在流行的开发主义、毁旧建新的思潮几乎已经疯狂到无所不毁的地步。我们需要有一个与开发主义相配套的反向价值观——保护与持续发展。

　　在毕业之后，我先后进入政府规划机构等地方工作，寄希望于智库及精英们可以帮助实现城市弱势群体的保护与可持续价值观。但是，在经历了那么多年后，我发现，那些所谓的精英和智库根本没有时间关注这个群体，我们也难以用情怀去要求他们独善其身。直到后来，我在公众面前交流这种价值观和相关的策略时分找到了实现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伙伴，之后与他们人建立了全国古村落志愿者网络，一同践行古村落的保护及活化工作。

　　《设计家》：您也曾说过，有些旅游开发将古村落变成了老照片。我也曾探访过国内多地的古村落，发现越是发达的地区，古村落的破坏程度越是严重些。与此同时，您对古村落的消失速度之快这一现象有什么看法？

　　汤敏：你的观察很准确，发达地区的古村落确实受到的迫害大于欠发达地区，其原因在于发达城市周边的古村落是最早拥有发展机遇的村庄，有了发展的机遇也就会面临拆除的危险。不得不说，发达地区无论是被留下还是被拆除的古村落，鲜见有符合保护与持续发展理念的古村落。

　　而中国古村落在消逝也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在国家前三批传统村落中能进入人们视野的只是冰山一角。没有关注就等于死亡，年轻人会离开，而老人也会离去，年久不住的村子禁不起太多的风雪而坍塌的同时，外来人员偷盗古迹情况的发生，以及土地利益的驱使下，现在古村落消逝的速度非常快。而政府性的保护由于由于数量太多，只是杯水车薪。

　　面对这些即将消逝的古村落，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感叹它的消逝，更重要的是应该想办法让古村落在现代重新被利用起来，让村庄传承下去。

　　《设计家》：保护古村落行动应该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请说说原因。

　　汤敏：“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是一对互补的伴生体。从自己内心出发，我希望我们对古村落做的不仅仅只是“保护”，而是“保护”与“活化”并存。“活化”的要点是让古村落一直被使用下去，我想，发掘这个不断改变的使用功能比单纯的表象保护更重要。

　　我一直认为发展古村落，最重要的是价值观的转变，而这不是资本的快进快出等所能解决的。古村落的“活化”更多看起来是需要志愿者重建与村民的信任和沟通，耐心地维护乡村的多样性和尊严感，因而我们团聚近千位志愿者开展服务。

　　保护完整性和提高村民生活水平并不是一个对立面。真正的矛盾点在于发展起来后的村落如何处理好投资者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投资人是否按增长比例惠及村民，会不会让村民陷入“增长性贫困”？等问题已经成为古村落活化中最尖锐的矛盾。

　　《设计家》：古村落是中国的瑰宝，设计师在改建古村落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现代的设计是否如何融入古村落的改建中去？

　　汤敏：古村落不仅体现着形式美学上的文明，更体现着社会制度和文化礼仪的文明。相比之下，我们当下的建设与之相比是粗鲁的，野蛮而又未开化的，若说这些古村落里曾经的生活方式是文明的贵族，而当下的我们可能只算得上刚刚开始文明的生活。

　　设计师应该做的不仅是硬件的设计，更重要的是应该考虑如何做好古村落原有的文化形态的问题。至于现代的设计手法如何融入的问题。我觉得不同时代承载先进文明和社会制度的形式语言是不一样的，形式除了反映美学和符号联想的功能外，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其凸显先进文明和社会制度的功能。

　　此外，我觉得在形式上，设计师虽说应该借鉴学习古村落中具有文化意义的建筑物，但另一方面，单纯的模仿不能称之为传承，因为传承的前提理应是开拓，没有开拓的传承，那是食古不化，拾人牙慧。所以我是比较推崇在形式上的古与今创造性融合。

　　《设计家》：我们看到许多曾经的古村落因为个体条件的差异，导致有的民宅保留完整，而有的已经拆掉重建。对于这些已经有所破坏的村子，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保护措施？

　　汤敏：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我们的文化价值欣赏能力远远落后于对经济价值的欣赏能力，所谓德不配位，是大祸，故经济和文化水平不配位也是大祸。很多人用“存在就是合理”的观点来试图认可和解释这个时代这些粗劣的建设及行为，也是时代文化的特征。

