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加剧 不会让生活更美好

　　如果一个国家对财富有着强烈的负面态度，那么对企业管理人和投资者来说就不会是宜居的环境。所以近年来仇富的社会情绪持续增长，对政府、跨国企业和全球投资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因为，一方面为了减轻民众对富人的不满情绪，政府需要对富人实施更高的累进税率；而另一方面，为了鼓励投资、留住企业，政府又必须保持在全球范围内有竞争力的较低税收。对跨国企业和全球投资人而言，日益高涨的仇富情绪使得他们要认真评估目标国家的投资气候与居住环境。

　　于是，我们对于影响人们财富态度的因素进行了研究，估算出各个国家的财富宽容值，以下是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

　　首先，公共信任度（陌生人之间的互信）高的社会对富人的态度更友好。政治经济学家认为，一个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资本之一就是公共信任。这是维持民主良好运行、促进市场有效运作的一个主要构件。研究结果也恰恰证明，在那些公共信任度高的国家，人们对财富的态度更为积极。

　　其次，对富人和财富宽容的社会还有以下文化特征：注重个人主义，有着强调物质成就的重商文化，并甘愿承担高风险。

　　再次，在收入分配上，我们发现并不是财富分配本身导致了对富人与财富的反感情绪，症结在于社会是否为大多数人提供了公平获得财富的机会。

　　我们最有趣的发现也许是：较高的总税率不会提高社会对财富的宽容度，但总税收中个人所得税比例较高，相应的社会财富宽容度也较高。总的来说，是采取较高的累进税政策，还是采取较低的税收政策，政府必须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前者能争取到低收入者的支持，但有流失投资与企业的风险；后者会吸引更多的企业与富有的企业家，但可能会惹恼群众。

　　而这样艰难的选择不一定就是高低税收之间的零和博弈，我们也有可能通过调整税收结构制订出双赢策略。比如，为了提高对富人的社会宽容度，政府应该将总税率保持在相对较低水平，调整税收成分，将收入税的百分比与总税收的百分比保持在同一水平。

　　此处的收入税包括个人所得税、利润税与资产收益税。

　　许多人相信经济自由化会加剧人们对财富的不宽容。在那些经历了政治和经济剧变从共产主义转向自由市场的国家中，经济自由化带来了蔚为可观的财富。但新创造的财富大多落入了那些人脉广泛的特权精英手中，从而导致社会的极大不满，因此对新的富裕阶层产生了反感情绪。

　　无论是从政府还是国际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为了改善公众对富人的印象，强大的公共管理、个人主义、高度的公共信任和个人所得税在总税收中的较高比例、重商政策和鼓励企业家冒险的政策都不无裨益。

　　李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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