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逆未来学”探索日本城乡规划，切忌不符实际快速发展

　　——访日本知名建筑家 八束初

　　八束初

　　1979年毕业于东京大学都市工学专业博士；1985年创立株式会社UPM（Urban Project Machine）；1988年成为熊本县城乡规划总建筑师，担任芝浦工业大学教授，现已退休。曾师从丹下健三。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方面，是否有一些发达国家可以借鉴？相对于欧美诸国，近邻日本与中国有着在传统文化、人口分布、建设历程（战后起步）等方面诸多相似之处，那么，借鉴日本战后60多年来的城市化及农村村镇建设经验，并探索“部分地移植、复制”到中国的实践中，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在1965年之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都市近郊农村快速城市化，农村地区人口逐渐稀疏化，居住区无序、混乱现象也比较严重。随即，政府也出台了如同《土地改良法（修正）》、《新农业基本法》等法律来整备农村用地以解决诸多问题。在这时，以丹下健三为代表的新陈代谢派设计师诞生，他们强调事物的生长、变化与衰亡，极力主张采用新的技术来解决问题。而作为丹下的学生，八束一直致力于研究新陈代谢派对日本城乡建设的影响。

　　八束早年便开始研究包括中国城市在内的城市发展，在关心城市不断积聚人口的同时，更为关注的是日本社会人口的大规模迁移。现在，他所关心的城市规划已经超越原来所谓的规划，也被称为“汎计划学”。它是以预测未来为基础对国土计划等进行引申思考，这种“逆未来学”的研究手法也是他现在正在探索的。

　　当然，在日本的城乡规划中也出现过许多问题，八束说：“在日本，与中国一样，由于城市便捷的生活，导致了农村的活力下降。”他告诉我们，希望中国在做乡村建设的时候，除了建设本身以外更应该注重乡村的活化，以避免走上日本的老路。

　　我是一个城乡规划理论家

　　《设计家》：能否简单介绍下您的职业经历？

　　八束：我毕业于城市规划专业，师从丹下健三先生。但是，由于当年先生工作忙碌极少来大学，再加上其他各种原因，我在研究室的活动基本属于休止状态，当时对自己的未来及研究方向也是一片迷茫。与此同时，当时的日本城市规划领域正属于转换期，在快速成长期的末端，丹下先生以及其他新陈代谢派设计师开始因现实的冲击而变得迷茫，甚至失去方向。新陈代谢派是在日本著名建筑师丹下健三的影响下，以青年建筑师大高正人、稹文彦、菊竹清训、黑川纪章以及评论家川添登为核心，于1960年前后形成的建筑创作组织。他们强调事物的生长、变化与衰亡，极力主张采用新的技术来解决问题，反对过去那种把城市和建筑看成固定地、自然地进化的观点。然而对于当时日本的城市规划以及土地政策，民众处于不信任的状态，在这个时间段，作为建筑师不应该做一个很大的愿景式的号召，而是更应该从底下的老百姓入手，了解他们需要什么，然后加以调节，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便开始从事这样的一个转换工作。毕业之后进入矶崎新的工作室学习5年有余。直到1980年前后，矶崎新作为个人艺术家的身份推进工作，他的做法让我看到了一种与平民主义完全不一样的城市规划方向。在此之后，自己创立事务所并参加建筑活动的同时，我进入芝浦工业大学做大学讲师，无论是实践的设计还是对日本城市规划的研究延续性都得以继续，所以，准确的说，我应是一个城市规划理论家。

　　值得一提的是，大学期间，我便开始研究包括中国城市在内的城市发展，只是我所关注与研究的方向与传统的制造城镇不一样，又与日本当时的趋势相逆行。在关心城市不断积聚人口的同时，我更为关注的是日本社会人口大规模迁移方面的事情。比如，我所设计的“东京企划2010”事实上就是对丹下先生“东京企划1960”的一种延续，以东京在这半个世纪以来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为前提规划一个超大都市东京的一种构想。也是出于对日本城市变迁的研究，我对新陈代谢设计师的工作也较为关注，于2012年在东京森美术馆开幕的“新陈代谢派的未来都市”展则是对这个时代所创造的都市形态的一种展览。因此，我不认为丹下先生仅是在一个乐观高度成长期所诞生的建筑家。

　　现在，我所关心的城市规划已经超越原来所谓的规划，这种泛义的规划也被称为“汎计划学”。它是以预测未来为基础对国土计划等进行引申思考，这种“逆未来学”的研究手法也是我现在正在探索的。