　　虽然我们不可否认这个时代为我们创造了一种“文化”，但是这种“文化”把当下这个时代钉在了文明的耻辱柱上，给中华民族总体的文明水平拖了后腿。

　　怎么把这些文明垃圾废物再利用的确考验着当下的智慧？首先，由于垃圾太多，完全用清理的方式是不现实的，更多需要思考与行动的是将这些不具备文明内涵和追求的方盒子、玻璃墙重新赋予文明的细节及符号。如何将一幢幢趋同的建筑改造出各自的文化身份？如何将诗书礼仪的文明制度去点亮品位？这些都将是我们跨入文明时代所必须完成的使命。扭曲发展呈现出的文化算不上是文明，改造这些文化走进文明才是当下重要的使命。而对于这些古村落更是要以“古”为新，以差异化为新，以“真”为新，以村民和公众所期待的“新”去传承活化。

　　郑伦：用电商让农村增长附加值

　　郑伦：爱生态网创始人

　　《设计家》：您能分享一下自己的职业经历吗？您为何将自己的着眼点放在农村？

　　郑伦：1999年在复旦物理系本科毕业后，我先是在深圳工作3年，后来留学法国一年，回国后来到上海发展。后来，由于工作让自己迷惘，我又去了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工作了三年。研究中心的工作让我找到新的工作方向：离开城市，到乡郊去，办一个生态农庄！

　　2010年起，我便开始着手做生态农庄。由于当时的条件并不适合直接到乡村去建农庄，在起步阶段，农产品电商成为我的突破口。在此之后，我先后在两家有机食品和农产品的电商公司工作4年多后，自己创业着手于做生态农业媒体、农产品电商，并逐步规划实施自己的农庄项目。

　　《设计家》：作为爱生态网的总经理，爱生态网主要经营的是什么项目？您所坚持的生态农庄具体指的是什么？

　　郑伦：爱生态网主要做以下几方面的业务：一是行业分析研究；二是农产品电商咨询；三则是农产品电，以及现在开始筹备的生态农庄项目。我们所规划的生态农庄以农业为根基，在此之上开展新的教育实践、新的商业形态实践、新的经济结构实践和新的文化实践。具体来讲，我们所建设的农庄，总占地约1000-2000亩，距一线或二线城市市中心2小时车程。农庄采用生态农业进行设计规划，结合地理人文，修复土地，恢复自然景观，因地制宜进行生态农业种植。农庄由20户左右的家庭农户来经营和维护，每户负责50-100亩地，家庭农户半耕半做。农庄建有一个以自然教育为特色的学校，接受家庭农户的孩子和附近乡村孩子入学。农庄因入住家庭农户的职业不同，也会有不同的商业性能。农庄的经济效益来自农庄产出的农作物、教育及旅游，而与此同时，是农户第二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

　　《设计家》：您曾说过，您希望自己的平台能够让相对比较偏远落后的村庄得到更好的改造，在发展这些符合您条件的村庄的产业经济的时候，贵司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郑伦：我当时表达的确切意义并不是说“让相对比较偏远落后的村庄得到更好的改造”，而是讲我筹划农庄可以选择相对落后的乡村。但是我想在做这样事情的同时，当地的经济、文化和教育会被一并的带动起来。农业做好了，农产品卖出去了，来农庄观光旅游的人多了，当地的经济自然就发展起来了。农庄的自然教育学校办起来了，教育自然就发展起来了。有几个农庄合伙人在这里半耕半读，真实的生活，文化自然就有了。

　　《设计家》：现在做农村与城市连带作用直销性质的电商有很多，“爱生态网”的优势在哪里？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

　　郑伦：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的出发点是想做出好的农产品，电商只是一个工具。我们现在用自己电商渠道销售的产品，除了标准化的深加工农产品以外，食品是代理销售机制，大部分农庄的生鲜产品是深度合作机制。比如我们的林地散养土鸡，爱生态网会与自己的基地一起设计品牌，为这个土鸡做定位，然后定价。当然，为了保证鸡的品质，我们也会不断地做一些养鸡的研究。我不希望用噱头去营销，也不希望爱生态网用一些看似矫情的故事去吸引大众，我所制定的路线应该是反其道而行的。另外一点是我们不认为同行之间是纯粹的竞争关系，我们觉得更应是一种竞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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