　　《设计家》：在您的职业生涯中，丹下健三与矶崎新两位老师给您带去怎样的影响？

　　八束：矶崎先生对我的影响在于其后来对城市设计的工作，他在当年城市化设计浪潮中全然而退，且热衷于做富有个人艺术色彩的城市规划，对于社会、经济、技术、法律等都不太关注，是一个纯粹的设计。矶崎新所关心的是一种城市设计，而非规划。与此相对，丹下先生在大学时期与一些地域经济、社会学、地理学等方面专家共同研究，他们与其他新陈代谢派设计师一起也曾是日本国土改革计划的发起者之一。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两个类型的设计师对社会学、经济学的看法在我后来的职业生涯中有所影响。虽说现在不再从事城市规划实践的定位与矶崎新比较相似，但是对于城市除设计以外的经济、人文等方面的关注又与丹下先生比较接近。

　　由完全统一到略微差别的住宅设计

　　《设计家》：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乡村建设，结合日本的情况能否与我们聊聊在1960～1970年日本经济高度发展期间，日本国家的城市化进展对农村地区的影响？

　　八束：先前《设计家》与我说想就农村建设采访我，我拒绝了，事实上我所研究的并非是真正的乡村建设，因为我的着眼点不在于真正的农村，更多的是大都市边缘地带郊外地区的开发。“郊外”一词源于欧洲，早年就出现住在城市中心的资产阶级因环境恶化而迁至城市外缘地区（当时还是农村）。后来由于这些原来的郊外村庄被那些工作人员的妻子与孩子所占领，久而久之，农村就变成了城市，一些从其他区域过来的人就会选择在这个曾经的外围圈工作，这就是howard的田园都市构想。

　　这种田园都市的构想使得原来的农村变成了城市，原本的郊外及农村逐渐呈现两极分化的现象，农村便不再是以前农村的样子，而是以城市农村这两者混合在一起的生活方式存在。也是这种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现在的东南亚、南美洲等地都出现城市化过甚的现象。在城乡结合部则出现贫民窟的情况，变得多极分化。虽然，我们不是很清楚这些郊外地区曾经是怎样的农村，但是，这个郊外区域在目前来说已经成为新旧交流方式的混合存在。

　　《设计家》：1960年代，日本制定“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在这个计划的前提下，“日本住宅公共团地”的住宅供给建设方式以及当时那些建筑家、城市规划家面临怎样的问题？后来是如何解决的？

　　八束：战灾复兴时期，因为便宜地供给大量住宅是主要目标，所以大量建造标准型的住宅是当时的宗旨，这从某种程度上与现在中国乡村改建（乡村建设）中的统一分配农宅类似。在日本，住于团地的居民会自嘲喝醉酒回家都分不清楚哪一栋是自己的家，这种千篇一律的住房群不仅影响美观，还对人们生活带去了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在之后，西欧以及日本等国家的现代主义建筑师在经过反复研究讨论后产生一种民主主义的住宅供给。这些住宅在预算上显得更加宽裕，虽说以商品差异化作为目标，但也没有完全脱离统一化的住宅供给。我觉得设计师若能在一个较为统一的规划下设计出一个又一个看似类似却又有着细微差别的建筑，是一件极富有挑战度的事情。

　　事实上设计这样的住宅建筑不应该以操作外观表层作为主要内容，而应该把以前时代剩余下来的东西切成最小限度的住宅。何谓最小限度的住宅，即是在相对节约的材料利用上设计出以人为本的住宅建筑，而不是一味追求建筑物的外观。这一理念也应验了中国文字中“清贫”的美学特征。这种美不仅仅只在于住宅的外观，还在于室内平面设计中对家族构成，以及家庭成员交流的空间设计，设计师不能脱离现实做一些看似好看却不好用的集体住宅。

　　说起日本的住宅，不得不说最近的日本出现了很多高层住宅，虽说其建造的量远不及中国，但是在这些建筑物中又一部分建筑对框架＆设备的考虑是可以被中国所用的。这些建筑只有框架、地板被固定，其他部位都可以替换，虽说框架的耐用年限是现在所知道的技术中最长的，但是其设备的保险相对较短，所以，每个楼层的地板都需要与地基一样处理。在超高层住宅中便出现用层叠方式做出的人工地基。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哪怕是这个建筑的骨架破坏了，那些区域的功能还能保存，内部的设备也比较好替换，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减少了消耗，这与新陈代谢派的理论相似。

　　重视居住者的声音，探索新的发展

　　《设计家》：您曾经做过哪些规划项目？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八束：以前与矶崎新一起做过一个“熊本艺术城邦”的项目，即为熊本县城本身及附近的农村地区做一个整体规划。对于这个项目，我与矶崎新希望能对熊本县进行全面的调查之后进行规划。熊本县对我们的想法比较支持，也使得我们有了自己的发挥空间，我们成为这个项目所有业务的设计师。

　　我们主要的角色是决定各个业务的设计者。在规划设计中，所有的选择都不是以熊本县内的权威人士为准，更多的是看当地的人们选择。由于我们所要做的不仅仅只是一个展示秀，所以，在这个项目的规划中，我们改变了之前的一种设计方式。如，在这之前，日本的住宅团地作为一个聚集近千人居住的场所，千篇一律的设计也是一个普遍现象，为了避免完全复制的建筑群出现在郊外，我将曾经的统一策划设计的模式进行调节，让建筑物群体具有统一性又有差异性。

　　但是，与此同时，一般的居民对建筑的系统等所知甚少，他们对一个事物的眼光也不够长远，所以，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还必须在一些文化设施内与居民一起召开研讨会获得居民的理解，逐个问题逐个解决来规划整个地区，而不能无视下面的声音。

　　《设计家》：在日本的城乡规划中，政府饰演怎样的角色？

　　八束：50年前，日本也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当时不仅仅只是建筑大量供应，对于许多东西的探索也在进行之中。而在这种探索中，不仅只是规划师、建筑师，政府人士也成为这个探索中的领军人物。如果你能看看当时日本的建筑杂志的话就会发现，当年政府部门的人与私营业主对新事物的挑战力度是现在无法比拟的。我想，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政府的一些决策与设计师的状况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政治家、行政机关没能与规划师及建筑师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那么工作就无法进行。

　　《设计家》：您刚才所说的新陈代谢派，对日本整个城市乡村建设有什么影响？这对现在的人们又有怎样的启示？

　　八束：1960年代产生的新陈代谢派强调事物的生长、变化及衰亡的过程，当时的日本应该是有着许多问题，日本土地狭小，山地多平地少，倘若人口大多都集中在大城市生活，土地问题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所以，设计师们就开始考虑用人工的新技术在高空及面上创造土地。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陈代谢派设计师中，除了槙文彦之外都出生于农村，所以，他们明白土地的重要性。大高正人和菊竹清训在新陈代谢派“热”结束之后，仍与通产省等协作进行人工土地研究会，特别对集合住宅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不仅在乎这些集体住宅未来的形态，对现已建成的系统也特别关心。他们的志向便是做非千篇一律的景观，而其二人所提出的群像形说的原理也是其中一个理论。在实践方面，大高正人结合人工地盘的考虑，在一个名为“坂出”的小地方做出了一个模型，这个项目都是预算比较低，但在建成后却有很好的效果。

　　切忌不符实际的快速发展

　　《设计家》：您认为现在的日本郊外及农村规划存在怎样的问题？日本政府采取了何种方式解决？

　　八束：日本郊外及农村地带依旧问题多多，目前来说日本居民偏爱居住在附带花园的小别墅中，而这种较高的要求与现在日本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是极其不相符合的。与此同时，由于一些私铁推出各种优惠活动，大量人口跑去农村购买房子。住于农村，上班在市区的情况让人口流动呈现较为频繁的状况，从而引起能源消耗、地铁拥挤等现象。在此时此刻，日本市区又开始建造超高层住宅建筑，并从生育儿女到养老整一个过程都在城市完成，这种往市中心回归的现象为整个城乡人口移动出现又一轮逆转，也成为“紧凑型城市”战略。

　　与此同时，日本的人口减少，国内生产力严重下降，产业空洞化的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日本政府又将战后的“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类似于中国新农村建设）终止，调整为“国土形成计划”，将土地分配授权给各个地区，国家不做统一分配农村用地及城市用地。

　　《设计家》：您认为日本的城乡规划的演变对中国有怎样的启示？

　　八束：日本与中国相似，它也经历了这么一个高速发展期，而这个时期相对于其他时期有一个特色就是规模和速度。曾经的日本想将西欧花了100年所能完成的事业在50年内完成，而敢于冒险的新陈代谢派则加速了这个过程。50年后的今天，当时不顾实际情况快速发展的情况使得现在的日本想象力完全枯竭。再加上产业空洞化的加剧，现在日本的农村地区变得越来越失去活力，所以，在城乡规划的道路上，希望中国不走日本老路，活化乡村，在农村配备更多的产业形态，使得农村能够自己发展起来或许在目前中国是比较可行的方法。

　　总而言之，日本曾经的经验对中国来说有一些借鉴作用，但是，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程度是之前的日本所无法比拟的，再加上，日本早50年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国际大环境的变化，或许中国仍有许多日本所无法经历的情况发生。但无论如何，不考虑实际情况的快速发展势必会导致一些问题，也许也会出现如同日本曾经那种城乡混乱的局面。对于这些，目前的中国应该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希望中国的规划师不要忘记人们本身的需求，而不是一味追求高效率。

　　《设计家》：目前，您还在做新的项目吗？

　　八束：我在熊本城市规划的项目之后就没有再接项目，由于去年开始进入退休模式，现在也不去大学了。如果说最新的方案，那么应该就是“东京计划2010”。

　　采访：《设计家》 整理：金彦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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